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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都活到岁

时间:2022-02-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初,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继续每年增加3个月,那么到本世纪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8岁,而到世纪末时将达到100 岁。巴克研究所并不是唯一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就在Calico拿到营业执照6个月后,克雷格·文特尔也成立了新的公司进行延缓衰老研究。传统研究认为慢性老年疾病是孤立出现的,也应孤立地进行治疗。然而,在成立仅仅15年后,巴克研究所已经成为生物领域的弄潮儿。

文/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    插图/栩栩 

By Gregg Easterbrook/Illustrated by Xu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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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鹿

MEGALOCEROS

寿命:20年

如果平均寿命持续增加,人们能活到100岁的那天可能已经不远,这对社会的改造是惊人而深远的。

有数千年,也可能更长的时间内——人的寿命是短暂的。极少数长寿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得到了诸神的眷顾,大多数人能活到40岁就算够幸运了。

然而从19世纪开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从1840年起,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都会增加3个月。1840年时,瑞典女性的预期寿命平均是45岁,而现在已经达到83岁。美国差不多也有这样的趋势。20世纪初,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继续每年增加3个月,那么到本世纪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8岁,而到世纪末时将达到100 岁。

从全球范围看来,寿命延长的趋势似乎与任何单一事件没有什么关系,并未因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而有显著增长,亦未因战争与疾病的爆发而有明显下降。全球预期寿命的图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平稳上升的自动扶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趋势都保持稳定,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都在乘坐这部电梯。

人类寿命无尽延长的设想并不需要建立在神奇的医学发现上——这部电梯就是在继续上升而已。如果人类在抗衰老药物或基因治疗法上有所突破,电梯上升的速度就会加快,百岁老人的出现会变得很平常,不像现在这么稀罕,会登上当地报纸的头 条。

这是天方夜谭吗?加利福尼亚州马林郡,红杉参天,潮人聚集,金门大桥直通于此。就在这里一个草木葱茏的山坡上,座落着世界第一个致力于延长人类寿命的私人独立研究所,名为巴克研究所。自1999年以来,这里的科学家和博士后研究员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能让有机生命体比自然状态下活得更长、更健康。他们已经将实验室蠕虫的寿命延长了5倍。大部分美国人还从未听说过巴克研究所,但有一天这个地方可能会变得闻名遐迩。

巴克研究所并不是唯一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在研究能够延缓衰老的方式,梅约诊所也在其列。2013年底,谷歌也在这场角逐中投入巨资,成立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简称Calico)的子公司,专门从事长寿研究。就在Calico拿到营业执照6个月后,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也成立了新的公司进行延缓衰老研究。文特尔是一位生物科技企业家,曾于90年代与政府支持的实验室开展了一场极富戏剧性的人类基因组测序竞赛。

如果这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因为生育率的下降、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还有持续上升的“电梯”,老龄化趋势原本就已经不可避免。长寿的诱惑显而易见,但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风险。政治权力可能会由老年人把控,他们可能会投票为自己争取更多福利,年轻人则要为此买单。社会保险和私人退休金的负担可能会远超出目前精算数据的预期状况。如果长寿仅仅意味着领取退休金的老人要在病痛甚至残疾中度过更长的岁月,并且需要昂贵的医疗服务来维持,那么医疗支出将空前膨胀,而其他社会需求则无法得到满足。

但故事也可能会有个圆满结局。如果延缓衰老的医疗干预所增加的寿命是健康状态下的寿命,那么生命便得以延长的同时又能充满活力,大部分人就可以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活得更长、工作得更久,养老金和医疗补助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长寿科学研究最令人振奋的工作就是令人在老年时更有活力,而不是将生命的尾巴拖得更长。

战后医学研究通常集中于一些特定的问题,陆续出现了心脏疾病实验室、癌症研究所等等。传统研究认为慢性老年疾病是孤立出现的,也应孤立地进行治疗。这些疾病其实是最致命的疾病——心血管阻塞、中风、阿尔茨海默症。假如说,它们不是孤立的,其共同的根源是衰老,而衰老又可以减缓,那就不仅是生命的延长,而是健康跨度的延长了。

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对现在的医学研究者来说,就跟疫苗和抗生素对前辈研究者们的意义一样——那是他们的圣杯。研究一旦成功,和之前那些突破性药物一样意义非凡的药物就可能出现。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将有可能解开那个古老的谜团:既然哺乳动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自身更年轻、更健康时的DNA蓝图,为什么我们还会衰老呢?

