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社会分工的作用，都有大量的论述。古代思想家侧重于论证社会分工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近代思想家则论述了社会分工在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生长于19世纪的马克思，看到了社会分工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联系，论述了社会分工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对社会分工最显著作用的考察，和后文论述社会分工范畴在整个唯物史观中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
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分工，而分工一开始就包含着劳动材料、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三个因素。只不过人类社会初期的分工是纯粹的自然分工，随着生产的发展，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时，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最能说明社会分工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之间作用的是马克思的下面三句话:“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72]这里蕴涵着这样一个递进图式:生产力→社会分工→内部交往;“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粘。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73]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制约关系:分工决定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74]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递进关系:社会分工→社会关系→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结构示意图:
从上文的结构示意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递进关系:生产力—社会分工—社会关系—人的发展。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社会分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它广泛地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75]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关系是社会分工作用于人的发展的中介。这种中介作用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对社会分工内在结合方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来说明。而要解决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只能解除由社会分工制约的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6]。但是这一切必将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基础和前提。
一、社会分工与生产力
从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入手，马克思继承了国民经济学把分工与生产力直接相联结的分析方法，把分工当作生产工具、生产力理解，认为社会分工具有生产力的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入手考察分工。首先他们肯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分工的发展。他们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7]这就把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把分工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分工和生产力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分工的发展同时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分工既扩大了人类劳动的范围，又开拓了人类劳动的深度。当人类由自然分工向现代社会分工发展时，人类的劳动活动的深度，都伴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就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归结为生产力和分工的互动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首先，分工本身是提高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有力手段和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论述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于下述几个方面:(1)仅仅是将更多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的简单协作，就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力”;(2)由于协作的共同劳动所引起的竞争和精力振奋，可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3)相对多的劳动者对厂房、仓储设施、工具、装备等的共同使用，降低了人均生产资料占用量; (4)即使不改变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仅通过操作的分解和专业化，也可以节省学习时间和费用;(5)相对简单的操作可以减少工作失误;(6)节省劳动者从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操作)而造成的时间损失。其次，分工造成的生产工具变革和机器的发明，导致了技术装备体系的不断进步。再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其产生和发展都得益于脑力劳动从社会总劳动中的分离和独立，这不能不需要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分工使各自独立的劳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有机联系，使单个劳动结合为集体劳动，发挥出系统整体的力量。一般说来，集体力量不是单个劳动力量的机械相加，而是远远大于它们机械相加的总和，例如古中国的长城、古埃及的金字塔等，都是规模宏大的协作劳动的结果。
二、社会分工与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不仅仅是人和工具的结合方式，也是人和人的结合方式，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马克思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在占有、支配劳动产品的关系上来理解，即当作生产关系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工是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环节，是理解诸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人们的物质利益冲突、阶级的划分、国家政权的出现等等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些问题都和社会分工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又制约生产关系，社会分工本身意味着多方面的经济关系。
分工把全社会不同的人类个体都纳入庞大的分工体系之中，使分散独立的人类个体通过分工结成了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有机整体。因此，分工也必然派生出全面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决定了分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的地位。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划分为两大类，即社会物质关系和社会思想关系。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活动的形式(结果)。它包括两种:一是人对自然的交换关系;二是人们之间活动的交换关系。思想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建立在物质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人的情感关系、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这里主要说明社会分工对物质关系的制约作用。
1．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首先，分工制约着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从分工和所有制的内在联系上考察分工问题。马克思在批判、改造以往的分工理论时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不去考察分工和所有制的内在联系，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他们离开所有制关系来考察分工，对分工的性质和作用作了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通过对分工的研究来解剖和认识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认为，考察分工问题，首先必须考察“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78]，说明分工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其次，必须考察分工对所有制关系制约的必要性，说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是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79]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在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形成的。具体地说，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加剧剩余产品的积聚和集中。由此可见，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分工的结果。
其次，分工也制约着人们在产品上的分配关系。由于分工造成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和支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人们在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恩格斯说:“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80]
