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

本篇是《国富论》的精华，共有十一章，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分工问题”；第二部分讨论货币和商品的价值（价格）；第三部分是“分配理论”，谈论劳动生产物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它的结构大致是：分工——货币——价值——价值分解。

斯密的“分工”理论

前三章分别讨论分工的利益、分工的缘由以及分工所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是整座理论大厦中最古老、也是理论上最成熟的部分，且文笔优美，可谓字字珠玑。

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国富论》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增加，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且，对分工的赞赏之情，贯穿全书。可见，斯密对分工问题的重视。

在斯密之前，不乏学者对分工问题有过各种各样的论述，甚至早在古希腊，分工思想就已经出现（还带有道德哲学的色彩：“善，就是各司其职”）。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斯密这样，给予“分工”问题如此高的重视。

扣针工场里的“分工魔杖”

在斯密眼中，“分工”犹如一根魔杖，可以神奇地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就让我们从一个“扣针制造业”的具体例子，来看看它到底有多么的神奇吧！

斯密曾亲自参观过扣针工场，在那里，他观察到：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者，无论如何努力，一天也生产不了20枚扣针。但有了分工之后，经过前后18道工序，在斯密考察的工场中，每人每天就可以生产48000枚扣针。多么大的差别啊！“分工”的魔杖是如此神奇，经它轻轻一点，劳动生产效率是如此快速地提升。

那么，为什么“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斯密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

在斯密看来，“分工魔杖”的神奇在于三点。第一，分工专业化使劳动者的劳动技巧或熟练程度日益增进。斯密深有感慨地说，分工使得劳动简单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些操作的迅速简直让人难以想象。第二，分工可以减少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损失的时间。他举了农村中既耕种土地，又兼做织工的例子。第三，分工使劳动简单化、专门化，从而为机械的发明和使用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论点。而且，斯密还沿着这个思路提到，可以存在某一个行业的人专门从事发明创造，这样就可以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

斯密把人类进行分工协作的原因归结为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易的倾向。这更多的是一种本能，而“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斯密在论述这种倾向的时候，用人和动物作了比较。他断言：“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他还不无风趣地说：“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

斯密对分工的诠释，非常精彩，但不无缺憾。比如，在说明他的论点时，恰好暴露出他没有把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区分开来的弱点。此外，如果是生在当今，斯密肯定应该注意到，生物学家已经观察到，不用说智能发达的猩猩，就连亚马逊森林中的猴群，也是存在分工的。对于它们非常依赖的一种坚果，某些猴子专业采摘，而有些猴子则在一些大石头上专门砸开坚果。自然，肯定还存在负责运输和分配的猴子，而且，砸坚果的猴子所用的工具，还颇有一些人类自认为的“旧石器时代”工具的韵味。

“斯密定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

斯密的贡献，绝不仅在于生动而明晰地描述了“分工”的神奇，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分工受市场限制”的著名论点。

这在当时是一种创见，而且斯密也为自己的这一见解而深感自豪。交换的范围，或者说市场的范围，会制约分工的程度，这一思想非常重要。它不仅成为后来各个国家废除内贸关税和降低国际贸易关税的依据，也为后来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观念，后来被认为归结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叫作“斯密定理”。

可惜的是，“斯密定理”，在后期经济学的发展中，被大大忽视了。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逐步演变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报酬就会递减。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资本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当土地等资源不变，人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时，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十分暗淡。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新增长理论”出现前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因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

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应用和发扬“斯密定理”，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存量的增加。尽管物质资本存在收益递减问题，但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经济发展的前景也不再暗淡而萧条了。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发了“斯密定理”：“当增长处于无意识和自发过程时，市场必定是它的关键。”“随着市场的扩大，并部分作为其结果的则是货币行为的扩大。”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的论点是，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经济增长应以商业化作为先导，而工业革命则应以商业革命作为先导。这样，就把1945年后兴起来的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斯密定理的理论基础之上。

新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理论流派将“劳动力”提升到“人力资本”的高度。

“斯密-杨格定理”

但是，对“斯密定理”最重要的阐发，还是由阿林·杨格作出的。杨格是一位伟大、但却有些默默无闻的经济学家。他写的文章也很少，如果在今天，甚至很难在一所像样的大学立足。幸运的是，杨格很受人尊敬。1928年，他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时，发表了一篇名为《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的就职演说。

这篇文章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抓鱼，大有关系。

杨格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报酬递增”的重要性。他把“报酬递增”经济看作分工的好处，然后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摆出来，低调地说自己像个音乐小青年，从音乐大师那里借了一招半式。不过，在杨格这里，分工已经不再限于斯密说的企业内部的分工，而且包括产业之间的分工。因为有了产业的介入，“产业链条”的概念就被引入进来，于是，杨格顺势借用了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的概念。

