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发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前，毛泽东同志在一些著作中，就从革命的全局看待文化和文学问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在几个问题上的指示是非常明确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任务、特点和方向：“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关于文学的服务对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7年11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召开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伟大的“鲁迅精神”，即“他的政治远见”，“他的斗争精神”，“他的牺牲精神”，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向鲁迅学习，并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关于中国的民族形式：“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虽然是毛泽东针对纠正党内文风而说的，后来，文艺界却把它作为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指示来接受，并展开讨论。

这虽然是几个方面的独立意见，却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对于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当他面对延安文艺界的严重问题并着手去解决的时候，他及时地将他在一段时间里思考的那些意见，熔铸到《讲话》中去，形成了以服务工农兵为中心思想的“讲话精神”。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文艺界知名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等，计100多人。5月2日为大会开幕式，毛泽东、凯丰、博古、洛甫、邓发、任弼时等参加大会，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同志就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发表了讲话（《引言》），他说，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并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学习等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当天的会议上，萧军等多人发言，谈了“立场”问题：作家应“为求得民族底解放”和“求得人类底解放”来创作；“态度”问题：作家应以“科学者的态度”，即“要严肃、要客观，要把握住事物、人最本质的东西，由舍象到具象、到形象、到典型”，和“现实主义的手法”，即“不脱离现实，也不拘泥于现实，更可贵的，还是在它有指导现实的本领和作用现实的力量”去创作。还谈了“给谁看”、“写什么”、“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问题的看法。会上的发言，有谈文艺的定义的，有谈人性论的。从发言的内容看，与会者对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是心中无数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随后的几天是分小组讨论。

5月16日，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第二次大会。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参加，有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等多人发言，会议气氛热烈。

5月23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朱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针对两次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的情况，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批准”。他还结合自己的转变说：“我是一个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毛泽东随后作总结发言，即《结论》，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个中心问题，作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著名论点：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在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后，就要回答“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个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的问题；一个是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在延安，许多同志小资产阶级出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无产阶级对于他们不能迁就，而是要求他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普及与提高问题：“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就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他从阶级分析、定量分析中，无可辩驳地得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才是文学艺术应当服务的真正对象。他随即明确地指出：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对于绝大部分不识字、无文化的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是第一步的工作，更为迫切的工作。这就将我们党对文学艺术的根本要求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点，明确地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指示了出来，成为延安和边区文艺运动必须遵循的方针。

鉴于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的讲话又具有无比雄辩的力量，因此他的讲话便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一时间豁然开朗，明白了先前争论不休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这个《讲话》，涉及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篇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

文学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因此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收集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

文艺与生活：文学艺术虽然来自于生活，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因此“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文艺与政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文艺批评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既反对政治错误的艺术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讽刺和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诸问题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理论概括，给中国的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它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

《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1905年，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指出：文学艺术是党的革命的螺丝钉，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因此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艺术服务于劳动群众的论述，指明了文学艺术与群众关系的原则。这一理论原则于1930年2月由成文英（冯雪峰）以《论新兴文学》（即《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题翻译出来，发表在《拓荒者》1卷2期上，便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的指导方针，1930年2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召开文艺大众化座谈会，3月《大众文艺》2卷3期出“新兴文学专号”，发表了征求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的答复，鲁迅、郭沫若、冯乃超等6人发表了意见。郭沫若认为“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鲁迅的意见认为：若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指出在没有“政治之力帮助的”的情况下，可以作“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鲁迅意见的指示性和重要性，在当时没有为人们所重视，而此后的几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多数的意见就是作品要通俗化，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把“大众化”简单地看作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大众化”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

“左联”成立后，于1931年11月的决议案中就写进了“大众化”问题，指示“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1932年3月，在“左联”的决议案中，再次强调“大众文艺运动”。这样，就有1932年4月展开的“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提出为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第一要解决的是文艺作品“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茅盾及时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批评秋白把“文字问题”看作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这是不全面的。《北斗》2卷3、4期合刊，为此发表了大众化问题的文字4篇，认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形式问题”。（周起应《关于文学大众化》）

