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辉煌，来路方长（代序）

成绩辉煌，来路方长（代序）

杨曾文

2006年10月16日至17日在武汉大学哲学院举行了以“佛学百年”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波兰等国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彼此交流，取得圆满成功。

武汉大学哲学院的诸位领导和麻天祥等教授、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为成功举行这次会议作出了辛勤的努力和热情周到的安排，与会学者对此表示由衷感谢。会议结束后，麻天祥教授又忙于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并且嘱我为之作序。然而我应承后一直迟迟未能动笔，现决定将我在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总结略作加工聊以为序。

对于这次会议，我想讲以下四点：

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家民族深受苦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终于进入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在这期间，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扬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及和运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先后涌现了一大批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佛教的著名学者，其中如梁启超、陈垣、熊十力、胡适、汤用彤、冯友兰、吕澂；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佛教的季羡林、任继愈、石峻、郭朋等人，以及自改革开放以来活跃于佛教研究领域的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在佛教界，也出现太虚、法尊、印顺等著名学僧，欧阳渐、王恩洋等居士；近年随着全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涌现出不少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可观成绩的中青年学僧和居士。

在这百年期间，中国教内外的学者对中国佛教历史、教理、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发表了数量庞大的专著和论文；在对佛教文献，特别是对敦煌佛教文献和各种大藏经、佛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方面也取得巨大的成果。

尽管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十分曲折而艰难的历程，然而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仍然可以说是十分辉煌的。在这次国际佛学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论文进行回顾和总结，看了确实使人很受鼓舞。如果要对百年佛学研究所体现的总体精神加以概括的话，不妨借用麻天祥教授论文题目中的“科学与理性”这五个大字。

二、然而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无论从“中国古代佛教与儒、道二教曾鼎足而立，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佛教曾是北传佛教的中心”这一重要地位来说，还是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欧美学者在佛教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及发展趋势来说，摆在中国教内外佛教研究学者面前的客观形势可以说是十分严峻：来路方长，研究任务艰巨。

笔者在21世纪之初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21世纪佛教研究之我见》一文，其中谈道：

如果联想到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现代社会的影响，面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的需要，并且对照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对佛教研究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新成绩，使人感到中国现在的佛教研究还有很多缺欠和不足，有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

（一）佛教来自印度，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印度佛教通史，对印度佛教发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诸流派的历史和教义的专题研究也不是很多。对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在内的南传佛教也没有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对隋唐以前佛教的研究比较深入，成绩也多，但对两宋、元、明、清、近现代佛教的研究较少。中国现代佛教无论从信奉的教法、僧团寺院组织形式和传戒制度、佛事仪轨，还是从寺院建筑来看，基本上是明清佛教的直接延续，因而对明清佛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近年来对于近现代的研究虽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尚未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新的世纪除应继续组织学者编写中国佛教通史外，对佛教断代史、各类专题、人物、教派等，及涉及各种学科的综合研究，例如对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中国哲学思想、佛教与中国文化艺术等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加强。

（三）中国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信仰多种宗教。佛教只是广大民众信仰的宗教之一。在中国佛教中包括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相对而言，以往对传播历史悠久并且影响最大的汉语系佛教的研究投入的力量较大，所取得的成果也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对其他两系佛教的研究较少……

（四）我国在学术上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宗教上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近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与佛教界的学者经常一起召开学术研讨会，并且在研究和教学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合作。这对发展佛教研究和培养新一代的佛学人才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曾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与东亚国家的佛教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现在经常有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年轻学者希望到中国留学学习和研究佛教，但鉴于我国的师资不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有相应的文教政策的不完备等原因，接纳的很少……

（五）……研究佛教离不开对相关历史环境的考察和定位，对所依据的文献乃至金石资料的搜集和真伪优劣情况的考证，对人物、教派、教理等的评述和思想论证。……无论研究哪些课题、领域，都应当尽可能做到明确自己所研究问题的历史空间、所依据文献的可信程度，能够较好地做到运用历史的眼光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明佛教，努力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六）抵制浮躁，改进学风，推广健康的学术规范……

笔者这些意见未必考虑周到，然而今天读起来仍感到没有过时。现在借此写序的机会再次发表出来，愿意今后与诸位年长同仁和中青年朋友共勉，希望看到中国的佛教研究再登上一个新台阶，在50年后、100年后再举行会议回顾的时候能有更辉煌的成绩可以列举和总结。

三、方广锠教授呼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关心和注意佛教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及时了解文献研究的动向，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推进对佛教的研究。笔者完全赞同这个意见。

稍加回顾便可理解，如果近百年来没有开展对敦煌文献的调查和研究，没有从中发现久已在社会上遗失的重要资料，如果没有通过考古挖掘和利用大量出土的实物和资料，没有利用《全唐文》、《金石萃编》等文集、地方志、寺志以及分散在各地的碑铭文献，怎么可以想象现在能取得这样丰硕和辉煌的研究成果呢？例如在对南北朝时的地论学派、隋代三阶教、禅宗的北宗和以神会为代表的南宗与北宗之间的辩论、佛教变文、佛教文学、佛教绘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百年来取得的重大成绩，可以说是直接受惠于敦煌文献的调查和研究的。

虽然佛教研究有分工，或着重研究历史，或着重研究教理、哲学，或研究教制、文学、艺术等，然而都有一个通晓相关历史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问题。如果在某些问题方面已经发现新资料而研究该问题的学者却不知道不掌握，怎么能撰写出全面正确阐释该问题的著作来呢？

四、既然今后佛教研究的任务十分艰巨，佛教研究工作者任重道远，那么，我们除了从现在开始继续开拓思路，努力进取和创新外，还必须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现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全国各地的著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社会科学院的宗教研究机构，皆将培养年轻学者或研究生置于重要地位。在佛教界的一些院校，也设置研究生班，致力培养高水平的佛教研究和教学的人才。

笔者相信，只要各级领导和各地教内外的教育、研究机构重视，努力从德、智、体各方面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综合知识和能力教育，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培养出新的一大批高水平的能够胜任从事佛教研究和高等教学的人才来，一定能创造出更加丰硕和辉煌的成绩来。

最后，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武汉大学哲学院和各个协办单位举办这次会议。

2006年12月8日于

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