说明“迂回生产”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抓鱼”。

吃鱼，是很多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人类最开始是用手抓，后来发明了鱼叉、渔网，再以后发展出了渔船和大网。也就是说，为了吃鱼，人类狠命地折腾出来不少新东西，捕鱼的效率大为增进。杨格很懂得捕鱼的奥妙。他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产业链条”会不断分裂，生产最终产品需要数目甚广的“中间产品”（渔船、渔网）作为投入物，“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会剧增。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通过“迂回生产”，或者说分工，一方面通过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促使报酬递增出现，另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大。杨格站在斯密的肩膀上，看得很远很远，因为分工和市场范围之间的关系被他“内生化”了。

1951年，斯蒂格勒，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正式提出了“斯密-杨格定理”的命题。

20世纪70年代之后，分工和报酬递增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理论”的诞生——“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等。保罗·克鲁格曼就是借了这股东风，成功奠定了他的学界声誉，夺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密的价值理论

有了分工，有了人的交换倾向，那么，商品交换的价值该如何确定呢？第五、六、七章，讨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价格）。这一部分实际上包含了斯密的“价值理论”，还有一个初具雏形的市场结构理论。

应该指出的是，“价值理论”在《国富论》所占的比重有限，斯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推敲，也远较第一部分逊色。此外，这一部分的内容有些含混之处，很多持不同观点的后起的经济学家都声称，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支撑。

“钻石”和“水”，谁更有价值？

“钻石”和“水”，谁更有价值？

现在，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你都会看到效用理论，你都需要学习到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由帕累托发展起来的序数效用概念，是西方经济学中当之无愧的现代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效用理论是和边际效用概念伴生的，如果没有它们，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给需求曲线就都无法找到合理的依据。

不过，这些理论成就都与对一个“价值悖论”的解决有关系。《国富论》在正式进入价值讨论之前的第四章末尾，就提到这个悖论。简单来说，这个悖论就是：“钻石”和“水”，到底哪一个更有价值？

斯密认为，需要注意这里“价值”一词的两个不同含义。它有时指的是，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指的是取得它需要付出的“购买力”。前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叫作“使用价值”，后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叫作“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却可能没有什么“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呢，有时候却只有很小的“使用价值”。比如，“水”有很强的“使用价值”，但很多时候却分文不值；而“钻石”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却常常费用高昂。

斯密提出，自己要寻找的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呢？

劳动价值论

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斯密认为，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比如人的一步、人手的一握或两臂合抱，都不能作为测定其他物品数量的正确的尺度。物品通常在交换时，所需要支付的金银（斯密生活的年代，还是金本位时代，市场上流通的还不是现在这样的纸币），它们本身的价值就是在不断变动的，因此，也绝不能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另当别论。”

等量的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有着同等的价值。所以，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实际上就是获取它的辛苦和麻烦。你捕获两头鹿需要的劳动，等于我捕猎一头海狸需要的劳动，那么，一只海狸的价值，就等于两头鹿的价值。

斯密没有提出“社会劳动”的概念。但他也指出，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商品的价值通常却不是由劳动来估定的。而且，不同劳动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大为不同。捕杀“狍子”的劳动和给田地锄草的劳动之间，也是不大容易确定交换比例的。不过，斯密乐观地认为，人们在市场上“议价”，大体都可以做到“两不相欠”。这样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不过，斯密接着马上又意识到：等量劳动，尽管对于劳动者本人，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用劳动的人看来，它的价值，就和其他的一切商品一样，也是时高时低、变动不拘的。一下子，劳动这个“准确尺度”，也变得不再准确了。

斯密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应人类社会初期的野蛮阶段。只有在那时候，劳动的全部生产品都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在斯密眼里，“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

三种收入决定价值

斯密宣称，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劳动价值论”也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只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样，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

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作“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以及古典学派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产品、商品、劳动价格的生产成本理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原理》中傲慢地断言：“令人开心的是，价值规律没有什么留待当今和以后的作者们来整理的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囚徒。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英国停滞了。

边际效用革命拯救了这门垂死的科学。在19世纪70年代，三位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原理并领导了“新古典主义”的边际革命。这一思想的出现，才真正称得上使传统的“价值悖论”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商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最终需求及其相对边际效用决定。这一思想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迄今还是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边际效用革命这场经济学的革命使重点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的消费、需求和效用。

不过，在此之前，与斯密同时，法国学者孔狄亚克却对此发表了一番超脱他所处时代的言论。

一个走在时代更前面的人

孔狄亚克，一位著名哲学家，在他60岁的时候，发表了一本纯经济学著作——《论商业和政府》。这本经济学著作，却在价值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而且是超前的贡献。

