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如何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

“走转改”如何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

继中宣部等五部门在全国新闻战线提出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总体部署之后，2011年9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下发了关于在新闻出版系统深入持久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通知，通知强调了在新闻出版系统深入持久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对于在转企改制取得初步成果的出版业来说，这一活动，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如何让“走转改”活动真正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呢？在实施“走转改”活动中，又该如何避免走入误区呢？

“走转改”，警醒出版业各层级的一剂良药

2011年，对于出版业的大多数从业人员来说，切切实实体验到了“变革”的滋味。转企、改制、兼并、重组、集团化、数字化，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席卷而至，在这样的变幻背景下，如何理解“走转改”活动对于出版业的意义呢？

还是要从文化的大气候来分析。从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道路，对在文化产业里处于核心地位之一的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是，一方面要求出版业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方面是出版业的发展仍然有着严重的危机。

总署发布的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出版图书近33万种，位居世界第一，但如果剔除教材教辅，剔除大量跟风、重复出版的，剔除引进的图书，再剔除大量滞销的品种，属于原创的优秀图书有多少？属于真正为读者需要的又有多少？数百亿元的积压库存图书充分证明，表面繁荣的中国出版业，隐藏着大的危机。此外，内容质量的低下和创新能力的薄弱，也是出版物文化影响力式弱的根源。2010年全国出版物引进输出比为2.92：1。其中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6602种，引进地前3名分别为美国、英国、日本；与此同时，输出的出版物版权仅5691种，图书版权的输出地仍以台湾地区居首（1395种），其次是美国（1147种）。数据也再次表明，中国出版业的影响力与中国的整体实力不相称，也和中国文化的战略发展目标不相称。

所以，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中国出版业都面临着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技术、创新发展模式的艰巨任务，唯有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才能让出版产品适应更多的层次、更多的知识群体、满足人民群众更多的文化需求，才能进一步繁荣出版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转改”活动，确是警醒出版业各层级的一剂良药。当然，具体的疗效还是要看出版从业者如何去理解“走转改”，是将其看作一次“秀”，还是看成解决出版业深层次问题的一次机会。

基层是出版实践的主战场。出版业不同层级所面对的“走基层”，有着不同的含义。具体说，对于出版企业的员工，走基层的对象包含基层读者、基层销售渠道、基层作者等；对于出版企业的各级管理层来说，走基层的含义除了走近基层渠道、基层读者，还包括走近基层编辑、校对和发行等一线员工；对于出版行业的管理者来说，走基层的含义就更不一样了，它除了涵盖上述的范畴，还有着了解国有、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基层出版企业、发行企业生存状态的含义。

以上三个层级，其实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如果片面地强调其中部分层面，就很有可能使走基层的活动流于形式，成为应付，变成过场。

同样，“转作风”也具有多个层次的指向。出版企业的员工要转变浮于市场表面、不脚踏实地的作风，那种坐在办公室一拍脑袋就上选题就属于此；而国有和民营的出版企业也要转变各种不良作风：其中既有人浮于事、不思进取的作风，也有见钱眼开、恶俗至极的作风；出版行业的管理部门，也要转变或多或少、习以为常的生硬管理、盲目指挥的作风。关于最后一点，此处仅举一例，目前对中小学教辅选题的“一刀切”管理，是不是就有生硬、粗暴之嫌？难道超过半年时间让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停止申报教辅选题，就能达到提高教辅图书质量的管理目的？就没有低估市场那看不见的手之嫌？

和新闻业的“改文风”不太一样，出版业的“改文风”，倒是可侧重在产品结构和产品风格上。虽说眼下的出版产品确实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但如果把每年几十万的新书品种和绝大多数属于滞销品种这两个事实摆在一起，就会令清醒的出版人感到惭愧。读者碰到了文风不好、脱离民生的新闻，最多是不看，媒体自己倒未必知道，或未必承认。但读者一旦对图书不买单，那影响到出版业的，就是黑压压的库存，就可能造成慌兮兮的呆账坏账，就是国民阅读率的持续低迷。