再次，分工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工制约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于分工造成的占有上和分配上的不平等，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就能够实现对他人的支配，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81]，形成人们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分工不仅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82]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根据人类历史上由于分工所引起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把它划分为四种形式:一是原始社会所有制。这是与生产的不发达和处于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内部自然产生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二是奴隶社会所有制。这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出现了城乡分离、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而在城市，则出现了工业与商业的差异。三是封建社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农业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分工不像奴隶社会所有制那样从城市开始，而是从乡村开始。分工的水平不太发达，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有师傅、帮工、学徒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四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进一步发展，这时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了各个城市之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有优势。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流动资本日益加速的积累，导致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向机器大工业分工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分工为依据，第一次正确地对依次更迭的人类社会形态作了划分。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中处于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地位关系，而在其后的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社会都被划分成利益对立的阶级集团。
2．分工与交换
首先，分工决定交换关系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83]。而且交换的深度与广度和方式，也是由分工的发展决定的。恩格斯说:“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84]
其次，交换是分工的必然环节。从生产过程的分工来看，社会总劳动分解为不同的劳动过程，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部分，都是对其他劳动者的劳动的补充，并且从劳动者的需要的多样性来看，由于每个劳动者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生产，而其需要又是多种多样的，这就造成了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的单一性和他的需要的多样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劳动者就必须相互交换自己的产品。另外，同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交换也有不同的性质:自然分工时期的交换仅限于在不同部落和氏族的边缘地区发生，是交换的不发达形式;而在自发分工阶段，即自然经济分工、简单商品经济分工和资本主义分工中，自然经济分工时交换也只限于不同经济单位间相互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仍然是交换的不发达的形式;在简单商品经济分工中，交换才开始表现为商品的交换;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才发展到最完备的形态，交换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规模都空前扩大，不仅一切物成为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可以出卖的商品。
3．分工与私有制形成、阶级划分和国家形成
恩格斯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85]分工是促成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第一次把阶级、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消灭阶级差别的途径。由于分工导致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86]然而这始终是在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87]由此可见，阶级和国家都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是由不同的劳动方式决定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个社会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生命的情况下，没有剩余产品，当然也就没有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原始社会是以自然的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的分工是基于自然而产生的，不具有任何强制的性质。在自然分工中，人们脑力与体力尚未分开，生产工具是自然形成的，人类生活在血缘群体中，个体从属于血缘群体，共同进行生产，共同进行消费，没有什么交换活动。自然的分工作为人们活动的表现，是活动的具体结合方式。但人并不是永久地停留在这个阶段，真正的社会分工——“文明产生的分工”，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88]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相继发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在各部门内部产生的越来越细的分工，导致了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野蛮时代的中期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89]。游牧部落把牧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在规模比较大的时候，便可以经常性地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剩余，能够较其他的野蛮民族生产出数量、种类均较多的生活资料，使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和现实;这种交换活动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较多剩余产品，使剥削成为可能。“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90]随着畜牧业的壮大，牧草、谷牧的需求量大增，农业日益繁荣，灌溉工程等规模扩大的生产需要，手工作坊的冶铁，金属加工随之发达了。“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91]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剩余日益增多，增多的一部分是为了交换而发生的，从而把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需要。“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在前两次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与交换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92]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买卖、交换的阶级——商人，成为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并对他们双方进行剥削。此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93]对社会分工的历史考察表明，私有制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94]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集体劳动过渡到个体劳动时，简陋的劳动工具划归个人所有，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有了剩余产品，从而就将更多的生产资料划归个人占有，形成了对他人进行剥削的手段，这就产生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其次，阶级、国家是为了维护特权利益的需要从社会分工中产生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阶级形成的社会基础。分工作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地把阶级划分开来，但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提供了剩余产品，在这里分工又造成对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特别是产品的不平等分配，使阶级的产生由可能变为现实了。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这样国家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阶级产生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以国家姿态出现，采取一种好像与实际利益相脱离的形式，被称之为“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这样，“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构的‘普遍’利益来对待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95]的现象便产生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正如恩格斯后来论述的那样: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这就是国家。”[96]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详尽地描述了阶级产生的两种不同道路:“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任: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督，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奴隶制被发现了。……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97]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在不同领域产生的两类阶级。前者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拥有相应社会政治管理能力的少数人集团因为履行了社会所必需的公共职能，而获得了相应的统治权力，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后者则是在经济领域，少数人集团因为拥有了维持更多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使用这些劳动力劳作的生产资料，而获得了支配、组织和管理别人劳动，并分享剩余劳动产品的权力，构成了社会的剥削阶级。并且，恩格斯倾向于将两者结合为一个阶级，因为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都在从事非体力劳动，“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98]可见，阶级本身是特权的产物。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产生也是如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阐述了国家的内涵，指出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和组织形式。到了《形态》中，已经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更是所有制的一种虚假存在的形式，“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中。”[99]因此，国家与阶级、私有制关系就清楚了。至于国家的功能，他们指出:“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00]并且，“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01]