孔狄亚克在该书中提出，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因此，一开始就使他之前的重农主义者相形见细。在孔狄亚克的眼中，价值本身被看作是以有用性为基础的，而且这种有用性已经被剔除了它的通俗的含义，不再是一种与纯粹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的物质因素，而是一种和商品与人的需求相符合的东西。“价值不是物质的属性，而是我们对它的有用性的感觉，而这种有用性是与我们的需求相对的。它是随着我们的需求的增减而增减的。”

不仅如此，孔狄亚克还清醒地觉察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对这种“有用性”，也就是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他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抓住了两者间的联系，提出数量对价值的影响，仅仅随着它对有用性的作用是加强还是减弱需求而变化。“既然物品的价值以需要为基础，当然一种较为迫切的需要就赋予物品较大的价值，一种不很迫切的需求就赋予物品较低的价值。价格随着供应稀少而上升，随着充裕而下降。在十分充裕的情况下，价值甚至会完全消失，因为过多的商品，如果没有人需要，就会毫无价值。”从这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被融为一体了。

从对“价值”的这种理解出发，孔狄亚克又进一步推断出了对“交换”的更加深入的理解。倘若价值就是对需求的满足，那么，交换实际上联结着的是买卖双方的需求，在满足双方需求的同时，交换还同时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因为，在交换时，买卖双方都是拿出自己认为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这种做法是互利的，双方都有收获，都是以少换多。否则的话，交换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这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已经很容易接受。不过，在他生活的年代，盛名犹在的重农主义者的说法是：“交换是等价的。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或者至少一方的获益只能抵消另一方的损失。”它显然是绝对荒谬的。此外，这本经济学著作，在价值问题上，无论是在逻辑的清晰性还是在科学性上，显然都是大大超过斯密的。这种看法如果被斯密用来继续分析“分工”的得益，将会让“分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再插上一只翅膀。可惜的是，《论商业和政府》也是在1776年出版的。时兮，运兮？此时，《国富论》已发表了。

“市场结构分析”的雏形

在对“价值理论”的探讨中，斯密也注意到了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斯密提出，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所谓“自然价格”，就是刚好能够补偿“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价格。每一种商品的供给数量，处于正好能在自然价格下“满足有效需求”的情况下，就必须支付这个价格。各种意外事件，都会让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上下波动，但是“自然价格”是一个恒定的中心。

在讨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时，实际上，这一章已经蕴含了现代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的雏形。

斯密没有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就实质而言，乃是一种长期价格。但是，斯密并没有在这里详细分析“竞争机制”如何让商品的价格趋于“成本最低”。斯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而且对之可谓深恶痛绝。虽然信仰市场，但斯密绝不是商人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相反，他们是斯密心目中对“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坏者。他断言，垄断价格总是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自由竞争价格最终总是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定理。当然，斯密并没有对这个定理给出有效的，更别说是严格的证明。甚至斯密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要令人满意地证明这一定理，是非常困难的。

熊彼特认为，这一章提出的均衡理论虽然还很浅薄，但却是斯密所提出来的最优秀的经济理论。而且这一部分理论实际上预示了萨伊定律，并通过萨伊的著作，预示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在熊彼特看来，瓦尔拉斯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对斯密这一章的评价，显然是因为沾染了瓦尔拉斯的福泽。不过，在现代市场结构理论出现之前，在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没有系统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之前，人们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对这一理论的改进，经济理论才获得进展。

斯密的分配理论

在斯密看来，“自然价格”会随着工资、利润与地租这三个组成部分的自然率的变动而变动。在接下来的第八到第十一章，斯密进一步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这三个自然率发生变动的原因。这一部分自成一体，逻辑非常清晰，分别讨论国民收入来源的三个组成的决定情况——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是如何决定的。实际上，这四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斯密的分配理论。

“劳动者”应该得到多少？

第八章和第十章都具体讨论到了工资问题，也就是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得的份额。斯密勾勒出了两种不同工资理论：第一种是“最低生活费用说”；第二种是劳动的“自然价格”。

吝啬的雇主，总是在尽力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斯密认为，这个工资就决定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借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多寡，取决于劳动者阶层的繁殖速度。这一思想，后来被马尔萨斯继承，并在《国富论》出版一百多年后，被德国工人党的拉萨尔发挥并表述为“铁的工资率”：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工资不能低于这个必要的水平，否则人口会外流、劳动者会节制生育，直到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手短缺，并让工资回到本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久高于这一水平，否则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会带来工人供应的增加，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水平。

但是，工人也并不总是会任“资本所有者”摆布。况且，自然的法则，自会把工资拉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也就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就像作者在第八章开头指出的：“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既然，土地是私有，地主就要在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地租；资本家，需要扣除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利润。这样，经过两次自然“扣除”之后，剩下的就是劳动者自然应得的部分了。

斯密的工资理论，实际上就在这两种理论之间迟疑徘徊，不能作出最后的抉择。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斯密还有个一个非常精彩的论断，却经常为后继者忽视。