“在我们这儿的冷库里约有100种化合物能够延长无脊椎动物的生命。”巴克研究所的遗传学家戈登·利斯哥(Gordon Lithgow)说。他带我漫步于校园之中,穿过一个个实验室,四周林立着充满现代感的建筑。举目望去,圣巴勃罗湾如梦似幻的景色尽收眼底,时时引人浮想联翩。冷库里有100种化合物?“我们只是不确定它们对人管不管用。”

巴克研究所里到处是忙碌的年轻研究员。牛仔裤和旧金山49人队队帽随处可见——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显微镜、培养笼、生物隔离室无处不在,这里看上去更像是硅谷一家新成立的软件公司。这个研究所是以莱纳德·巴克和贝丽尔·巴克(Leonard and Beryl Buck)命名的,这对马林郡的夫妇离开他们的石油产业,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人类衰老及其他问题的研究。研究所刚成立时,这种延缓衰老的医学研究被认为是堂吉珂德式的痴心妄想——是那些头脑发昏的嬉皮士一边喝酒一边看日落时才会说的事。然而,在成立仅仅15年后,巴克研究所已经成为生物领域的弄潮儿。

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大费周章地对酵母菌的染色体进行修改。酵母菌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实验对象,因为分析人员能够很快观察完它的一生,而且酵母菌基因有1/3与人类相似。删掉其中一些基因会导致酵母死亡;删掉另一些则会让它活得更久。至于为什么删掉一些基因能够延长它的生命,原因尚未可知——巴克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开这个谜团,他们希望这个效应在哺乳动物身上同样适用。这项工作非常艰辛,需要动用4台显微镜,它们每周都至少运行50小时。

巴克利用微型心电图机和玩具大小的CT扫描仪来检查小鼠的脏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不仅要让它们活得更长,还要让它们维持更久的健康,远离癌症和心脏疾病。对衰老问题十分好奇的研究者们主要是用小鼠、虫子、苍蝇及酵母菌进行实验,因为它们体型都很小,易于饲养,而且寿命都不长,实验结果能很快观察到。“20年前,能够延长蠕虫的生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现在随便一个博士后研究员都能做到。”巴克的遗传学家西蒙·迈勒夫(Simon Melov)说。国家衰老研究所供资开展的一些实验已经显示,某些药物可以将小鼠的寿命延长约1/4,而巴克研究所的研究员已经能逆转小鼠的某些因衰老引起的心脏功能衰退症状。设想一下,如果人类寿命能一下子增加1/4,世界会颠覆成什么样?

新车迟早会上路,人体试验有一天也将开始。“我们希望能发现5到10种可以延长小鼠健康寿命的分子,然后开始进行人体试验。”巴克研究所的CEO布莱恩·肯尼迪(Brian Kennedy)说。目前看来,一种名为雷帕霉素(Rapamycin)的药物看上去最接近试验阶段,具有革命性的潜力。但除了道德上的担忧外,延长寿命物质的人体试验将耗资不菲,而且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谷歌在这个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增加了人体试验的可能性。但Calico对这个计划守口如瓶——公司本来答应接受我的访问,后来又反悔了。

抗衰老研究不乏先例,其中有些令人警醒。几十年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提出,大量摄入维生素C能够延缓衰老。但结果表明,大剂量摄入维生素可能导致中毒。如果你要摄取维生素,一定要遵循国家食物与药物管理局推荐的剂量标准。

10年前,一家名为Sirtris的生物科技公司尝试研发一种新药来模拟红酒中所谓能延长健康寿命的物质。葛兰素史克公司以7.9亿美元收购了Sirtris,这笔钱他们也许恨不能收回来:Sirtris的实验至今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

大概15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布鲁斯·埃姆斯(Bruce Ames)提出,控制细胞线粒体的乙酰基肉碱再加上一种抗氧化剂,有可能在治疗轻微阿尔茨海默症时延缓衰老。抗氧化剂已经成为营养品市场里的一个热词,也成了一种营销骗术。摄入过多抗氧化剂有害健康,因为氧化作用对人体的呼吸系统至关重要。但埃姆斯认为他发现了一种能够安全地减缓细胞自我消耗的化合物。他开始自己摄入乙酰基肉碱,并在85岁高龄时还继续在伯克利工作。如果他不摄入乙酰基肉碱补剂,是否能依然如此长寿,我们不得而知。制药公司对埃姆斯的想法没有太大兴趣——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他们没法对乙酰基肉碱申请专利,更糟糕的是,这种物质根本不贵。

