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概说

《矛盾论》的发表和出版，是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所做的报告《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章节为蓝本修订、校勘、补充后独立成书的。毛泽东同志的讲授提纲，在抗大演讲后，曾由总政治部根据讲授记录稿整理后交毛泽东审阅，然后打印了若干份。此后曾有过多种版本。但从现存的版本来看，最早的油印本封面注明是1937年9月印，并且还在“矛盾统一法则”章节后的括号内注明“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据此可以断定，最初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7日之前，而最早的发表日期为同年9月。

《矛盾论》是继《实践论》之后毛泽东的另一篇哲学专著。它的写作、成书和讲演，是与中国当时的历史氛围和思想理论前提分不开的。它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近现代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形成的复杂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迫切需要；当时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论战等诸多因素，成为《矛盾论》写作的基本原因。

《矛盾论》虽然吸收了苏联教科书中的一些思想资料和积极成果，却并非就是苏联教科书的中国之作。它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后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典范。《矛盾论》在框架体系上比苏联教科书更加严谨和科学，内在的逻辑性也更强；在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上也比苏联教科书更为明晰、概括、系统和深刻，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思想，如：矛盾普遍性的科学概念，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事物矛盾的精髓等。实践已经而且将继续证明，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矛盾论》不但不会过时，相反将日益显示出它的思想的魅力和哲学的光芒。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讲的那样：“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论》侧重于从辩证法角度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它首先从分析矛盾普遍性入手，然后着重分析矛盾特殊性，最后又归结到矛盾普遍性，从而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了矛盾问题的各项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同时又对其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并赋予其独特的中国特点和中国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构了别具匠心的关于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

列宁曾经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但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2]《矛盾论》就是抓住了这个实质和核心，并且加以发挥、发展。全文从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对立开始分析，引出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地位，从而全面地、详尽地分析了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这里试举几例来进行说明：首先，《矛盾论》紧紧抓住矛盾规律这个核心，从不同方面对矛盾系统做了深入的论述。[3]其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已经把矛盾与系统、过程联系起来了，他说“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4]再次，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毛泽东也是很有创见的，他指出，首先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5]。

另外，在分析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时，毛泽东首次着重分析了矛盾本身的存在情况，最后以矛盾斗争的形式结束。在分析矛盾本身的存在情况时，他又从矛盾普遍性入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特殊性的种种表现；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进而分析反映矛盾力量不平衡的各种情况，以及矛盾本身的特性。全文以矛盾特殊性为其着重点，以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为贯通始终的主线，形成了一个完整、严谨、科学的矛盾体系。这个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大理论贡献。

2.创造性地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过程中，曾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都论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对立统一规律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论证。而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是列宁。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6]并且强调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必须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一规律，才能抓住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哲学观点和哲学观念，牢牢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系统地论证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他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7]形而上学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8]与形而上学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的，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他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9]“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10]毛泽东对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的论证，以及内因和外因关系的概括和发挥，为阐述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重视对立统一学说的理论地位，更重视它的方法论作用。他在《矛盾论》中特别强调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意义。他认为，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根本的方法，“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11]因为所谓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事物的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的体系和结构反映了人们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客观过程，它鲜明地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具体地说明了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明确强调掌握了对立统一学说，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

3.以矛盾的普遍性为基础，重点而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论述，更多地是说明每一事物或现象都包含有矛盾，而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方面，他们虽然也提到过，但没有着重强调，也没能以极其明确的语言概括出矛盾普遍性的含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既明确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又清晰概括出了矛盾普遍性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2]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就要坚持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过程。毛泽东还特别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也有一些独到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14]这就是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应该觉察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5]但他们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指导中，并没有将矛盾特殊性从理论上作为专门的哲学范畴加以展开并作出详细的论述。《矛盾论》针对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第一次把矛盾特殊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有力、详细、系统的阐述，全面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各个方面以及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从而为我们党最终克服“左”倾教条主义提供了具有深刻针对性的哲学基础，为我们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开辟了理论道路。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详尽地阐明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这五种矛盾特殊性的基本形式。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人们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深入地进行分析，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指出：“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16]《矛盾论》还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仅详尽地阐明了应当怎样具体地研究和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认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7]只有研究矛盾特殊性，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因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8]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系统论述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最重要贡献，这一理论成果是他同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卓绝斗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显示了毛泽东把他的哲学思考和哲学研究同现代世界，特别是同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要求建立起坚固桥梁的深刻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洞察力。

4.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论断

关于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互关系的理论，列宁有过精辟论述。他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19]毛泽东在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时，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20]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不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21]毛泽东在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做了深入分析后，得出了一个著名而重要的哲学论断：“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2]

