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书写的意义

耿占春

我对历史书写者常常怀着一种敬畏之感， 这是因为历史书写需要刘知己所说的“史才”、 “史学” 和“史识”， 章学诚说史家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 所以又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 而《宁夏诗歌史》 的令人信赖之处在于， 主编杨梓不仅是宁夏本土诗人学者， 他还曾以诗歌的方式书写过大部头的《西夏史诗》， 于史于诗对宁夏都有深入研究。 而说实话我是没有资格写这篇序文的， 无论是宁夏历史还是具体到诗歌史， 都是一个知识盲点， 但对我来说这是认识和熟悉一个地方的一种方式， 又能够借此接触过去了解较少的知识领域， 所以愉快地接受了杨梓友好的提议， 怀着学习的机会写一点与《宁夏诗歌史》 相关的读后感， 也以此就教于杨梓和本书十多位长期生活写作在宁夏的诗人和研究者。

笼统地看， 20世纪后半期以降， 大陆文学研究界经历了三次文学史写作， 即80年代之前占主导的“左翼文学” 叙述， 80年代中后期力图恢复文学主体地位的启蒙叙述， 以及新世纪以来开始慢慢形成的以中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的叙述。 前两次叙述可以在更早的胡适、 郑振铎、 茅盾等人的文学史叙述中找到踪迹， 五四之后无论是自由叙述还是左翼叙事， 都反对传统文化。 前两次文学叙述的历史语境都难免意识形态的支配， 第三次叙述则是在回归文学自身的历史属性这一意图中展开的。 《宁夏诗歌史》 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第三次文学史叙述的一个组成部分。

地方文学史写作一方面致力于梳理出地方文学自身的历史线索， 描绘出一种地方文学的历史地貌， 通常情况下它还需要处理地方与国族文学的关联。 《宁夏诗歌史》 的叙述框架仍然是鸦片战争之前的“古代”、 鸦片战争到结束于40年代的“近代” 以及1949年至今的“现代”， 在每一文学史分期之前， 编撰者都会给出相应阶段的“中国文学史” 背景作为参照， 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连续体。 地方性文学史的书写分享了与国族文学史相同或相似的叙述框架， 但在内容上又有很大不同， 它不仅是国族本位的， 还是民族文化本位的， 民族成为诗歌史叙述的基本“单位” 及其较为稳定的话语特质。 可以说《宁夏诗歌史》 的写作非常自觉地处理了这一领域的问题。 同时， 本书也充分注意到， 对于宁夏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 较早开始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地区， 农耕文化、 游牧文化、 伊斯兰文化和西夏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相通共融， 并展现出更加复杂、 多元的写作线索。 “宁夏诗歌史” 是一个笼统的称谓： 从时间跨度看， 从唐宋夏元一直到“90后” 的宁夏诗人； 从诗人分布看， 不仅有生活在宁夏的宁夏人和外省人， 也有客居或定居于其他省市的宁夏人； 另外， 宁夏的回族诗人也以汉语写作， “宁夏诗歌史” 实际也是一部“宁夏汉语诗歌史”。

在此意义上， 《宁夏诗歌史》 的写作充分注意到地方性诗歌写作与中国诗歌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与“转型” 问题。 如同该书主编杨梓在《跋： 执毫品塞上， 舞墨言春秋》 中认为， 中国古典诗词的“情景结构” 传统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情事结构” 传统， 而现代诗与古典诗词之所以会出现断裂，正源自前者对古典诗词“情景结构” 的放弃而继承了西方诗歌“情事结构”的传统。 杨梓并且提出一种预言， “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 回望以‘情事结构’ 为主的现代诗的发展， 因为背离了中国诗歌的‘情景结构’ 传统而不会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 因为结构之于诗， 如同骨骼之于人。” 这是本书主编杨梓的一种深具个人史识的总体判断， 但因本书又是一次集体写作， 写作者在视野、 认识、 判断上会有参差， 不一定每个部分都体现出统一的认知。

关于地方诗歌史的总体构想与论者之间的视域差异， 也容易构成叙述上的散点透视， 带出诸论者更多的意识和无意识，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文学史尤其是地方文学史的写作。 或许可以尝试将“情景结构” 和“情事结构” 一道纳入诗学范畴， 事实上亦是如此， 如在论及杨建虎较多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时， 论者则担心其“缺憾在于似曾相识的古典与婉约， 在扩展了他诗歌影响力的同时， 也覆盖他的原创力” （第四章第二节第223页）， 不因其保持了“情景结构” 而放弃批评意见。 与之同时， 《宁夏诗歌史》 中所描述的70年代以后的写作则更加注重叙事性， 即普遍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书写， 其实不唯70年代如此， 50年代的骆英和60年代的杨森君、 梦也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小努力， 他们以具有方言意味的“情事结构” 的叙述， 彰显了没有抒情性可言的小人物所承受日常生活中的历史重负。 对这些诗歌写作的阐释似乎可以搁置诸如“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这样的国家修辞， 正如论者所说： “发轫于9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个人化叙述， 使现代诗歌走下神坛， 日常生活入诗， 口语化写作， 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宽了诗歌的创作空间” （第四章第一节第169页）。