迄今为止,控制饮食能使小型哺乳动物延长寿命是抗衰老研究领域最有力的发现。限制性的食物摄取能让小鼠的细胞进入一种有点类似于冬眠的状态,但对人类是否同样适用,尚且未知。抵制卡路里运动似乎拥有广泛的现实吸引力,因为提倡饮食控制没有任何成本。但如果小鼠实验真有借鉴意义的话,那就必须要少吃很多东西,卡路里摄入量要控制到令人时时刻刻都感到饥肠辘辘的程度。“低卡饮食在北加州蔚然成风。” 迈勒夫告诉我说,“之前我们曾接待一个低卡饮食小组来我们研究所访问。他们看上去可一点都不健康。”

最近,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各自的研究团队称,将未成年小鼠的血液输入衰老的小鼠体内,可以令后者恢复青春活力。富有的老人向贫穷的年轻人购买血液,这种念头怎么想都令人毛骨悚然。但这些研究的目标其实是判定究竟是年轻血液中的哪些化学成分对成熟机体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也许未成年机体的血液中有某种化合物能够唤醒已经休眠的干细胞,我们就可以研发一种药物激发这种效应,而无需进行异体输血

巴克研究所以及其他实验室一直在寻找可能存在于其他哺乳动物身上的延长寿命的DNA。鲸患癌症的概率比人类要小很多。北极熊的食物脂肪含量极高却不会引发动脉斑块。如果人们能了解这些生物特性的原理,就有可能研发出相应作用于人体的药物。与创造一种全新的DNA相比,模仿自然界已经进化出的东西似乎更有希望。

在蠕虫体内有daf-2和daf-16两种基因,它们的变体可以令这种无脊椎动物活到自然寿命的两倍之久,且更加健康。20多年前,一位名为辛西娅·凯尼恩(Cynthia Kenyon)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了这一现象,当时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员,而后成为Calico最早的员工之一。通过对小鼠体内同样的两种基因进行控制,凯尼恩成功地延长了小鼠的生命,并且与对照组实验鼠相比,它们患癌症的几率也减小了,也就是说,延长了健康寿命。人体中有种基因与daf-16基因相似,名为foxo3,它的一种变体能令寿命显著延长。据传,研发新药模仿这种foxo3基因变体正是Calico的初期项目之一。

凯尼恩发现蠕虫长寿基因的“尤里卡时刻”(灵光乍现)时隔已久,而证实它能令人类受益,还前路漫漫。但这类研究的节奏正在不断加快。20年前,基因测序以及其他类似的DNA研究都极其耗时,但新技术和设备改变了这种状况,例如,硅谷一家名为Sequetech的实验室服务公司宣称“从(细胞)采集到完成序列”仅需一天。

在酵母研究中,雷帕霉素显现出延长寿命的巨大潜质——摄入雷帕霉素后,实验鼠的死亡速度比自然情况下放慢了,而且许多较老的小鼠看起来仍然年轻而富有活力。研制雷帕霉素最初是为了防止器官移植后出现排异现象,但它似乎能对与细胞衰老有关的某些化学反应产生影响。如果这种药物被证实能延缓人类的衰老,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标示外医药用途。但别急着让你的医生开处方——以雷帕霉素为基础的长寿治疗就算真能成功,也得是数年之后的事了。巴克研究所CEO肯尼迪自己并不服用雷帕霉素,因为其副作用尚且未知。

巴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多身材瘦削,每个人上下楼时都走楼梯,电梯被认为是仅供客人使用。如果说在这488英亩的地盘上有糖果机的话,那一定是被藏得极好。我跟几位研究员共进午餐,地点是在一间玻璃合金的会议室(巴克的建筑是由贝聿铭设计的,足以问心无愧地大喊一声:“给我发个建筑大奖!”)。那顿午餐简直是苦行僧的斋饭:只有水和一小碟蔬菜三明治,没有配菜,没有碳酸饮料,没有小饼干。肯尼迪说他很少吃午餐,而且每周要跑20英里。然而,尽管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现下所有被认为可以抵抗衰老的生活方式,47岁的肯尼迪眼角还是出现了皱 纹。

除了传染性疾病,在医学上判定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出奇地困难。咖啡、盐、黄油:是好?是坏?不好不坏?研究至今未果。为什么有些人会罹患心脏疾病而其他有着同样生活习惯的人却幸免于难?弗明翰心脏研究进入第66个年头,已经迎来了第三代研究对象,但依然为这些问题困扰。应该注意自己的体重,多吃蔬菜少吃糖,定期锻炼,保证充足睡眠——但这些完全出于常识,而不是有确凿的医学证据表明它们能让你活得更长。

在长寿研究这个领域,医学研究的这种内在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放大,很可能数十年内没有人知道某种新药或转变某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有用。对长寿者进行详细研究也不再是“金矿”了。“对百岁老人生活方式的研究非常令人困惑。”肯尼迪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抽烟,更少喝酒,几乎没有几个是素食者。根本没法确定导致他们长寿的决定性原因。”