1934年6月，文艺界就大众化问题又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次争论的原因，是大家较为普遍地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虽然相比文言文而言跟大众接近些，但实际上还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和一般大众无关，大众不能接受。现在来提大众化，就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提倡大众语，即“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听得懂是“深入大众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的认识，就与第一、二次讨论的看法相一致：把大众化的问题，仅仅看作是语言文字问题，因此，这次讨论的文章，都围绕语言文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文艺“大众化”几次讨论，都仅仅简单地把大众化看作是创作大众能懂的作品，结果，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就把大众化的问题引到工农兵文学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只有在党所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在真正的政治之力的正确指导下，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正确的，他从一开始就提醒人们，在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下，大众化只能是一种空想，他劝人们还不如写一些层次不同的作品，以适应各种人群的需要，鲁迅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大众化的问题虽然一再讨论，其中虽不乏好的意见，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关于大众化的热情，在大后方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还是渐渐地冷却了下来。

在延安和广大的解放区，解决大众化问题的政治条件具备了。《讲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中诞生的。

《讲话》，有一个根本的立论点：阶级分析和定量分析。它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今天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是革命战争的主力，还有小资产阶级这一同盟军。这就是人民大众。这样的分析，就把列宁的党的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意见，明确化、具体化，这就具有逻辑的巨大的折服力量，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它。

文学艺术怎样才能做到“大众化”？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就把“思想感情”提升到文艺“大众化”的首位来解决，具有针对性。

如前所说，在大众化的几次讨论中，大家的看法，归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文艺作品要通俗化，如郭沫若的说法，“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这就是鲁迅所批评的用文艺去“设法附就”和“迎合”大众；二是大众文艺，是先生，是导师，是“教育大众的”（郭沫若语），所以大众化就是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把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给大众，去改造大众的意识，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三是大众文艺是“组织自己的队伍的”（瞿秋白，同上）。这就是说，大众化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大众之外、大众之上去谈大众化问题的，他们眼中的大众，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文盲、半文盲，甚至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落后的无知群众。所以，要通过大众化灌输给他们阶级意识，从而得以教育、改造他们。作家艺术家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认识，但是他们只谈改造大众意识—而没有或很少提过改造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是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和多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他们在“普罗”文学的早期，在提倡和奠定“普罗”文学方面是做了贡献的，但是，就是这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文学队伍，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许多作者都是“被从实际工作排出”的青年，“在他们身上，对实际斗争的疲惫情绪和对革命的狂热幻想结合在一起，他们没有放弃斗争，却离开了群众斗争的旋涡的中心，在文学事业上找着了他们斗争的门路，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情感认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鲁迅在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论争革命文学的时候，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革命的低潮期侈谈“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堕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并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勇气”。（《“醉眼”中的朦胧》）语言虽然尖刻，但却说出了问题的本质。

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还在别处用了两种形象的说法。一是翻筋斗，一是脚踏两只船。他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看得很透的：他们同社会斗争实际接触少，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又自以为诗人和文学要高人一等。所以有时常常表现得很激进、很革命，然而一旦遇到了挫折，他们就会翻筋斗，从“左翼”作家而一变成为“右翼”作家。脚踏两只船的某些小资产阶级作者，其心理更是卑劣，他们的脚，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革命环境较好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受到挫折时，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好像只是文学家而已。

对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延安和广大的边区是欢迎的，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是工农革命的同盟军。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在没有得到改造前，对于革命又是有害的，特别是他们的文艺思想更是如此。因此，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段话，说得似乎是严重了，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延安文艺运动的整风，就自然有了一个中心，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思想意识的转变，只有思想感情转变了，转变到工农兵方面来，文艺的大众化，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什么是大众化呢？毛泽东说：“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样，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纠缠不休的“大众化”的问题明确地作了回答。

那么，怎样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指示，到群众中去，下定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和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到群众中去，在转变思想感情的过程中，还要“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不懂群众语言，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不欢迎，还有什么大众化可言？

《讲话》的发表已经快70个年头了，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的历史意义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艺理论上的杰出建树，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将载入史册。胡乔木同志在晚年就《讲话》有过一段这样的文字，引在这里：“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