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与“力”

2005年底，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表示对我的体育课题感兴趣时，我收到当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五洲传播出版社高磊编辑的邀请信，嘱我做一篇命题作文，写一本关于“一战”华工的小书。我在2000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承蒙刘青峰主编垂青，发表过一篇类似题目的长文。大概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高磊编辑找到了我，声称此书只有我才能写。但当时我不能写，因为我必须全力完成哈佛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书稿，所以就推辞了。但第二年高磊说社里又为该书重新立项，再次请我撰写此书，并同意我推迟交稿。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2007年初在哈佛的体育书稿杀青后，我开始着手“一战”华工书稿的工作。在高磊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写作进展较快，该书在2007年底即出版中文、法文两个版本。中文题目是《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

高磊是一位十分敬业的编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亲自陪我到山东威海、青岛等地查阅相关资料，受到威海档案局张建国局长的热情接待。在交谈中，我们一致认为在2008年“一战”结束90周年之际，在当年最大的“一战”华工招募基地——山东威海举办一次“国际首次‘一战’华工讨论会”和“一战”华工图片展览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张先生雷厉风行，很快落实相关事宜，所以在2008年秋天我又回到威海，帮助威海档案局主办学术会议和图片展。在山东威海档案局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在一百年前许多华工跨出国门远赴法兰西的出发地威海，多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一战”华工的历史。也是在威海档案局的安排下，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6集纪录片《华工军团》第一次把“一战”华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国人面前。该纪录片不仅大量使用了我的采访镜头，而且全盘接受我《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一书的观点。为配合首届“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在威海的召开，威海档案局还同时举办了“一战”华工图片展览。我后来为画册出版写了下述序言：“我们希望借此画册，立此存照，再现被遗忘的‘一战’华工的集体记忆，缅怀由他们为主角和创造的一段人类共享的历史。我们也希望借此画册，表达对‘一战’华工姗姗来迟的感谢。中国应该感谢他们，世界应该感谢他们。同时，我们希望读者阅读此书时，不忘新一代威海人及威海档案局的筚路蓝缕之功，并感谢威海档案局同人志在寻找失去的历史记忆，志在保存历史，志在向世人展示历史诸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此一画册即为他们辛苦劳动的一个很好见证。”威海档案局的张建国局长和张军勇先生后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几次在北京或香港喝酒聚会。

由于准备威海会议，加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在做《中国与一战》题目时，对“一战”华工的档案收集很多，因此我在写完五洲传播出版社委托的小书后，觉得意犹未尽，随即准备写一本详尽的学术专著。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及研究后，觉得可以正式启动该项目了。于是在2008年春我询问哈佛大学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并很快与我签订合同，建议我2009年6月底交稿。

还是我的一贯风格，笔头未动，档案先行。前面提到我在做中国与“一战”课题时，英国国家档案馆至少有五卷关于华工的档案无法找到。在开始写“一战”华工一书时，我决定用大海捞针的办法，再试一次。回到英国档案馆后，我通过一卷卷翻阅相关档案，终于找到了这一度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五卷档案，这批档案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所有英招华工的名单都在这里。接着，我又在伦敦的战争博物馆找到许多图片、口述史及珍贵档案资料。后来我又发现英国的Leeds University图书馆的特藏部刚收到一批珍贵的“一战”士兵的资料，他们中许多人跟华工有交集。我立即跟特藏部联络，要求容许我查阅此批资料。专门飞去后，果然不虚此行，我在Leeds University发现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此外，大英图书馆的阅读也让我大有斩获。英国一坦克博物馆（Bovington Tank Museum）的工作人员更是大发仁慈之心，主动提供给我许多与“一战”华工有关的珍贵资料，此外，英国的East Surrey Museum，比利时的Flanders Musuem，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特藏图书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和陆海军档案馆等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协助。

在美国档案馆的研究帮我还原了美国大兵与“一战”华工在欧洲的交集。哥伦比亚大学特藏部的晏阳初个人档案则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精英与“一战”华工的互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林希文博士特为我在欧洲购买了四套极其珍贵的“一战”期间与华工有关的杂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老朋友张力帮我找到并复印了全套《华工周报》。

不过我最意外的收获发生在加拿大。为了了解“一战”华工过境加拿大的详情和寻找“一战”期间担任华工营军官的人的资料，特别是明义士的资料，我来到了渥太华和多伦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我找到许多珍贵资料。明义士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并成为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他收集的上万件甲骨文残片极其珍贵，后来成为齐鲁大学教授，出版了不少甲骨文著作。“一战”期间，他应招成为“一战”华工军官。

我原以为明义士的档案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但被告知尚未落实。我立即跟其家人联系，其子Arthur Menzies当时已90高龄，是一位独居老人，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查阅有关资料。Arthur Menzies是加拿大杰出外交官，1976至1980年曾任驻华大使。老先生跟我开玩笑说，我做完他老爸的研究后，也应该做做他本人的研究，他比他老爸更有名，他还可以告诉我邓小平的故事，等等。在他家期间，他不仅让我随意查阅他父亲的资料，并亲自开车带我到附近中餐馆吃饭，当附近中餐馆的女服务员们对他热情问候时，老先生还跟我开玩笑说，他还是有女人缘的。非常遗憾的是，在我的专著出版之前，老先生于2010年93岁高龄突发心脏病去世，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会一直珍藏在心里。

写作这本书还用了其他不少私人档案，如加拿大人David Livingston的父亲当年就是“一战”一个华工团队负责人，留有相关日记和图片，极其珍贵，David Livingston将其无偿供我使用。其他如加拿大人John Sebert、法国华工后代Christian Tchang和Gerald Tchang等人都慷慨提供图片和私人档案，供我研究之用。