说到此处，想起了《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曾发表过一篇有趣的报道，说著名的家具制造商宜家（IKEA）已经开始调整书柜的设计，新款的书柜更适合摆放小饰品，而非放置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用户购买书柜只是为了展示而不是为了装书。虽说这并不意味着出版业的衰落，但考虑到宜家“比利书橱”的价格都能成为衡量各国购买力的指标，我们还是不能把这个信息仅仅当作八卦。

所以，“走转改”活动对于处于深化改革中的出版业来说，可算一剂平实的药方。它既是出版企业落实出版产品“三贴近”要求、增强出版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能成为加强出版企业队伍建设、提高出版企业员工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它还可成为出版行业管理者审视自身定位的有效触媒。一句话，它确实可以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

“走转改”，如何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

2010年底，新闻出版总署宣布，除先期已经完成转企的出版社和保留事业性质的公益性出版社外，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全面完成转企任务。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成为市场主体。然而，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更为艰巨的目标在后头——出版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施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资本运行机制，成为规范运作的现代出版企业。如果说改制更多的是“名分”的变换，那接下来的改革才是真刀真枪、伤筋动骨的“实质”性的改变。

出版改革的大致路线图是：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绝大多数的出版企业都停留在这三步曲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所以，如何深化改革业已成为出版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身份的转变难，而角色的转变、心态的转变乃至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思路的转变，则更难。而在这些艰难中，为何要借助落实好“走转改”活动，使之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呢？

这里先引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的一个观点：国企具有天然的保守倾向，不易适应竞争环境，所以在竞争性行业，一般地说国企要让位于充满活力的、具有强烈逐利冲动的民间资本。所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弱化国企的保守性，增强其进取心。基于这种思路，通过落实行业倡导的“走转改”活动来推动相关的制度设计，改变企业的传统运作模式，强化企业对市场的贴近程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革策略。

事实上，“走转改”活动的目的和企业深化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设想，若是出版管理部门对基层出版企业的处境和困惑了若指掌，那所能提供的服务和管理又将是何等的及时或到位？对于出版企业的管理层来说，对一线基层员工的情况有着清晰明确的了解又是何等重要？同样，对于一家出版企业的销售部门来说，还有什么要比同自己的基层销售渠道拥有紧密而良好的互动关系更重要？

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为例，过去，员工们习惯了“旱涝保收”，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心劲儿明显不足。“旱涝保收”当然和现代企业发展的思维格格不入，也正是改变了这样的思路，通过集团的资源整合、专业化分工，加上相关的制度设计，使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实在的成效。总经理张梦欣在做客央视《首席夜话》时，说出了自己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改革促进出版企业生产力的提高”。以下数据和张总的观点相呼应：2010年，人事人才类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50%，集团出版新书和净资产分别同比增加12%和18%。显然，尽管类似该社这样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倡导“走转改”活动之前，但其精髓是和后者的思路密切相关的。

因此，出版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善于通过落实“走转改”活动来推动管理部门、企业管理层和员工三者重塑思路，走进基层，转变作风，找准产品定位，这才有助于出版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市场需求和出版导向之间找到平衡，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走转改”，怎样才能避免步入误区？

大多数从业者被以往的工作惯性所束缚时，极少有人能够跳出既有的思维来观察更大的世界。同样，“走转改”活动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实施中步入误区，尤其是在一种对于“行政指令”越来越阳奉阴违、偷梁换柱的氛围下。此处列出可能步入的三种误区：

首先，要避免把“走基层”简单理解成到下属业务单位转一圈。搜索了互联网上关于“走转改”活动的一些报道，大多雷同：即某某单位“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走访现场。其实，深入基层调研、互通信息本就该是企业的一项常态性工作，如果出版企业对自家产品在基层店的销售状况了解得不够及时，如果编辑对所策划图书是否受市场欢迎不清楚，如果管理人员对基层员工的真正需求和业务状态不知晓，这样的企业有何竞争力？产品又有何覆盖率？又何谈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顺手举十月文艺出版社在“走转改”中的一个例子加以评析——在下基层的活动中，该社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收集了大量基层读者的反馈后，发觉《平凡的世界》一书近百万字的篇幅，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此外，由于小说中作者的宏大叙事和大量的政治背景已经不再成为当代读者阅读的核心，所以该社决定出版一个篇幅适中的《平凡的世界》精编普及本，以满足广大基层读者需求。换一个角度反省，如果每一个出版企业都能及时地发觉基层读者类似的需求并及时合理地予以满足，那滞压在库存中的图书该减少多少？

