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遗憾的经历

一段遗憾的经历

1976年，有人说是多事之秋，丝毫也不过分，这是一个大悲大喜、大事不断的年度。记得当年春天，东北某地降了陨石雨，大大小小的陨石从万里高空降下，撒在中国的大地上，实属历史罕见。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猜测和流传，说“此乃不祥之兆”。以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基础的共产党员们也若彷若惶，将信将疑。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先验之灵呢？应该说都存在，并且让你置信不疑。就在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先后于1月8日、 7月6日、 9月9日与世长辞。7月29日，中国北方城市唐山发生了地动山摇的剧烈震动，震级达7.8级，数十万人民群众蒙难，掩埋在泥土之中。然而，“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给新一代领导集体处处置障，反其道而行之，尤其对周总理的悼念不设灵堂、不准吊唁的规定，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终于，爆发了后来以悼念周总理为行动的“天安门事件”。此举，也促成了“四人帮”的必然倒台与完蛋。

10月8日，是历史的重要日子，因为它记录了“四人帮”被粉碎这一重要事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赶出历史舞台。从中央到地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与揭批活动。以后，又以较长的时间深入揭批他们的罪行，直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遗臭万年。

但是，就是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出现了我有生以来最遗憾的一段经历。在几个极端分子的煽动下，以密切联系实际，将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为由，把我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政治委员宋长庚、政治部主任杨军，称做“张、宋、刘、杨”，是青海省军区的“小四人帮”，经常进行小会揭、大会批，说我是冼恒汉安插在青海的“钉子”，是张江霖的“狗头军师”，是宋长庚的嫡系。

根据“运动”办公室的安排，有时要到会，有时要回避，回避不是休息，而是要写检讨。我文化程度有限，我不会写、不想写，但我想得最多的是这个检讨不能写。任谁都一样，不了解他人是可能的，还能不了解自己吗？我十来岁就出来参军，闹革命，难道说，我闹来闹去闹了个反革命吗？我始终这样认为，不是我瞎闹，就是他们胡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我泰然处之，在会场、办公室，于上于下，我依然如故。你拍桌子瞪眼，我照样喝茶吸烟。在领导眼中，我是两头“冒尖”的干部，“能干”，干过不少好事、大事，但脾气不好，有时也说错话、办错事。在“造反派”眼中，我是茅厕中的“石头”，又臭又硬。就这件事而言，工作可以不干，但话不能不说，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真话。运动就是运动，有时群众发动起来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总要有人作出牺牲和付出代价。1978年6月，宋政同志被任命为青海省军区参谋长，我被免职。

今天，我之所以回忆这段经历，显然不是怨恨、愤怒和有什么不满情绪，只是想说说，世界上绝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面对现实，时刻准备迎接艰辛的坎坷与挑战。后来想想，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斗、游街，勒令到农场、牛棚劳动改造的人来说，我这段经历又算得了什么。教训给人的启迪，有时更为深刻和珍贵。“运动”来了，把你当初因行为过激、说话伤人之举触动一下，未免不是什么坏事，这次经历对做好以后的工作还是有不少帮助的。

值此，虽有些“言不由衷”，仍要对当时那些跳得最高、喊得最响的人道一声：“老刘有谢了！”因为毕竟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