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家书》序

《胡风家书》的出版，其意义不仅在胡风研究领域，而是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献。我原来以为，在胡风研究领域，随着《胡风全集》（10卷本，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作家方面的材料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期待主要是来自更高层面的有关胡风事件的档案解密。胡风事件发生于1955年，中共党内对胡风的批判更加早些，大约从1948年开始，离现在都在五十年以上，当事人也所剩无几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地解开这场文坛冤案的谜底。但是从受难者的精神现象的研究来说，这一本《胡风家书》无疑是提供了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信息。

我查核了《胡风全集》的第九卷书信卷，胡风给梅志的信只有一封，是在秦城监狱里发出的信。再查第十卷日记卷，对于胡风写信的主要背景可有大致的了解，但是日记极为简约，倒是家书，不但有较为详细的细节记载，还有较为详细的内心苦恼的披露。作为诗人的胡风，他的感情的表述决不是独白式的，他的倾诉需要有对象，而梅志则是他最知心的倾诉对象。《胡风家书》收录了胡风致梅志的全部信件，从1933年胡风刚认识梅志，向她求爱开始，一直到1965年出秦城监狱前的通信，共有三百三十封之多。对于这一对历尽战乱、磨难、监狱、迫害的患难夫妇来说，这几乎是奇迹上的奇迹。从1949年胡风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再到北京参与新政权的文艺活动，到1953年7月他在北京买了房子，决定举家北迁定居为止，是胡风生命史上最为难堪的时期。在之前，他作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左翼文艺评论家，鲁迅先生的精神传人，活跃在烽火弥漫的文坛上，以自己的美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他主编的《七月》成为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在之后，他定居北京以后着手撰写号称“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是胡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最后的进言，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见解和对于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政治上“假、大、空”理论的致命性的批驳，使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接下来是二十多年牢狱之灾，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我现在关注的是，那一段最为难堪、彷徨的时期中，胡风的精神世界是怎么发生变化的？他是怎样从进入新世界的狂喜、幻想并且希望取信于新政权的最高领导，到他一步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出于盲目的自信和单纯的他信而陷于了难以脱身的困境？他的客观环境在变化中，他的主观认识也在变化中，这种变化是痛苦的，同时也遇到了他的自信本能的顽强反抗。他是经过了几年痛苦的自我搏斗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在1953年初的家信中，他终于承认：“可见一切都在酝酿之中，所以，我的事也就不能最后决定的。现在只求能解决暂住的房子和搬家问题。”并且痛苦地说：“我已不存任何幻想了。”这一时期胡风的内心痛苦是无法想象的，而他唯一倾诉的对象只有梅志，所以这批书信的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胡风当年的心迹转变和认识深化，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由此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胡风在这几年中放弃理论活动，转而创作歌颂领袖的长诗和趋时的报告文学，一次又一次地写作遵命文学，一次又一次地滞留北京，一次又一次地百无聊赖周旋于文坛官场，等候新政权对他的重新起用，都是基于他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本能的反抗，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处境。抗战以来，胡风的《七月》，茅盾的《文艺阵地》、郭沫若的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如周扬领导下的鲁艺和丁玲等人主持的延安“文抗”等）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的多角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同一条战线下的多元追求，也有群雄逐鹿的宗派冲突，但是这一均势到了1948年以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他各元都建立了联合统一战线，而胡风一元却被排斥为异端，成了与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同列的批判对象。这种关键性的变化究竟发生在何时？我们至今尚未掌握有说服力的材料。王元化曾经在《我和胡风二三事》中透露过一点党内批判胡风的信息，时间大约还是在1947—1948年，这条信息相当重要，但似乎还没有人作进一步的旁证。如果再往上推，那就是1945年的《论主观》批判了。而在《胡风家书》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条新的信息，在1938年2月3日的信中所说的：“还有，《七月》发生了问题，我感到无比地气闷。这回的问题，不是官方，而是自己。潘汉年等把子民找去，要他不要做发行人，至于我，顶好到临汾去，由我自己决定云。……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奚如一个。”吴奚如在武汉时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既然他参与了潘汉年“等”的意见，可见这不是潘汉年个人，也不是胡风后来理解的“创造社”宗派的意见了。这些纠葛似乎不见其他文学史资料。我查了胡风回忆录，胡风只记载了武汉时期胡愈之建议《七月》与《文艺阵地》的合并，被胡风拒绝，但没有提到潘汉年的意见。现在从这条信息来看，胡风作为异端的被确认，很可能在抗战初期已经在中共党内有了某种迹象。这与19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时期在中共党内领导人心目中，因为鲁迅、冯雪峰的背景使得胡风暂占上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然，胡风在抗战中仍然得到了中共领导的支持，他主编的《七月》也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风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异端角色已被派定，他的不断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方向的努力和幻想，注定将得到极为痛苦的挫败与打击。中共党组织在40年代末发起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有意识的批判，很清楚是为了提醒胡风要意识到自己的异端立场，暗示他这是一种错误，但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的意图。新政权成立后，有关方面多次想安排胡风从事具体工作，但必须是在他人（周扬、丁玲、冯雪峰等“党”的化身）的领导监督之下工作，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异端立场，在党的规范下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胡风压根就没有意识到高层领导的这一个意图，所以他才会一次次拒绝接受新政权对他的具体工作安排，而不厌其烦地要求直接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约谈”，其实他是企图通过高层对话来超越周扬、冯雪峰等人，让最高当局直接了解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与能量，以便让他发挥真正的“战斗”作用。为此，从1949年到1953年，他在北京滞留了大部分的时间，焦虑、烦躁、期盼、苦闷、破灭之情绪郁结于心，都真实地保留在他给梅志的书信中。