所以，“走基层”的关键在于落实常态化下基层的举措，将“下去”内化为出版业的自觉行动，变“要我下基层”成“我要下基层”“我乐于下基层”“我受益于下基层”等。所谓常态化的举措，便是要完善编辑、营销、发行下基层的体制、机制，鼓励他们采取多种方式与基层互动，了解一线读者的文化需求，与一线作者和销售商做朋友，及时、准确分析信息，科学决策，促进策划出具有真正生命力的、高质量的图书产品。真正落实常态化的下基层，便要科学制定并完善企业的各项制度，和基层员工一直保持密切的沟通，使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他们知晓、认可并愿意为之努力。真正落实常态化的下基层，便要加强出版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服务性，认真分析出版企业转型中遭遇到的各种问题，让管理超越简单的行政指令。

第二，要避免把“转作风”狭隘理解成对某种经营思路的否定和排斥。转作风的本质应该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深入图书市场实际，才能对出版产业发展的状况做出准确判断，才能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至于让“转作风”的举措无所凭借。出版业跟风炒作、重复出版、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的现象非常突出，这种作风需要转变，但不能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这种风气本就存在于绝大部分产品的市场中。姑且不说从业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有着从众化的社会心理习惯，市场不会也不可能认可所有创新，毕竟，创新不是产品的唯一定位，在版权保护的大环境还不乐观的情况下，在企业还无法支撑创新成本的条件下，跟随和模仿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定位策略，但跟随绝不同于低级的仿造，更不同于简单的抄袭、剽窃。

所以，“转作风”的核心应该侧重于“转思维”、“转观念”。对于出版行业的管理部门来说，管理思维不改变，也就会带来管理作风上的一成不变。对出版企业管理层来说，若不从根本转变管理思维和经营战略，就触动不了形而下的战术作风。对于出版企业员工来说，若没有转变成企业思维、企业观念，作风当然也不会企业化。所以，行业的管理部门应该转变成服务加协调的管理思路，企业管理者应该秉承的是以人为本、发展为人的管理理念，企业员工应该弘扬的是求真务实、面向实际、贴近但不被市场牵引的出版文化。

关于企业思维的转变，凤凰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海燕的另一段论述也值得品味：“就传统出版而言，出版社不是出版图书的，而是经营图书的。出版社作为企业，通过销售图书产品谋利，出版图书只是出版社的经营要件之一。这里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讨论不同的办社理念。‘出版社是出版图书的’，反映的是生产本位的办社理念。‘出版社是经营图书的’，反映的是经营本位的办社理念。”

第三，要避免把“改文风”错误理解成统一表达风格、忽略出版产品的差异性。出版产品确实要以读者读得懂、看得明的方式呈现，这个没错；出版企业确实要努力出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图书，这个更没错。但是，正如不同的新闻作品不能单纯统一成一种风格一样，出版产品的多样化、满足读者需求的差异化也不能被边缘化。毕竟，在市场面前，所有的读者都是平等的，不同定位的图书必须采用不同风格的表现形式。

专业化和多元化是两种常见的经营思路。对于大部分出版企业来说，采用多元化思路也许并不合适。随着中国阶层的逐步分化，图书内容的分众化趋势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同样是基层读者，他们的需求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出版业“改文风”的核心，应该重在改变浮躁、盲目的出版定位，重在建设稳定、优质的客户关系，重在确立明晰、准确的图书产品定位，重在打造有效、可持续开发的图书产品线。

如何善于落实“走转改”活动，避免走入误区,使之成为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助推力，这是中国出版业每一位从业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