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七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总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它是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理论形态上的坚持和丰富,是更广泛意义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更深刻意义上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理论界的一大重点和热点,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一个理论层次很深的学术性问题,有广泛的研究空间。本文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始时间和对“始于毛、成于邓”的理解

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实际上都有一个过程,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需要认定一个标志性事件(或重大理论成果)作为历史分期的界碑,但由于学者们选定的立论依据和角度不尽一致,所以在很多重要时限问题的理解和划分上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始时间划定分歧较大,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以1956年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或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起始标志;二是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为起始标志;三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标志。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始时间应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第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主要基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进入了百废待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三大改造,中国社会由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56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长达20年的探索,他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理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实践中出现了“左”的错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困境,是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人们习惯表述为“始于毛、成于邓”。“始于毛、成于邓”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始于毛”是指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始于毛泽东,应当理解为探索在中国落后的农业大国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起始时间始于毛泽东,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成于邓”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归功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于毛、成于邓”的“始”是指探索的开始(侧重于实践层面),而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于毛泽东。不管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探索的起始和理论体系的起始、道路的起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其区别的根本点在于是否从根本上突破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联传统模式。因此,不能把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第二种说法的立论依据主要基于1975年邓小平提出整顿思想的历史意义。1975年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急欲扭转濒临崩溃的混乱局面,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整顿,各方面工作取得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满意的成绩。有学者认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笔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思想是走向改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前奏,成为此后改革思想的源头,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积累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具有试图突破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传统模式的意愿,不过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所以不宜以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始的标志。

第三种说法的立论依据主要基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彻底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始走上生机勃发的发展轨道,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以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始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还不够严谨完整。

关于体系起始时间理论界三种说法分歧的症结和实质主要是由于判断体系起始点的依据不一致。笔者认为:判断体系起始时间的标准应该在于是否在理论和实践上从根本突破了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和理论发展进一步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理论要点。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已经确立,它指明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从根本上突破苏联传统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其逻辑起点应该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和理论解决。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哪怕很短暂,同时要有标志性“参照物”,两者要结合起来观察分析,无视前者显得不够严谨完整,无视后者没有说服力。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始时间应该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为宜。具体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始的序幕,而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始的标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包含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它不包含毛泽东思想总的说来已基本得到共识。但是,在包不包含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存在分歧和疑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应该包含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理解:

其一,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先导,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突破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下顺利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中国社会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一五”计划。我国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基本照搬苏联模式,“一五”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但脱离中国实际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戒”,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地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有别于苏联模式又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提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2]。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主要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运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等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做出了重要的积累和铺垫,前者成为后者的思想先导,后者与前者有着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其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范畴,不能割裂或者“兼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所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被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因此不能从毛泽东思想中割裂开来而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范畴之中。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概括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六方面基本内容,其中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可见,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的提出是否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基本达成共识,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时间、主要标志等相关问题在理论界还众说纷纭。学界似乎一般都认为第二次飞跃完结的标志应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的提出不是完结的标志,它还处在继续飞跃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应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结,不能把理论上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与实践上实现现代化在时限上完全等同起来。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这次飞跃起始的标志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结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即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而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的继续丰富和发展。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的会议上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这表明第一次飞跃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束而结束,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的问题是探索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努力探索,遗憾的是探索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现曲折和严重错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这次飞跃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其标志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论断的提出。经过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几个标志性理论的创立,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又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一直到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崭新命题。这一崭新命题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完结。从此以后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探索、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问题。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完结的标志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理解: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在认识上的深化和理论上的升华,是对这些理论成果的科学总结,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面对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统一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立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扎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科学地突破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各自理论体系的界限,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把它们统筹、整合、总结为一个科学体系。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方位地、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个全局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有侧重地从不同程度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它们的统筹整合,其理论完备程度和成熟程度、回答四个基本问题的彻底程度达成一个新境界,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所检验和证明。

其三,通过深刻分析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完结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源泉,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理论又能指导实践,理论对实践有积极能动的反作用,科学理论能够揭示客观规律,具有鲜明的预见性,科学的理论能够积极推动实践的发展与深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二者是紧密联系的辩证关系。因此,不宜把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侧重理论层面)的完结和现代化(侧重实践层面)历史任务的完成在时限与标志上机械对应、简单等同。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它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它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完结以后,还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注释】

[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4]《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