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喜欢外国民歌二百首

总有些事情出乎意外，全国上下都在传，福建蒲田的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写信，说下乡知青生活困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毛主席读信掉泪。当即回信，还寄三百元。大概中国人“叫天”、“叫地”成习惯，屈原叫出《离骚》，以后，众人遇上艰难就叫，总以为命运好歹是上天安排，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次李庆霖的叫声感动了毛主席，他就得了三百元。我建议罗少爷也喊天，说不定招工有着落。

看电影。全市电影院都上映联合国第二十六届会议，我们见识了乔冠华一行五人，谈笑风生步入“蓝色的玻璃缸”般的联合国大楼。

电影院还上映陈老总的追悼会。陈老总患直肠癌去世，直来直去一辈子，直到盖棺论定。早几年陈老总在银幕上出现，他答记者问。谈到帝、修、反对中国的挑衅时，他摘下墨镜，大手一挥，用四川话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话如江涛汹涌，冲夔门，越岷山，痛快呀！还有，在“二月逆流”中他拍案而起，几个“秀才”哪有他的气度。

舅舅敬仰陈老总，来信中抄下陈老总《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他到阴间仍是一条好汉。准备抄送钢杆。

同酸枣不期而遇，他头发如刺猬，仍是白眼望人，锐气不减，大嚷“氏族门阀地主势力依旧，进军凡尔赛已成泡影”。他已将自己当作巴黎公社战士，也俨然是格瓦拉。

眯子还是不务正业，同建妹子时热时冷，热时热得蒸笼里坐，冷时冷得寒冰上卧。四十八条腿不知凑齐了没有。

省歌舞团演出《红路》，果子扮卫生员，王娆也在舞台上跳，但不是主角。舞台上果子出众，举手投足，处处显情致，同平时的大大咧咧完全不同。怪不得南下拼命追求她。南下的老头子已解除隔离反省，等着离休。

“内详”信件仍是每月一封，这次是几朵映山红。

我猜，“内详”极可能是“小甫”，剪不断，理还乱……

当年，两家常走动，“老甫”热情，她在我面前也无拘束。后来她组织同学排练舞蹈“咚咚喹”。“咚咚喹”是土家族青年吹的短笛子，吹笛子谈情说爱，跳起舞眉目传情。我厌恶这样的舞蹈，她借故取消排练。

我们都喜欢《外国民歌二百首》，在一起时，就哼：

马车从天上下来，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向约旦河那边我望去，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有一群天使下来迎接我，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天使没遇上，却遇上魔域般的噩梦。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泡汤，却有梦幻般的大串连，坐火车不要钱。我们兴高采烈，准备先北京，后黄山。在北京，把她带到团中央大院，本想让她知道我有个了不起的舅舅，哪晓得，正遇上“黑鬼”游街示众，舅舅被造反派押着，剃了阴阳头。我又急又羞，几乎要哭。她捏着我的手，说：“这年头，萝卜芋头一锅熬，莫想不开。”同舅舅擦身而过时，舅舅轻声说：“走远些，快走！”舅舅在一片刺耳的“打倒”声中被人推走；她拉着我，一口气走出很远。

……从北方往回走，耳朵里仍是“打倒”声。

火车、轮船、汽车，武汉——贵池——黄山。哪怕到了山下，那片“打倒”声仍在耳边嗡。那时，心里乱，想骂人，脚下触着石头，一脚踢出老远，踢过，脚背淤青。她说：“你想发泄。”没理会她。

记得上天都峰时，有砍柴的农民说：“上不得的，‘鲫鱼背’每年摔死人。”

她问我：“上吗？”

我赌气地说：“非上不可！摔死也好！”

她将头发塞入黄军帽，一咬牙说：“上就上！”

她走前，我脚疼，落在后面。扶着铁链过“鲫鱼背”，她回头看我，我说：“看什么看，走你自己的。”其实我担心她有闪失，有意落在后面。登上峰顶，只有我们两个，听到彼此喘气；看到尖尖簇簇的大小山峰，像高低不平的棋盘上摆几十颗跳棋子。再看山下，人如蚂蚁，屋如火柴匣。耳边息了“打倒”声，我仍想发泄，冲着山下大骂：“妈妈的——”哪知有回应，峰也嗡，岗也嗡：妈的——妈的——再看眼前，云也翻，雾也褪，一丝丝，一缕缕，仿佛将我的怨愤吸入絮样的云气中，而后化解。

她冲着我笑，问：“骂够了？”

我说：“好受些。”

她又问：“如果我从‘鲫鱼背’掉下去，会如何？”

我说：“会成仙。”

她说：“我是问你会如何。”

我说：“我也会成仙。”

说过，我脸红。她瞪大眼睛说怕冷，靠近我，我紧紧搂着她，两张脸贴一起，凉凉的，有汗……

几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