与加拿大前驻华大使Arthur Menzies合影

同从前的经历一样，我在国内的研究就不太顺利。2007年我需要到一家著名图书馆阅读有关“一战”华工的文献资料，但到该图书馆目录室及图书网一查，一无所获。然而根据我的调查，该馆绝对有一些相关资料。不得已，到图书馆咨询部打听。答曰，交500元人民币，可代为查找。的确，交钱后，很快被告知有不少资料，可由他们代为复印。于是再交高额复印费，方得收货，一如营利单位。后来一看，许多复印的资料文不对题，缺字不少。请允许我在这里发几句牢骚话。近来国内大学纷纷以建立国际一流大学为己任，的确，从硬件看，许多大学已经相当好了。但从软件看，则距世界一流大学甚远。一流的大学必须是开放的大学，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了吸引校外学者利用其珍藏，甚至提供旅费。我移居密歇根后，附近的密歇根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很快为我办好长期使用其学校图书馆的有关证件，没有任何刁难。但中国的所谓一流大学，很少有这种开放的胸怀。校外学者如想看其珍藏，可谓难上加难。每次我如需阅读国内大学藏书，经常不敢自己登门，怕门卫就把我挡住了，只好请在该校工作的朋友帮忙。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等都屈尊帮过我。一个心胸狭窄封闭且自高自大的大学，无论其硬件多好，是无法成为一流大学的。

就在我为“一战”华工研究紧锣密鼓做准备时，幸运再次降临，2008年春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宣布我为2008至2009年度研究员，让我得以利用哈佛及研究院举世无匹的研究条件，在哈佛闭关一年，顺利按时完成书稿《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到2009年9月中旬，两位评审人的匿名审查报告也均寄到出版社，双双推荐出版。

《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一书为我的中国国际史及国际化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第二部是《奥林匹克之梦》。第一部即前面提到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该书旨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分析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程序的重建及中华民族自我更新做出反应。《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则力图另辟蹊径，通过“一战”华工的经历及故事来探讨中国国际史及中国国际化历程中的平民参与及其贡献，分析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试图回答“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及世界其他人民共同探讨的世纪之问。

《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讲述的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段意义深远但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西方文明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力争顺势而起，利用这个机会一展宏图，重整国运。而“一战”期间背井离乡来到西方文明中心法国的14万华工，因缘际会地成为拯救中西方文明的弄潮儿，并成为中国派往世界的“使者”。本书讲述了他们如何成为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经历，并为中国参战和加入战后巴黎和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如何成为晏阳初等一代精英的老师；更重要的是，讲述了他们的“苦”与“力”之悲壮人生，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中国及西方文明的命运。“一战”华工被西方人称为“苦力”。的确，他们“苦”，但他们也有“力”。本书详细记述他们的“苦”，他们的“力”，还有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身着各国军衣的浪漫，交法国女朋友的风流，以及为保卫自己的权益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的中国男儿的威风。“一战”华工甚至是邓小平等共产党领袖当年走出国门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先驱。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华工的故事，这是文明交流的故事，同时也是1895至1919年期间包括华工在内的一代中国人为中国的国际化，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为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以及同西方人民一起共创人类和平而奋斗的故事。“一战”期间中国“以工代兵”的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14万华工不仅仅是14万士兵，无疑也是中国的14万使者。除中国外，书中各有专章涉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多属闻所未闻的故事。

高兴的是，该书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很好。例如，哈佛大学的Erez Manela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非常正面的书评，复旦的马建标先生也以“小人物，大历史”加以介绍。台湾的吴翎君教授更是发表长篇研究与评论文章，予以很高评价。鄙人任职的香港大学在2012年还为我就此书颁发最佳著作奖。美国的华人图书馆馆长学会选此书为2011年最佳图书。更令人欣慰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夏天将此书作为年度重点书籍，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中文版《一战中的华工》问世后，引起国内媒体及学术界相当大的重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和本书的译者及校对者充满诚挚的谢意。

学术研究常有良性循环、互为因果的事。因为写作《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写作《一战与华工》。后来因为《一战与华工》的出版，又促成我在2014年决定接受五洲传播出版社为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再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一书的建议。前面提到，我为写作《一战与华工》一书时，挖掘了不少新资料和档案。更有趣的是，我的“一战”华工专著在哈佛出版后，不少与“一战”华工有关联的家人，主动同我联系，并提供资料。如1926年出生在山东济南的加拿大老人Mary Mckim多次为我寄赠与“一战”华工相关的宝贵资料——老人的父亲曾为“一战”华工服务。所以我打算对《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做全面增补和修订，不少章节是重起炉灶重新撰写的。本书还引用和参考了我在其他著作中没有使用过的新资料。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陈先生早在1986年就出版过有关“一战”华工的著作，后来又主持“一战”华工资料出版工作，可谓功德无量。几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演讲，有机会同陈先生深谈。他告诉我台湾的“国史馆”有很多“一战”华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档案资料，并费心帮我找到档案号码。得此线索后，我专门来到“国史馆”，果然找到了陈先生提到的7卷档案。《为文明出征：一战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一书的其中一章就是根据这批档案写成的。我还要借此机会对德国学者Jan Schmidts无私提供他在日本发现的相关资料给我使用表示感谢。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两位台湾学者陈萱博士和李启彰博士不辞劳苦帮我翻译整理这批资料。当时还在台湾东华大学任教的吴翎君教授审阅了书稿全文，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齐德智先生整理的华工孙干所著《华工记》出版后第一时间赠阅。2017年初，《为文明出征：一战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中文版在高磊先生的精心编辑下，出版问世，五洲传播出版社还打算尽快推出英文和法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