最早的大规模老年学研究项目之一是巴尔的摩衰老纵向研究项目,1958年由美国联邦研究人员启动,至今仍在继续。这项研究现在的负责人路易吉·费鲁奇(Luigi Ferrucci)说:“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老年的残疾往往在年轻时就有迹可循,如果能及早干预,就有可能降低晚年患某些慢性疾病的风险。但在一些大问题上,比如长寿究竟主要是由基因还是由生活方式和环境决定的,我们还是毫无头绪。”

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显示,长寿约有30%是遗传决定的。这是令研究人员感到乐观的因素之一——如果30%的长寿是遗传的,那么也许实验室可以合成一种药物,模拟那些天生拥有长寿基因的人的血液生化过程。“但当对基因组进行测序的时候,我们发现仅有1%的基因与长寿有关。”费鲁奇对我说,“剩下的99%都无法解释。”

在医学会议上,费鲁奇喜欢向医师和研究者们展示一位匿名患者的详细医疗档案,然后让他们猜测她的年龄。“各种猜测的上下偏差能达到20岁。”他说,“这是因为从医学上来看,我们并不知道‘年龄’是什么。唯一能够判定年龄的只有向患者询问出生日期。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年龄增长自然会带来衰老。细胞衰老作为这个整体现象下的微观表现,一直是长寿研究中令人着迷的问题。构成我们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很容易受到损伤,细胞也容易发生机能失常,癌症就是最显著的病症。当某种必须治疗的损伤出现,或者必须阻止癌组织的扩散时,周围细胞便会发出化学信号,触发相应的机制来修复受损细胞或处理已经死亡的恶性细胞。(当然这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在年轻的肌体当中,这个系统运行良好,但随着细胞逐渐老化,它们开始发出错误信号。过多的修复信号会不断造成炎症,身体的自愈功能开始下降,而这正是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症、关节炎以及其他与衰老有关的慢性疾病的发病基础。汽车会磨损老化,因为它们无法自我修复;我们的身体也会老化,因为它们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能减缓这种自我修复能力的丧失速度,即使老了我们也能更健康地活——继续用汽车打比方,相当于保修期延长了。

巴克研究所这一项目的负责人茱蒂丝·坎皮西(Judith Campisi)说:“如果能弄清楚如何清理老化细胞,我们就能够阻止或减轻许多慢性衰老疾病的影响。50岁之后,各种慢性病的发生率急剧上升,这绝非偶然现象,因为这一时期衰老细胞数目也大大增多。如果你也像很多科学家一样相信衰老是许多慢性病的主要诱因,那么搞清楚衰老细胞的增加原因就至关重要。”雷帕霉素的发现令研究人员们振奋不已,就因为它似乎能关闭衰老细胞所发出的错误修复信号。梅约诊所正在研究其他能够抑制细胞衰老的物质,其中一些已经被证实能延长小鼠的健康生命跨度。许多人年老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后甚至彻底残疾。如果人在进入老年后依然能维持较好的生命力,这将跟延长寿命一样激动人心。

一些大型的医学工作经常被比喻为对某种具体疾病发起攻击——如“抗癌之战”等等。原因之一是心理上的:某位有钱人心脏病突发却死里逃生,或者被某种疾病夺去了至亲,于是出钱成立一个基金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则是象征意义上的:我们倾向于将疾病视为自然抛给我们的挑战,必须各个击破。如果这次的挑战是流逝的时间本身,那么跨学科衰老研究便可能取代针对单一疾病的研究方法。仅在一代人以前,认为衰老可以“治愈”简直是完全疯了。而现在,怎么说呢,只是有一点疯而已。

人类预期寿命的电梯在近两个世纪来每年上升3个月左右,尽管期间曾出现两次世界大战、1918年大流感、艾滋病流行,并且世界人口增长了7倍之多——最后一项非常具有迷惑性,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拥挤的环境更容易传播疾病。是否不论生物科技的发展状况如何,人类寿命都会继续这样上升?对此问题,肯定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詹姆斯·沃佩尔(James Vaupel);否定派的代表人物有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公共健康学教授杰·奥尔先斯基(Jay Olshansky)。

2002年,沃佩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记录了1840年来人类预期寿命诡异的线性上升趋势。沃佩尔的结论颇有争议,他认为“不应将死亡率的降低看作互不相干、不重复的循环,而应将它视为一个有规律的、持续的前进流”。造成这种上升趋势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发展或发现,营养学、公共健康、卫生条件以及医学知识的发展和进步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但最根本的动力依然是这“持续的前进流”。