在1953年2月15日的家信中胡风抱歉地对梅志说：“从前，无论怎样苦法，过年我们还总是守在一起过的。但到了解放以后，反而每一次过年都是在能不能在一起的焦躁中度过的。今年，终于不在一起过了。”胡风当然不知道，再过两年以后，难以想象的灾难将把他推向“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的悲惨境地，但是，即使是当时，“眼里朦胧望圣旗”的悲剧正在拉开帷幕，这个家庭已经被阴云笼罩了。现在的青年人也许难以理解，当时北京上海即使两地相隔，也不是遥远到参商难见，胡风在北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公务在身，为什么连过年都不得归家，却在信中两地相思苦苦倾诉？我们仔细阅读家书，就会感受到怎样一种深刻的焦虑在折磨着胡风，使他一时一刻都难以离开北京这个圣旗所在的“圣地”。我有时突发奇想，如果胡风在1953年没有离开上海北上定居，或者他也没有热衷地滞留北京等候圣音，干脆安下心来在上海过一阵平凡人的太平日子（用胡风的话说，是做“太平犬”），谈笑者有彭柏山、刘雪苇等深谙党内三昧的资深领导，往来者有贾植芳、满涛这些正直睿智的学者，也许，他还不至于如此冲动如此自信如此盲目地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几年折腾一朝覆巢。但是如果这样，那胡风就不是胡风，文学史也会重写，也许这场灾难会以其他形式出现而延宕许多年，也许当代文学理论史上再也不会有“三十万言书”那种可歌可泣的直谏文字了。

读完这部书稿，我最生揪心之感的是胡风的夫人梅志，我不想从很高的角度来评价这位受难者的妻子——其实，对这样的中国女性，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会过高的——但我更希望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妻子角度来评价她，对她充满了敬意。梅志与胡风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结识而结合，相爱而相知。梅志小胡风十二岁，胡风当时作为一个留日学生、日共党员回国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知识分子，而梅志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女性，她的世界观的形成很大部分是受了胡风的影响。胡风是个典型的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一生风雨奔波，很少有安定温馨的时分，然而在这种动荡不安定的岁月里，梅志却成了胡风最依赖的精神家园、最忠实的倾诉对象，最后，又成为他的重要的助手。他们竟一起承担了旷世奇冤，磨难中度过艰难一生。当我读着胡风书信如同听着笼中之豹的无望怒吼时，心里不由联想，梅志在那几年是如何承受这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精神折磨？而她又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那颗受伤的心灵？这一切，确是我最想了解的。幸而，从《胡风家书》的编后记里获知梅志致胡风的书信如今也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真希望晓风在不久的将来能把梅志家信也都整理出来，一起发表，让这位伟大女性的风范长存人间。我想，读者也是会这样期待的。

原载《随笔》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