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场和弦子书

从历史情况看，我国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苏州、杭州、西安、成都等，居民都有坐茶馆的习俗。不论年齿，少长咸集，一壶香片茶，坐上半天，可以读书，可以听旁人闲谈，也可以友人小聚、闲话家常，更可以借此一席地做买卖谈交易、商定事项，茶馆已和社会生活联结一起，须臾不可或离。

无可否认，茶馆的出现是以小农经济稳定发展、都市繁荣为前提的。茶客则以文人居多，这些人有悠闲时间。上述城市除上海外，都是我国古代各地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在这里，茶馆早期当主要是为府县僚佐和读书人服务，此后随着社会的演变，茶馆功能有了变化，譬如增添了说书、弹唱等娱乐项目，服务面扩大。天津都市茶馆则不同：

清凉茶肆瀹汤初，座上盲翁讲法如。

一自梨园夸弟子，三弦冷落说唐书。^[12]

弦子书演员按时演出，茶客是来听说唱的，喝茶吃瓜子、崩豆儿、萝卜，是闲中又闲的消遣。双目失明的说书人一边弹着弦子一边说说唱唱，听书人有粮船、盐船的船工，斗店、盐坨的搬运工（当时称为“脚行”），盐店、粮店、杂货行的小同仁，是些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商人，很少有以文为生的读书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小商人情趣不会太高，他们用热烈火爆、有刺激性的东西消闲解闷，驱遣劳乏。杂剧太文，几种地方戏还没有兴起，只有弦子书适合胃口，听些《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等大书目。逐日接续演唱，听上瘾，得天天去茶馆，这也是茶馆主人设法赚钱的一种主意。据说，真有人把钱都花在喝茶听书上，无法给老家的妻子儿女捎钱。老人们说当时已有小段子，且有荤素之分，荤段子都有色情的描绘，是茶馆和弦子书演员的又一赚钱之道。乾嘉时期天津茶馆情况大致如此，和前述各城市迥然不同，它与当时天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契合的。

诗中提及梨园兴起，弦子书逐渐被淘汰，这“梨园”恐怕指的是二黄戏。乾嘉时花部盛行，引出多种地方戏。乾隆末年徽班进京，西皮二黄很快传入天津。它曲调高亢爽朗、节奏鲜明、唱词通俗，且戏文当场了结，较成本弦子书在时间上便利观众，故有更大的吸引力。费时费钱的弦子书自此没落，茶馆生意也受影响，一部分倒闭，一部分改为说书场，即后来的杂耍园子。弦子书艺人有的改作伴奏，一部分人怀抱三弦，手持马竿，走街串巷入户说唱，收入没有了保障。唯一的希望是居民有喜庆事，为招待亲朋而请“瞎子”说唱助兴。这样，收入将比平日高出几倍，是弦子书艺人的好生意。这种情况都是先期约定，及至正日，艺人穿戴整洁早早来到，也贺喜也坐席，有专人招待。上下午唱两段时间，由主家或亲朋点段子，应景的戏文多，忌死伤不吉利的内容，《武松杀嫂》的段子有人点也不能说。弹唱时特别卖力气，显精神，这样说唱一两天，加上吃喝和客人给的“酒钱”，可顶平日十天八天的收入。

说书人以色情描写标榜，招徕听众，在天津可能是自乾嘉时期开始盛行的。这时天津都市商业兴盛，从事手工业、船运、装卸等的劳动者和商人丛聚，茶馆说书业兴盛，为了竞争可以不择手段，何况听众中确有不少是长期出门在外的单身汉，他们精神苦闷，寻求寄托，说书人为迎合这种情况，于是出现荤书唱。弦子书艺人创荤书唱，得逞于一时，后来茶馆萧条，艺人走街卖唱时，居民们就存有戒心了。特别从咸丰年间有说书假瞎子（当时说书艺人绝大多数是双目失明者，津俗背地称作“说书瞎子”。如被他们听到这么称呼，除破口大骂外，还抡探路马竿一阵乱打，打到谁是谁，故当面只称“说书先生”。偶有不失明而操此业者，紧闭双目，装作失明。人家对失明人进入内宅，顾忌少些，这对说书艺人来说，意味着多些生意）拐骗妇女的传闻之后，平日家无男子时就忌招说书人入宅，即便有男人在家，招瞎子入户弹唱，也往往招致邻里非议。这样，弦子书艺人的生意日少，到20世纪40年代收音机大普及后，弦子书基本绝迹，盲人少了一条谋生之路。所幸者没有几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对盲人的关怀照顾十分周全，盲人境况胜往昔千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