沃佩尔称之为“合理情境”,在此情况下,这种上升趋势至少会持续到出生预期寿命超过100岁之后。他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2014年早些时候沃佩尔告诉我:“如今的数据依然能够支持2002年的那篇论文。人类预期寿命的线性上升还在持续。”在最近一份报告中,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发现,2011年美国的按龄调整死亡率创下了历史新低。现在在美国,排在前四位的致死因素都是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病:心脏病、癌症、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和中风。沃佩尔认为,只要生活水平继续改善,人的预期寿命还会继续上升。

但奥尔先斯基告诉我,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是,预期寿命的上升将会“很快碰壁,如果说现在还没碰上的话”。他注意到:“20世纪人类寿命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而那些都只是一次性的增长。”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同其他国家相比较低,但已经降了非常多——目前是1:170——提升空间已经很小了。“少一例婴儿死亡就意味着拯救了一个人的整个生命。通过如注射疫苗之类的方式避免一个年轻生命的死亡,挽救的寿命是最长的。而通过药物或改变生活方式来延长一个老人的生命,并不会让那些数字有明显的提升。”奥尔先斯基预测,如果癌症被根除,美国的预期寿命只会增加3年,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慢性致命疾病等着代替癌症的位置。他认为21世纪普通人的寿命可能会“再延长10年左右”,健康跨度也会增加。但之后的上升趋势会明显放慢,甚至停止。

减少吸烟和禁止酒驾都明显有助于减少死亡率。凶杀致死率也下降了许多——虽然这并不代表枪击案的减少,但创伤应对机制的改善拯救了更多生命——因而谋杀也不再位列美国致死原因前15名之内。其他的健康指标也都同样乐观。除了温室气体外,其他有害的废气废水排放量在长期看来都在下降之中。烟雾、酸雨、空气中煤灰的减少都有助于长寿——因为老年人对呼吸系统疾病非常敏感,而且减少工业有毒废料排放量可能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在美国,低收入水平地区的预期寿命比高收入水平地区低18年之多,但奥巴马医改应该会令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2006年颁布的罗姆尼医改在很多方面可以看作奥巴马医改的先驱,它成功地降低了马萨诸塞号州各低收入县的死亡率。不论是这些例子还是沃佩尔“持续的前进流”中的许多其他因素,似乎都对长寿有利。连气候变化都是:人们在温暖气候中比在寒冷气候中活得更长,而世界的确正在变暖。

流行观点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吞进去的东西决定了我们能活多久。我们该吃鱼油吗?该买富含有机益生菌的克菲尔(一种俄罗斯酸乳酒)吗?但我们的家庭、家族和朋友圈的组成可能同样重要。托马斯·帕尔是波士顿医学中心一位专事百岁老人基因组研究的医学教授,他发现那些基督复临教派的信徒通常比他们的同龄人多10年左右的寿命:“他们不喝酒,不抽烟,大多数人是素食者,即使年纪大了还是坚持定期锻炼,并且每周日会真正休息一天。”但复临派教徒真正令帕尔吃惊的是他们维持着庞大的社交群体。“不断接触他人有时确实令人心烦,但总的来说这有利于我们积极地参与生活。”

多年来,美国的社会趋势越来越远离“不断接触他人”的模式了——双亲家庭减少,每个家庭的孩子减少,宗教和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减少,家庭中的老人独自居住,电子互动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从工作到约会都是如此。虽然经济繁荣多与小家庭相关,但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却可能最有利于长寿。有数据表明,大萧条期间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数目增加了,结果长寿人口也随之增加了许多——至少一段时期内是这样。

衡量一个人的预期寿命,最好的标准就是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卫生政策教授,安泰保险(Aetna)前CEO约翰·罗(John Rowe)说:“如果一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让我预测他能活多久,我会问他两个问题:你多大?你受过多少年的教育?”

奥尔先斯基最近的研究表明,自1950年代以来,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美国女性寿命增长幅度较小,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寿命则大大上升。如今在美国,接受了最好教育的人比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平均多活10至14岁。“所有数据中没有什么比教育水平与预期寿命的关系更明显的了。”奥尔先斯基说,“好消息是,美国人口中较低教育程度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坏消息是,缺乏教育似乎比之前更加‘致命’。”

教育与寿命相关并不是因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能降低血压,而是因为上大学是一个人生活中许多其他因素的索引。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比,有本科文凭的人收入较高,抽烟少,不太容易体重超标,而且更听得进去医生的意见。读过大学的人更倾向于结婚并能维持婚姻,而婚姻生活有益于健康:已婚人士比单身或离婚的人患心脏病或中风的几率更低。

