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

文_林方文

弗里敦，塞拉利昂的首都，位于大西洋岸边的弗里敦半岛，因气候温和、降水充沛，终年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被称为非洲西部的花园城市。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塞拉利昂自2014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紧急状态。随着疫情逐步缓解，首都弗里敦逐渐复苏……

在飞往弗里敦的路上，穿过了和西非十分不匹配的灿烂云层，而俯瞰大地，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先是起点，加纳首都阿克拉，缺少绿色的黄土地和基建发达的沿海平原格外显眼；然后是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湿地渐多、水汽充沛；最后是降雨最凶猛的塞拉利昂，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洪水将大地分割成条状，村庄蜷缩在孤岛上。

有时我会觉得弗里敦（塞拉利昂的首都）像100年前的香港——快艇逼近市区，没有高楼的都市依山而建，码头岸边照例漂满了藻类和垃圾，空气里有浓重的海腥味。这天风大，我偏偏坐上了轻飘飘的7人座小快艇，小艇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间歇性失重频发，那是我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最险恶的海上环境。有时看着大浪和舷窗齐平扑来，总觉得船会侧翻。

塞拉利昂近来降雨增多，这不仅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还造成塞拉利昂偏远地区交通不便，机动力量反应迟缓。埃博拉一旦在偏远地带爆发，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所幸这种情况在连续一年的严格控制下几乎不会出现了。说是“严格”，其实只是针对正常情况下西非民选政府的效率和执行力而言，如果在中国，疫情应该不超过半年就能被控制住。

酒店装修一新，夜里有小奶猫趴在长廊的椅子上冲着路过的人哀叫，它的眼睛非常干净，鼻子上也没有任何污物。这座城市及这个国家正在复苏，这只嗷嗷待哺的小猫也成了暗示之一。没有人戴手套和口罩了，人们明显变得更有精神，脸上带着微笑，对中国人比此前还要友好——不过他们仍然以碰肘代替握手。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8月2日这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分别仅出现1名埃博拉确诊病例，是2014年3月以来单周感染人数最少的一次。空气中没有了2014年8月的压抑感。记得当时我走到每个地方，人们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和绝望。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交界处的一家医院一周内死了80多人，我曾经到过的凯内马中心医院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20多名医生和护士。

另一个好消息是，世界卫生组织说正在几内亚开展临床实验的埃博拉病毒疫苗因效果良好，将得到进一步推广，提供给所有曾暴露在埃博拉病毒环境下的人。我到达的第二天，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宣布部分放松紧急状态下的管制，人们重新拥有集会的权利，酒吧、夜店、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也都恢复营业。

2014年8月，因为肯尼亚航空公司临时停飞前往塞拉利昂的航班，我被迫在肯尼亚多停留了半个月。2015年6月初，肯尼亚航空公司宣布恢复塞拉利昂航线。7月底，科罗马公布了“后埃博拉时期”经济复兴计划，希望能在9个月内重振塞拉利昂的经济、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能源事业，清洁饮用水，争取两年内重回正轨。

弗里敦的街头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沙滩足球如火如荼，新修的海滨人行道上，各种肤色的人在夕阳的余晖中慢跑，咖啡馆、餐馆渐次开张，工人们正在合力翻修此前废弃的旧屋。一个当地的小孩冲着飞驰而过的机场巴士笑着大喊“Hello Chinese”，而车里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是亚洲面孔。出售船票的代理商套着一件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背心，仿佛是这座城市历经磨难的证明。

傍晚时分，我走在弗里敦市区的Lumley海滩上，这里的景色非常美。当地警察看到我是中国人，便摇下车窗，笑着连连说“你好你好”，打完招呼后向我挥手送行。

2014年8月，我们开车前往凯内马中心医院，帐篷里挤满了病人，隔离区里一位老人虚弱地坐在地上，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作为记者，我心里充满了恐慌。但今天我隔着一扇玻璃窗看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在检验可能带有埃博拉病毒的血样，心底竟没有任何负面情绪，觉得无比轻松，就像这些天已和当地人握手数次，所谓的忐忑也不过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