斯密认为，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悲惨状况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斯密生前，没有遭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给经济带来的困境。实际上，这也无非是他的“市场范围会限制分工”定理的一个变形罢了！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也无非就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已！

虽然斯密可能只是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感情上的乐观判断，但他和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对工资问题的看法，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对“利润”的矛盾态度

第九章论述的是利润问题，主要是从各个角度探讨决定利润率的因素。在斯密看来，利润构成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它就是资本的自然报酬。

但是，斯密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利润理论。而且，如果想要理解斯密对利润问题的看法，还需要把分散在头两篇中的有关论述拼凑到一起才行。不过，这些论述，和其他相关的论述一样，大都很含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他明确支持把利润看作是资本家的基本收入的看法。因此，利润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在生产活动中提供实物（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从而应得的收益，贷款利息则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凡是资本，都要取得利润。而且，在他看来，资本在各个部门自由流动，自然会导致利润的平均化倾向。

斯密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积累的增大，利润率就会趋于下降。但他对此并不抱有悲观情绪，相反，他认为这是国民财富增加和社会福利增进的标志。显然，这也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但是，斯密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个人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斯密使用了“经营者”这样的字眼，但是，企业家或实业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职能，发挥出任何特殊的作用。除了“监督与指挥”之外，他们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得以侵吞他人的部分劳动成果的人。这种看法，在斯密和他之后的整个19世纪的经济学中，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学中，是一种颇为盛行的理论倾向。斯密特别强调了这种观点，并帮助它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尽管，斯密的这种看法显而易见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但是，他显然又在另一方面背离了这种思路。我们并不能说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的理论，因为除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均衡论外，斯密也确实注意到了资本经营的“风险因素”。这就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地租”到底该归谁所有？

讨论地租问题的第十一章篇幅很长，也不够凝练，其中包含了一个长篇的关于银价波动问题的专题（或者说是离题）论述。

斯密从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而且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土地的垄断。这一思想出现之后，便一再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

不过斯密紧接着说：“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则是价格高低的结果。”这种说法却不怎么符合刚刚提到的垄断理论，而是指向了李嘉图的方向。所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许只不过是让斯密混乱不堪的地租理论显得更有逻辑顺序罢了。我们知道，李嘉图的名字几乎已经和地租理论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了。他第一个证明了，地租意味着自然的吝啬而非慷慨，地租是人口增长和贫困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耕种较贫瘠土地的结果。在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的时候，头等土地立刻就开始有了地租，而地租取决于这两份土地在质量上的差别。

其实从这里我们不难推论，在地租问题上，与其抱怨自然的吝啬，不如报怨部分人类阶层的贪婪。所以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可以很自然地引出这样的结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是相对抗的。耕种土地的困难越大，地主的利益越大。但是，这个推论却已经和斯密的乐观的结论大不相同了。在本章最后的结论部分，斯密虽然对地主阶层的懒惰和无知抱有很大的轻蔑，但他却非常认可这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认为即使“地主在关于商业及政治问题的公众集议上，为本阶级的利益打算，但决不会贻误国家……”这与他对资本家阶层在集会问题上的极度厌恶的态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斯密还在这一部分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粮食生产的地位是独特的，因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思想，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重视并得以重现。

“阶级分析的图示”开启社会改革的大门

在本章也是第一篇的结尾处，斯密还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图示。尽管这一图示简单、粗糙，在严谨方面甚至逊色于之前的“重农主义”，但是，这一分析，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已经铺就。

斯密把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阶级。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和靠利润生活的资产阶级。三个阶级中，地主往往安于享乐，流于无知；工人则缺乏时间也缺乏能力去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资产者更富有理解力，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却只出于私心，而不为社会的总体利益打算。

斯密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土地改良过程中，地主会直接得到好处。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产品的真实价值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地主得到了土地产品更大的份额。此外，地主还可以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下跌中，间接地得到好处。显然，劳动者也可以从制造品的价格下跌中得到好处。只是“商人和制造业者”，会遭受损失。因为正如斯密所说，利率在富裕的国家趋于下降，在贫穷的国家趋于上升，因此，该阶级的利益既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的一般利益相冲突。这显然是在朝向阶级利益分析的道路上，迈出了的重要一步。

我们知道，《国富论》中淳朴的分配规律，在大卫·李嘉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认为探讨支配着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但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次否定了分配规律的不可变更性。

在穆勒看来，分配的规律不同于生产的规律，它部分地是属于人类制度范畴的问题。这意味着，分配中的自然秩序，自然工资率、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地租率的分配含义，已经被侵蚀、消融了。尽管生产的规律还被看作存在永远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在分配问题上，工资、利润和地租却都可以由人类自己加以调整。也许仅仅是一个缝隙，但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大门，由此悄悄地、也是明确地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