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的传统

比喻的传统

《女女女》不是一篇关于女权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一位男人发泄厌女症的刻毒。事实上，这位作者是热爱女人的，并觉得这个世界的毛病大多要由男人负责，由那些商界、政界、学界里装模作样的男人负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男人比女人丑恶。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但这篇小说并不接触这样的主题。另一方面，作者对任何主题、任何因果关系的概括都觉得不无可疑。随着叙述推进，他的思考总是充满失败感，比如对肯定与否定的奔赴，对乐观与悲观的奔赴，常常适得其反。中国有些古人（如禅宗）曾用闭口不言或打哑谜来应付这种困境。同样，作者在这里也只能回归到“吃了饭就去洗碗”这样原始而简单的生活信念。在他看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其心灵比较安全，能够抵御浩繁哲学教条的侵扰——虽然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法。

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之下贤良克己的女人，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此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的同情心。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她的死亡也是一句漫长难耐的符咒，揭发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上天仍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

如果我们把世界大战或五谷丰登都看作某句符咒的应验，并不会使某个中国乡下农民感到特别荒唐。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没有西方科学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的见解。比方说，他们会振振有词地断定，某个人的死亡与地震有某种关系，某一棵怪树与邻近一位妇女的不孕有某种关系。民间传说中这一类丰富的见解，是另一种知识，另一种逻辑。它不过是把假想当成了真实，或者说，是把假想中或多或少的真实因素加以强化，用来支撑自己面对世界的信仰。

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当然是荒唐的、不实用的、有损国计民生的。但有意味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笃信不疑的种种“真实”，不也是不断被查证出或多或少的假想因素吗？地心说与日心说都过去了，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什么的也将要过去，科学理性总是有局限的，有时还会使我们心胸狭窄，性灵呆滞，比方说我们真的认为，某个人的死亡与接下来的地震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尽管这个想象有些夸大甚至永难证实。

事实上，科学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假如征兆、报应、机缘、参悟、幻觉、宿命、巫术、神话，等等，全部被科学排斥，假如真实不能得到假想的滋养的佑助——就像西方早已发生而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么美就没有了，生命的丰富性就没有了，文学作品乃至语言中的比喻也不会有了。几乎每一个比喻都隐含着对科学的背叛，都是假想对真实的拒绝和超越。把女人说成花，这是最普通的比喻。一个是人，一个是植物，把人说成是植物，这不真实，不符合科学。但比喻通常就是在这一些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寻找它们的相关，指示它们某种共同的本质。比喻不过是把科学所割裂的世界，予以艺术的联系和整合，表现或还原另一种真实。因此越是精彩的比喻，本体与喻体之间就越具有科学所判定的差异、阻隔、距离，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人们不会把女人比作女人，只会比作花、星星、流水、鸟或诗。在这个意义上，比喻总是在寻找对科学最强烈的对抗。

比喻是文学的基因，几乎蕴含了文学最基本的奥秘——在语言日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今天，它仍然顽强固守人类的神性、人类的美。那么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一——尤其是民间文学传统之一，就是不仅仅把比喻当作修辞手法，而是当作对生活本质的理解，由此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这样的作品会有些似是而非，甚至鬼鬼怪怪。

我希望法国的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如果我的小说无助于这种理解，那是笨拙无能所致。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1991年5月

（此文为法文版《女女女》自序，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