作为一部地方诗歌史书写， 在保持着国族历史叙事的参照， 尤其是历史和时间参照的同时， 《宁夏诗歌史》 的叙事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诗歌写作的地方文化特性， 西部， 塞上， 西夏， 回族， 这些地方性的因素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这一地方性在《宁夏诗歌史》 论及70后诗歌时亦有明确论述： 当全球化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 “时空压缩” 导致“无地方性” 的城市诞生； 《宁夏诗歌史》 的书写自觉地强调“诗歌‘在地性’ 的形成”， “让诗歌具有‘在地’ 中国、 ‘在地’ 宁夏的品格” （第四章第二节第209页）。 这些论述显示了该书主编和诸位编撰者的基本共识。 问题可能在于将地方性与日常生活分而治之， 也就是将地方文化去历史化或抽象化（就像将民族文化本质化一样）， 抽去其中可分享、 可传递的物质生活细节， 而以一种强制性的姿态占领某块高地： “于是地域、 本土等词汇在日常性、 经验性、 个人化等词汇之后， 成为诗人与诗人之间创造异质的关键词” （第四章第二节第209页）。 这也是《宁夏诗歌史》 的编撰者所意识到的隐忧。 地方性、 日常生活和语言曾经是当代诗歌摆脱国家话语宰制的一个基本杠杆， 但是现在， 国族叙事又可能借“地域”、 “本土” 这些往往已僵化为本质主义的概念暗度陈仓。 如何根据日常生活的压力结构创造出一个区别于国家话语、 既忠于个体感受又能与共同体的共通感进行对话的地方性社会空间， 这可能是很多诗人和书写者所面临的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宁夏诗歌史》 的编撰者们已将这一论域展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

源于诗歌或文学的特质， 文学史写作需要一条或多条线索， 或者说需要一种非线性的叙述， 如前所提及的， 《宁夏诗歌史》 有两条线索比较明显， 一是历史分期及历史事件参照框架上的国族叙事， 二是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与特质方面的地方文化叙述， 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前者如1957年张贤亮因之获二十二年劳教之灾的长诗《大风歌》， 再如肖川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诗歌《这巍巍山这沉沉瀚海这厚厚荒壤》， 诗中的个体融入了国家， 论者指出他们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变革运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时代风尚和美学风范”。 据此反观， 《宁夏诗歌史》的叙述立场不同于威廉姆斯《剑桥美国文学史》 中以“西部方言” 对艾略特“遵从着课堂英语精华” 的《荒原》 提出质疑， 也不像威廉姆斯那样严格区分文学的“本土性” 和“民族性”。 如在谈到屈文焜和回族诗人高深时均认为“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 不仅把海瑞（《我默立在海瑞墓前》） 看成是回族的光荣， “更把他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虽然“本土性” 和“民族性” 都是历史的生成， 但后者往往因为国家的介入落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论述， “天人合一” 的阐释背后亦常常有着隐蔽的“国身通一” 的权力支撑。 在论及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黄沙古渡》 时作者亦认为诗中所描写的“无垠的黄沙， 无尽的黄河， 风雨滋润着大地， 湖水微波荡漾， 汀州绿草茵茵。 这一切都在衬托一个主题， 那就是‘万里边夷朝帝阙’” （第一章第二节第019页）。 国族意识很容易吸取其悠久的帝国传统， 成为一种主动建构的或无意识的“东方主义”，使得一种地方性叙述的意义为一种国族叙事所冲淡。

地方书写既需要有国族叙述的参照， 更需要跳出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国族叙事框架， 以进一步彰显出地方的、 本土的以及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乃至进一步深入诗歌创造的个体属性。 就此而言， 地方性文学史书写依然存在着的某种封闭性或许并非是地方性自身所致， 而是国族叙事对地方性的笼罩造成的。 周作人于1932年在辅仁大学所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演中， 他质疑了韩愈尤其是宋明理学以来愈加浓重的载道主义， 以非线性的文学史模式回应了实质上是载道主义后裔（桐城派） 的胡适和陈独秀的线性文学史观， 给予地方而非民族以优先地位。 30年代的民族思想语境自然非常特殊， 这里存而不论， 但就文学史的书写而言， 在基于共享文化的地方性书写中， 线性时间的缺席， 美学趣味与风格的多样性， 确实可以创造出一种与国族文学的线性历史叙述截然不同的视野。 在这方面， 《宁夏诗歌史》 的阅读让人尚存意犹未尽之感， 或许正像历史本身并非一种完成了的认知客体一样， 地方史的书写在史观、 范式、 体例都尚且走在探索的途中。

一部诗学观念多元而文献浩瀚的《宁夏诗歌史》 所作出的贡献、 所揭示的论域远不止这些， 在编撰者总揽宁夏诗歌史的整体景观之际， 在今古诗歌佳作之中的逗留之时， 他们既提供了植根于一种感性经验的地方史书写， 又体现出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在地性” 的认知。 这是一部通过感性、 感受、 情感所勾画的地方史， 又是通过地方性经验的表达所呈现的一部宁夏人的“心灵史”。 正是诗歌史中的感性经验的演变、 情感的顿挫、 某种独特感受性的形成， 揭示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历史， 它是一个地方的物质生活史下面涌动着的连续又断裂的内心生活史或社会心态史。

2015年2月25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