其他那些有利于延长寿命的社会进步对大家来说则是平等的——卫生状况变好,污染减少,急诊室条件提高等等。如今,许多城市中心平民区的公立高中条件极差,立法机构正在削减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而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速度比通货膨胀还要高。在公共讨论中这些都属于公平问题,也许健康问题也应纳入争论范围之内——如果教育是通向长寿的王牌,那么前1/5的精英已经甩掉剩下的人一大截。

社会是由老人家们主导的——老政治家、老法官。随着寿命的延长,代际失衡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老年人要求得到某些福利,年轻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负担。20多岁的年轻人变得心灰意冷,觉得社会对他们不公。国债正以危险的速度不断攀升。人们都把精力放在死死盯住眼前这块被切分的蛋糕上,创新精神和新鲜思维则慢慢消失了。

这并不是对未来美国的预测,而是对当今日本的描述。“旭日之国”成了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目前日本的中值年龄已经达到45岁(相比之下美国是37岁),而到2040年则会上升到55岁。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所说,在加州的退休者天堂棕榈泉,中值年龄目前是52岁,而日本则举国都在往棕榈泉的方向发展。

日本老龄化状况的罪魁祸首是极低的出生率——没有足够的新生儿来降低平均年龄,还有严格的控制移民政策。美国一直是个移民国家,由于不断有年轻人涌入,即使在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值年龄也不会上升得太过分。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估计,到本世纪中,美国中值年龄会上升到41岁。

然而,日本成为第一个转向老龄国家的大国,而且是全世界负债最多的国家,并不会令人有任何安慰。日本曾经被视为国际贸易的“哥斯拉”,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其经济逐渐进入了增长疲软的漫长循环。2012年,当时把持国会的日本中间派民主党支持一项税收政策,其目标不是偿还国家所欠的债务,而仅仅是放慢借贷的速度,结果立即被选民们轰下台来。去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已经高达10万亿美元,是整个国家GDP的两倍。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本专家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告诉我说:“日本年轻人的投票参与度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认为老年人死死操控着政治系统,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毫无意义。年轻人对未来并不抱多大期待。”新闻报道称日本年轻人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们甚至失去了对性生活的兴趣。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事实。

日本的城市青年很清楚他们在应付老人们越堆越高的账单,但他们同样清楚,如果针对退休人员的资金支持被切断的话,爷爷奶奶们可能就得挤进他们本来已经很小的公寓。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一个日本青年刚刚进入本应潇洒度过的青春时光,却陡然发现爸妈和爷爷奶奶都眼睁睁等着他们赡养。因为日本新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意味着一大帮老人们要指望一个年轻人来提供经济支持或者照顾和看护,有时两者都要兼顾。对日本年轻人来说,同意国家公开借款成了一种避免老年人们跟他们挤公寓的办法——即使这意味着今后整个国家将负债累累。

美国也有可能变得像日本一样——人口持续老化,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越来越慢,这种前景令人心神不宁。从小布什执政后期到2013年,美国国债翻了不止一倍。联邦政府只顾一味借债,仿佛有今天没明天。债务疯狂增加,两党领袖都为此受到谴责,而这只是婴儿潮那代人退休大潮的一个序曲。明天总会来的。

假设这部自动扶梯变慢了,情况又会如何?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奥尔先斯基设想了“撞墙”情境下未来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65岁以上人口如今为4300万,到2050时将达到1.08亿——相当于增加了三个佛罗里达州的人口,而且全是老年人。那些“老人中的老人”,也就是85岁以上人群,则至少会增加到现在的5倍,占美国总人口的6%还多。奥尔先斯基预计,到2050年,预期寿命将比社会保障局为评估系统偿付能力而使用的数字延长3至8年左右。他还预言,到那时医疗和社会保险基金将出现3.2万亿到8.3万亿美元的缺口。(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则有至少1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债务缺口。)记住,给出这些令人不安的数字的可是持保守观点的顶尖分析专家,他认为寿命增长正在放 慢。

奥巴马总统上台时,社会保障局的理事说目前福利结构的资金保障可以持续到2037年,现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却说这个期限可能要提前到2031年。各州可能在用模糊数学进行养老金债务集资:纽约州发行本票;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售出的债务证券很像是垃圾证券。在过去3年间,国会曾两次投票允许企业推迟缴纳退休金计划费,其结果是,企业在当年多纳税款,国会有了更充足的资金,却为以后埋下了无穷后患。社会保障局伤残基金不足的问题最早可能将在2016年后半年显现出来。医疗支出的上升速度比社保资金支出快,并且更难预测。据预计,医疗保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医院基金,将在2030年前降低。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10年,所有联邦增加的支出都将来自于社保和医保等福利项目以及国债利息。据无党派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计算,在肯尼迪总统任期之初,联邦政府在福利上每花费1美元,在基础设施、教育、科研等公共投资上的相应支出为2.5美元。而到2022年,政府每花5美元用于福利支出,对应在公共投资上的支出才1美元。基础设施、教育和科学研究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福利补贴仅能使国家原地踏步。

