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盟主胡适

关于胡适与汉章先生的关系，笔者在拙著《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已较详尽地讲述，但考虑到胡适与汉章先生都是北京大学同事，又一起在哲学门开过课，本书是不能不提及的，故在此简要地说几句。

汉章先生与胡适之间相关材料有两条。

一条是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系)的冯友兰回忆说:“一九一七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即汉章先生)，“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如黄侃一样，汉章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采取嘲笑的态度，黄侃的耻笑(见本书《北向称弟子的国学大师黄侃》一文)，带有人身攻击意味，而汉章先生则从学术角度。哲学史大纲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而黄侃倒是击中胡适的要害，而其比喻则十分不恰当。

胡适

不少著作讲述这桩掌故有两点有误。一是把胡适来北大，“接替五十岁陈汉章讲‘中国哲学史’”。事实是北大哲学门胡适来的那年，为哲学门一、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的老师是胡适、马叙伦。三年级是汉章先生。此事可查《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公布的哲学门上课教师名单。故不存在接替的问题。二是汉章先生时五十岁是1913年，而胡适是1917年10月10日(九月初二日)来北大，若是1913年，胡适还在美国留学(1910年至美国)，他人在美国，怎么可接替汉章先生?

另一条是关于黄侃离开北大的，汉章先生说原因是“同门某人排挤”，未点名是谁。从马叙伦的文章可知，此人即胡适。

汉章先生对胡适不像黄侃那样屡屡调侃，使他难堪难受，下不了台。汉章先生与胡适相识，也见面，但他保持长者风度，是不会对他说三道四的。

在北大，当时开课最多的恐怕是胡适和汉章先生，但胡适除那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毕业论文)，无其他讲义，而汉章则有讲义，虽有散失，至今还有《中国哲学史》(不全)、《中国哲学史群经讲义》(不全)、《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佚)、《中国近世史》(佚)、《西周史》(研究科目，佚)、《中国法制史》、《经学通论》、《说文学讲义》(不全)、《尔雅学讲义》(不全)、《文字学音韵讲义》(不全)。这也许可以超越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