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一)社会治理及其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卓越,但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和激化,呈现出明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的情况,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影响到社会的全面与和谐发展。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促进社会建设模式从以往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依靠各级行政职能机构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发展公益事业等职能。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有两方面:从管理者方面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单一主体的管理必然会出现管理资源与管理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被管理一方看,不仅难以激发其能动性,反而会因被置于管理方的对立面而造成消极被动,甚至反抗。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范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制时期。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观念的形成,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西方国家原有管理模式因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推进而陷于深刻危机,社会“治理”这个相对模糊但同时又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概念便被再度关注,并被赋予更多的含义,使其成为得以承载现代社会更多功能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有异,但对其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若干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对治理所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总体来说,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改变了原来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架构,而代之以立体管理结构;它改变了原来管理主体的单一性,而将非政府性的组织、机构和行为者纳入其中;它改变了原来行政管理手段的简单性,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共同参与、协商及谈判等多样化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它也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做出转变,要求政府行为更具透明性、有效性、责任性、回应性,并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

(二)社会治理需要理念创新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虽只一字之差,却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带来模式、机制、方法、手段等全面的改变。所以,社会治理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上的一项制度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且首先需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变革和创新原有的管理理念。

一是“政府主体”理念的破除。社会治理下,首先需要破除的理念就是“政府主体”的理念,真正确立起“人民作主”的信仰。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非但不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处于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行为者平等协商的位置,仅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出现。所以政府要从原来的“让我来管”转为“我们一起来做”。

二是“行政管理”理念的改变。当政府不再是唯一管理方甚至只是参与者时,那么政府行政的使命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部门除了作为国家行政机构要依法严格行政外,作为社会行政资源的占有方,还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和调动各种资源去解决非政府部门无力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由“行政管理”向“行政服务”转变,是社会治理体系下政府组织需要强化的新理念。

三是“民主参与”理念的强化。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管理模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说人人都是主体。这就需要强化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以个体或团体的形式、固定或不固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如果民众依然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那么即便政府想转变职能也无法实现。

四是“治理方式”的理念创新。在多种力量民主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的力量必然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加之不同地方历史基础不同、现实矛盾不同、发展诉求不同等,故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必然会形成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样化、个性化局面,绝不可能是“一刀切”。

正是由于社会治理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管理的制度、方式和理念,给各地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也要求各地在充分了解区域特点的基础上,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进而形成自己的治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