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崭新概括，它揭示了对立统一各个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哲学论断，并在“核心”说的基础上深入地揭示了矛盾诸方面和诸种矛盾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在对复杂的矛盾情形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新见解、新原理，要求人们在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特殊与普遍的相互联结中去具体地把握矛盾，进而也从辩证法角度充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什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具体化并突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为我们党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各种矛盾、有力批判教条主义者重普遍性轻特殊性的错误倾向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科学方法。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个新的重大贡献。

5.系统地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非常重视，他们在具体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时时体现了这一思想，并把它视为研究现实问题、指导实际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但都没有把它们作为哲学范畴明确提出来加以论述。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虽然提出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并阐述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但是还没有能够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给予科学的规定，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完成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两种特别的情形提出来并加以阐释，并把这类矛盾的学说提升为哲学原理。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最初提出主要矛盾的理论，该文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23]《矛盾论》则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和详细发挥。毛泽东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但这些矛盾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非主要矛盾。“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4]毛泽东由此批评许多学问家和实践家，由于不懂得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问题的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在抓主要矛盾这一方面，恩格斯和列宁在实践中曾经体现了这一观点。恩格斯说：“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25]列宁指出：“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26]当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并非一成不变，事物的各种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而“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27]。在多种复杂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别；而在一对矛盾中，矛盾双方也有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别。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28]他还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和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变化。

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上述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就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因此，“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29]。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的论述独具一格，成就卓然，超越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深化和发展了矛盾特殊性原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出了新的贡献。

6.详细地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是反映矛盾诸方面相互关系的两个基本的哲学范畴。在辩证法发展史上，中外古代哲学家都直观地、朴素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面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但自觉地论述对立面具有同一的人则是黑格尔。他反对在对立中看不到同一，把对立双方绝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认为对立的每一方都已含着它的对立、规定着对方，辩证思维的本性“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30]。马克思说：“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3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他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32]“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33]列宁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他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研究对立同一的学说。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34]列宁特别注意对立面互相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35]他还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6]。列宁的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矛盾对立同一的内容，但列宁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加以详细论证和展开。毛泽东在吸收列宁的认识成果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地阐明和发挥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毛泽东明确把矛盾同一性的科学含义概括为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37]可见，毛泽东在说明同一性的两种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一点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38]。唯有转化，旧事物才能灭亡，新事物才会产生。但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古代哲学家们一般都没有注意到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的条件，所以这种古代的辩证法难以同诡辩论、相对主义划清界限。黑格尔讲转化时是概念的转化，他也不讲转化的条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39]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对条件性的研究。他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40]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它所讲的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它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构成的，并不是那种主观想象的、幻想的矛盾和转化。离开了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就不能成为矛盾同一性。这种思想无疑是发展了恩格斯的“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与“抽象的同一性”的观点，划清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的界限。

就矛盾的斗争性来说，《矛盾论》在全面继承列宁思想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了斗争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指出，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它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哲学概念，与政治上的斗争概念是不能混同的。他根据列宁关于不能把运动限于某种斗争形式和需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的思想，把斗争形式区分为对抗与非对抗两大类，并对其做了科学的规定，阐明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41]，但是，“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42]。不能到处套用。虽然列宁首次提出了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他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43]但毛泽东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特别提出来，大大发挥了列宁的思想。毛泽东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44]对抗性矛盾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才能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则不然。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可以互相转化。毛泽东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从两个方面具体研究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45]另一方面，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认为同一性之所以是相对的，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同一性是暂时的。就是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46]其次，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就是说，“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47]“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48]斗争性之所以是绝对的，因为“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49]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把同一性看作是绝对的，就会陷入僵死的、凝固的形而上学；如果把对立面的斗争看作是相对的，就会陷入轻视斗争的矛盾调和论。因而，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50]“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51]“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52]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无疑把列宁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日本学者松村一人高度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多数矛盾’的思想，并以其为出发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性质的方法解决，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第二，矛盾辩证法的创造性在于把探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具体化。……第三，用矛盾辩证法阐述的根本矛盾和阶段性，是哲学的一个创新。根本矛盾是有关整个过程的问题，它决定过程的本质，而主要矛盾是有关过程的各个阶段的问题；第四，阐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证明事物向新的方面转化的本质。此外，矛盾辩证法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论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53]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4]《矛盾论》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运动的哲学逻辑和理论表现。它是毛泽东从哲学理论上对我们党领导的两次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巨大理论成果。《矛盾论》是积淀着、表征着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智慧的哲学著作，因此它不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化和系统化的显著标志，而且还以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内容和特有新鲜经验，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辩证法，卓越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把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性融为一体的光辉典范，是把历史经验和革命经验提升为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的经典性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作出了新的独特而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