如果健康寿命能够延长,老龄化残疾带来的支出也许就能控制到一定范围内。不久前,为了治疗脊髓灰质炎,巨额资金被投在铁肺(人工呼吸器)和疗养院上。事实证明对这种疾病的预防费用比治疗费用低得多。如果衰老引起的慢性病能被预防或者大大推迟,那么医疗大项支出也许就不会高得离谱了。

但如果健康不能延长,仅单单延长了寿命,那么长寿带来的衰老残疾将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现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每年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身上的花费高达1500亿美元。如果在应对衰老上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到2050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人数可能增加到现在的3倍,对该人群的社会护理费用将与目前的国防预算相当。

许多老年残障疾病无法通过药物或高科技技术来治疗,必须有护工来照顾病人。为残弱老人提供个人护理是一项很少有人愿意承担的工作。目前空缺最多的职位中“护工”和“护士助理”常常位列榜首,而且这两项工作的人员流动率非常高。

随着寿命增加,健在的爷爷奶奶们数量也上升了。那些原本可能只有一位“老老人”健在的家庭发现家中有三四位这样的老人,他们全都需要照顾或经济支持。与此同时,原来的家谱树图会变得向伦敦地铁图一样复杂,重组家庭的孩子能像对待亲生父母一般,感到有同样的义务去照顾年迈的继父继母吗?“亲生父母”已经成为国家官方字典里的一个词条,意味着这种社会变化已经十分常见。

日本人寿命增加的状况已经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他们对机器人技术的兴趣简直怪异。亚洲电子巨头富士康公司正在为日本市场制造一种名为“胡椒”的机器人,专为陪伴老人而设计,其他更加复杂的仪器可能随后也会出现。一大群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呆滞地凝视着远方,身边是机器佣人们忙忙碌碌,嗡嗡作响,这样的未来即使放在科幻电影里都算糟糕透顶,更何况现实生活?

了解衰老的进化生物学原理或许会对延长健康寿命的研究有所帮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包含着一个新鲜、健康的细胞的基因编码,但当我们走向衰老时,这个蓝图慢慢被弃置了。包括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内的进化论学者曾经半玩笑式地考虑过“计划死亡”的概念——自然选择“想让”衰老的动物死亡,以便为年轻的动物留出更多资源,后者可能拥有更加进化的基因结构。目前的观点则倾向于认为,自然选择并非“想”让老年动物死亡,只不过不鼓励它们长寿而已。

几十年前,理论研究者们怀疑更年期是人类独有的进化适应——女性停止在生育孩子上花费精力,从而以母亲或(外)祖母的身份照料那些已经出生的后代更长时间。这种理论认为,这个过程增加了后代的生存机会,令他们能够传递家族基因。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包括狮子和狒狒在内的其他动物也会经历更年期,这看上去更像是衰老细胞产生故障而非自然选择压力导致的生物特性。至于祖辈为照顾孙辈而获得长寿的想法,即所谓“祖母效应”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

关键在于,进化倾向于力量、智力、反应速度、性诉求;它并不倾向于让某个生命个体活得更长。举个例子,身体生长时需要钙元素,因而自然选择了能够对这种元素进行新陈代谢的能力;到了晚年,钙会引起动脉硬化,但进化并没有相应的机制来纠正这个问题。睾丸素对年轻人来说必不可少,而对老年人来说则可能导致前列腺癌,进化也从未为此设置任何防御机制。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进化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防御机制是细胞衰老——自然选择很可能倾向于能够降低癌症风险的特性,因为癌症可能在一个年轻人生育年龄到来之前就将他击垮,所以为所有的哺乳动物设下了这样一个机制,确保细胞会衰老和死亡,而不是无限增殖。

如果衰老可以减缓,人也不会长生不老。暴力事件、意外、传染病等依旧能致人于死地。即使免受慢性病之苦,人类肌体最终还是会衰退。但是,设想药物或甚至遗传治疗能改变人的身体,从而延长寿命,这并不是未来主义的痴心妄想。巴克研究所的布莱恩·肯尼迪说:“因为自然选择没有赋予我们应对衰老的特性,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有机会产生快速突破。最新款的宝马车已趋于完美,工程师还怎么再改良呢?但T型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年轻的时候,从基因上看我们就是宝马。而老了之后,我们变成了T型车。进化的提高过程还未开始呢。”

