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社会风险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萌发，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考察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当代发展。就这点而言，邓小平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社会风险问题的。1985年6月29日，他在《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中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78]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改革政策会带来一些风险因素，但是只要措施得当，度过了这些社会风险，就可以赢得长期的社会稳定。于是，邓小平在《理顺物价，加速改革》中提出了冒着风险加速改革的主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79]在面对改革风险的历史征程中，邓小平认为战胜风险的信心很重要，他在《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中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80]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防范社会风险，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惧怕风险，要迎难而上；二是扎实做好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将改革开放稳步推进。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险问题的重要论述为今后的风险研究构建了基本原则，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风险思想便是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在邓小平风险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度过了80年代的几次经济波动。当时，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经济体制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缺乏经验，由此造成了1984年第四季度、1987至1988年的国民经济动荡。但是，中国经济冒着风险前进，边改革边总结经验，最终顶住了压力。

在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制在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逐步得到重视。1988年，邓小平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中认为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风险现象，因此，要防范风险、维护稳定，必须在制定改革措施时就要有前瞻性，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放在一些可能出现的较大问题上，提前做好应对策略；并且，为减小风险，改革的具体措施必须较为稳妥，出台的时机要慎重选择；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必须及时调整已有方案:“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81]

1989年4月，北京某些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针对当时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掀起了一场“学潮”。境外反动势力利用“学潮”的机会，策动反党与反社会主义的颠覆活动，煽动青年学生示威游行，并混进学生队伍对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进行威胁与破坏，从而使学潮发展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文，5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及时平息了动乱。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认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政治风险乃至社会风险的可靠保证:“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82]同年，他在《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出了建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的设想:“粮棉主产区和主销区原则上要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加紧研究一套从生产到购、销、存、运的宏观指导和宏观调控方案。”^[83]政府可以通过在宏观上管理和调控农业生产，改变单个农民承担较大风险的现状，有效化解“三农”风险。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江泽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进行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推行使得农业生产大幅提升，1984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了8000亿斤的丰收。但是，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农业生产面临新的问题，1985年粮食减产7%。由此，“三农”风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992年12月25日，江泽民在《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分析了“三农”中的经济风险问题:“要逐步实行风险基金或调节基金制度。建立保障机制，才能有效对付风险，进行调节。在价格上涨时，可以以较低价格出售；在价格下跌时，又可以按保护价进行收购。这种机制应该尽早建立起来。重要的是先起步，以后逐步发展、逐步完善。”^[84]要防范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风险因素，必须建构风险分担和风险调节的系统机制，通过价格杠杆，避免农业生产的大起大落。

不仅在农业领域，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也陆续出现风险问题。199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压力陡然增大，1992年的CPI涨幅为5.4%，而1993年第一季度的CPI涨幅为14%，国家金融系统必须承担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993年3月17日，江泽民在《全面正确把握形势，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中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一项措施是改变金融业“吃大锅饭”的现状，建立风险约束机制:“要进一步深化银行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银行风险机制和约束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专业银行吃中央银行‘大锅饭’、企业吃银行‘大锅饭’的状况。”^[85]对于其他经济风险的防范问题，江泽民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防范经济风险。据了解，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工作原先一直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经济安全小组负责……日本从七十年代末起即实行以经济安全为中心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来维护国家安全，建立综合安全保障阁僚会议制度。”^[86]美国和日本防范经济风险、促进经济安全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风险防范工作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最优方案。