在野外,年轻的动物数量远远多于年老的动物,而人类却正在走向一个老年人多于新生儿的社会。那样的世界将与今天有很多明显的不同。温暖地带可能会更受欢迎,尽管有气候变化,巴法罗、纽约也会成为气候温暖的地区。吵闹、叫嚣的橄榄球可能会收视率下降,而棒球和戏剧则会复兴。由受教育的年轻人发起的回归城市运动,则可能再次让位于汽车交通为核心的郊区和远郊迁移潮。

大学是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个世纪前它还是面带稚气的年轻人准备短暂生活的一个地方,而如今,大人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孙女踩着《威风凛凛进行曲》的鼓点走进大学校门。将来的大学将可能服务于所有年龄段的人。大学将在经济上重新定位,为老人提供同年轻人一样的资源:为老年的求学者制定个人课程价格;许多校园活动面向学生、家长和整个社区;营造利于退休人员居住的大学城氛围。在今后的几十年,大学教授将可能面向18岁到80岁的学生授课。

向老年人推销的产品已经成为电视广告的一个主要部分,尤其是那些在新闻和天气预报中插播的广告。针对老年人的广告或许会占据电视广播的主流,假设那时还有电视的话。但消费主义意识会减弱。对健康老年人的神经研究表明,随着时光的流逝,大脑中与寻赏行为相关的部分兴奋度会降低,老年人总体上不会像青年或中年人那样,对时尚新潮流或巧克力圣代产生强烈的欲望。长寿可能终于成为平衡物质主义的利器。

更深层次的改变或许也要来临。快20岁到快30岁之间的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容易犯罪;随着社会的老龄化,犯罪应该会继续减少。在各种伪装下的暴力行为也应都会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在战争和低密度冲突减少这一总趋势中,阿富汗或叙利亚骇人的头条新闻是个例外。正如史蒂文·平克在他2011年出版的《人性的优点》中展现的那样,冲突的总伤亡人数,包括由斗争引起的经济损失而产生的间接伤亡数已在不断下降,尽管全球人口数量在上升。1950年,全世界每5000人中就有1人因战争死亡;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三十万分之一。在最近这些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战争的人数。同时,人均军费开支也已经缩减。我最喜欢的世界统计数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称,在过去的25年里,用今天的美元换算,世界上的人均军费开支已经降低了1/3。

冷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冲突的结束,对战争的减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外还有经济互联性。老龄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尽管反主流文化一度盛行,但民意调查显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支持越战。同样,年轻人也更支持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者约翰·穆勒(John Mueller)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大,人们对战争的热情也在降低。这也许是因为老人比年轻人更明智——这世界难道不正是需要多一点智慧么?

民意测验专家和心理学家们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和中年人幸福感更强。到了人生的晚年阶段,物质欲望和对浪漫的追求要么早已被满足,要么早已被放弃;激情已经冷却;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累积了大量回忆。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的幸福研究中最核心的论点之一就是:“最后,你只剩下回忆。”——你脑海中留存的东西比你双手抓住的东西更重要。不谈净资产,在这个意义上老人无疑更加富有。

如果有大量的人能够享受健康长寿,人类家庭的总体幸福感会大大增加。在《皆大欢喜》里,杰奎斯宣称:“人类在一生中要扮演很多角色,七幕戏就是七段年龄。”前五个人生阶段体现的是希望和权力——婴儿、学生、情人、士兵和成功人士;后面的阶段则完全是消极的——老丑角,因为变老而无能,成为别人的笑柄;然后是再一次变成小孩,沦落到只能仰赖别人而活的地步。随着人均寿命和健康跨度的增加,这七个阶段也许需要修正,生命的晚年会成为顶峰和美满的象征。

再远一点,则是对生活的反思。虽然自远古以来家庭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但生活或许更应围绕朋友而非家庭来构建。前几个世纪,人们的生命短暂,一个人毕生所望就是生育和养育后代,之后立刻面临孱弱的残年。如今,人的生命延长了,但以教育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在孩子身上倾入更多的投资——当代父母对子女的资助还一直持续到20多岁。跟以前一样,抚养孩子的任务完成后,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

但如果健康跨度延长,核心家庭也许就不再被视为社会中心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育和抚养孩子将不再是需要耗费一生的事业。在孩子长大之后,数十年的友情结构阶段刚刚开始,而这一阶段将比年轻时一腔热血但迅速燃尽的感情联结更加圆满。这种变化可能比工作年限改革和卫生保健经济改革对社会的影响更深远。

不管寿命的延长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大方向都将是走向未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大自然都是如此。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中心的费利佩·塞拉这样说:“人类觉得应当尽可能将死亡推迟,虽然这种伦理信念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从现在开始,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踏上异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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