风险有可能在瞬间转化为危机，1996年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就是一例。这一年的1月19日，沪指在盘中显示新低512.83点，从而构成了新一轮上涨的起点，很快，大盘涨到了1250点。由于股票行情迅速上涨，金融业繁荣起来。截止到1996年10月底，上市总股本共有10000多亿股，股票市价总值上升至9800多亿。但是，好景不长，当年12月16日，沪深两市的499种股票大部分狂跌，大盘遭遇三天时间的跌停，沪指甚至跌至855点，中国股民切身感受到了经济风险的破坏力。也是在这一年，江泽民在《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中明确了防范经济风险的出发点与目标:“我们进行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高驾驭经济工作全局的能力，在前进中学会应付各种风险，很好地保护自己，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87]中国社会风险扩张的时期也是机遇较多的阶段，这个时期一般称作“战略机遇期”，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度过中国社会风险凸显的发展阶段，抓住中华民族的复兴机遇。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了风险预警的重要性，“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远虑者安，无虑者危。’我们只有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前进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作出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才能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旦遇到风险和不测，就会陷于被动，造成危害和损失”。^[88]社会风险之所以会削弱人们的安全感，给经济社会发展埋下隐患，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可能性或不确定性，从而在正常的社会运行中预留了突发事件的诱因。但是，正是由于社会风险的可能性特征，也给风险防范留下了工作的空间，如果防范得力，各种风险因素完全是可以控制或化解的。正因为如此，江泽民要求各职能部门加强以经济风险为主的社会风险监测和预警工作，建构完整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经济发展风险的监测和预测。综合经济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都应该组织力量认真研究改革和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包括近期的和中长期的。对可能形成的和潜在的经济风险，要提出各类风险的警戒线和标准参数，对经济风险发展趋势作出正确估计，及时作出预警预报。”^[89]风险预警保障了社会风险的前瞻性预防，对于中长期预警，政府可以通过出台政策、建构机制来预防突发事件；而对于短期风险预警，政府也可以通报相关部门和普通民众，做好防范社会危机的各项准备。江泽民还认为，预警只是风险防范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风险防范向风险管理的跃升，还要“标本兼治”:“要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组织力量研究制定我国近期和中长期经济安全战略，以指导和协调全国性和地方性经济风险的防范工作。”^[90]要实现风险管理的常态化，不仅要制定风险管理的中长期战略，还要完善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上指出:“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91]只有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进行风险管理。

同年，江泽民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中强调社会发展在顺利时必须要看到潜在风险和隐患:“要居安思危，顺利的时候要有防范风险之备。”^[92]不但要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洞悉浮现出来的风险因素，而且要在风险出现以前就做好相关防范准备。正是在充实的物资准备和有效的组织协调下，中国人民取得了1998年抗洪斗争的胜利。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当时抗洪斗争的战果:“这次我们又抵御特大洪水的冲击，继续保持全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自然灾害风险的重大考验。”^[93]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播愈发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1997年7月2日，泰国法定货币泰铢首先贬值，从而拉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此后，危机迅速扩散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亚洲经济起飞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1999年，江泽民在《论加强和改进学习》中总结了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1996年以来，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1997年初，中央就部署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一月，中央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这些都为我们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做了重要准备。”^[94]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严谨有力，是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传入国内，减少经济损失的宝贵经验。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在于充分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有效利用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源性经济风险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在《目前形势和经济工作》中，江泽民充分认识到开展国际贸易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他着重要求国内企业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提升自身风险防范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认真做好各方面工作，加快企业改革和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95]

从历次抵御风险斗争的经验来看，党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展各种形式的党建活动是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有效手段，“三讲”教育就是一例。何谓“三讲”？也就是“讲学习”、“讲政治”以及“讲正气”。它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与精神实质，并将党的理论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在切实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与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工作质量与工作实效；保持公正无私的处事原则，做到刚直不阿与言行一致。2000年，江泽民在《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重申了党建对于应对风险的重要性:“我们要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宏伟目标，关键要把党建设好。这是毛主席、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也是我们党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96]党的建设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江泽民尤其强调了党的高层领导团结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党的高层领导中发生不团结现象，必然会带来十分严重甚至灾难性后果……有了我们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有了全党的团结，有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就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怕。”^[97]在党的高层领导始终保持团结，从而带动全党、全国的大团结的前提下，要加强和巩固党在各个方面的日常管理和建设，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江泽民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和战胜各种政治风险的关键:“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能不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抵御住各种风险，继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98]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党的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可以储备防范政治风险的人力资源。江泽民在《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中提出要培养领导干部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冷静思考、组织协调的能力，并对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加以重用:“要注意让中青年领导干部在各种重大斗争中经受风浪的考验。凡是在重大斗争和突发事件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人，就应该予以重用或重点培养。总之，要努力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坚定、具有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优秀年轻干部。”^[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