再次，分工产生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是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状况下产生和存在的，分工首先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对立。恩格斯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主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02]阶级形成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剩余产品，使一部分人能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出现的必要前提。另外，由于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带来的不断扩大的产品交换和商品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加剧了财富的积聚和集中，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社会分裂为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恩格斯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103]这种阶级划分除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直接劳动者与管理者之外，还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所以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04]“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05]
毫无疑问，对劳动分工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所引起的变化不能用伦理、道德的尺度去衡量。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了私有制、阶级分裂和利益冲突，最后出现了国家，这正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历史的必然。当马克思用劳动分工去阐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时，事实上是将社会分工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当然并不意味着分工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在肯定社会分工对历史发展作用的同时，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改变。
三、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的本质性规定就在于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是与人的发展相联系的。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社会分工关注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分工的经济意义，认为分工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一种自发经济秩序的形成;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功能主要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它对社会秩序的整合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研究社会分工的问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和理论归属的，这个问题也就成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最核心的问题。
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最核心的问题，是由社会分工、人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联系决定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历史进步的原因，但同时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也是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发展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马克思根据人们受职业和分工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能力的状况，提出了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设想。人的发展问题为社会分工的研究找到了最终的理论归宿。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出发建构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为人的发展理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以社会分工为重要范畴的唯物史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基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一切社会劳动的基本存在形式，社会分工是联结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中介环节，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分工，分工又是形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分工具有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属性。而人的本质决定了人的发展最本质的内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所以，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社会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来实现其社会批判的，事实上，社会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也能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马克思由此分析了社会分工的两重性，旧式分工是不发达的生产力和落后、异化的社会关系的结果。从这里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消灭分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完成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
1．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分为直接的促进作用和间接的促进作用。
(1)社会分工能直接发展人的劳动能力
首先，社会分工能发展有限的个体能力。社会分工有助于丰富每个个体的专门知识、提高每个个体的技能和技巧，而这意味着人们的创造能力的巨大发展。社会活动的范围是无限的，而每个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个体都无法以其有限的能力去涉足无限的活动领域。而社会分工恰好为个体划分出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并使其在其中获得专门的知识、技能和技巧，使其有限的能力产生出较好的效果，因而不至于因为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一事无成。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做不成，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106]
其次，社会分工能将有限的个体能力整合为类整体的能力。社会分工之所以能够丰富个体的知识、提高个体的技能和技巧是因为:第一，社会分工使人类最初在个体能力十分弱小的情况下，首先发展起类整体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历史和个体能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人类之初，人虽然具有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全面性，但这一“全面性”却是“弱小的”“贫乏”而“缺乏深刻内容的”，个人要通过独立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于是只有借助于社会分工。关于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各古典经济学家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萨伊说:“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斯卡尔贝克说，人“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107]。第二，社会分工具有独特的整合功能，使个体能力聚合产生扩大的生产力，有效的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科技哲学中有一原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分工以个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整体能力。在实现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尽管个体能力是有限的片面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将这种有限性与片面性加以组合，片面的个人能力也就能整合成全面的人类能力。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人虽被片面化，但却在片面的方面发展得较充分，由于分工具有形成种属或整体的功能，各个个体片面的能力集合起来形成的劳动，同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它能摆脱个体的局限，扩大活动范围，缩短劳动时间，形成单个人不可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由于社会分工使劳动片面化，人们就必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因而个体只有作为类的一个器官，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社会分工的整合功能就使每个人的片面发展“整合”为一种整体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带来了整个人类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108]
(2)社会分工能间接推动人的发展
社会分工能通过促进生产力各个方面的发展，从而推动人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工具的变革，而这意味着人力的解放。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能促进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生产工具的变革也会直接造成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因而也会影响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109]
其次，社会分工促进人的需要的满足，从而促进人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毫无疑问能提高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需要是人的活动的深层原因，人的现实需要的结构反映着人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和人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曾说:“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110]并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11]。人类需要的性质也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人类的需要停留在低级、原始的、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维持人类物种的生存与延续。而在后来的私有制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以及社会分工呈上升趋势发展，人类多样性的需要也不断得到满足，甚至产生出很多新的需要，人类需要的不断发展标志着人的发展水平的提高。马克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2]社会因此不断分化出新的部门。“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113]人们为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进行社会分工，然后交换产品，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生产必然要求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开辟新的市场。社会生产在生产出社会商品的同时，也是在生产、培养、创造人的需要，即生产人自身。人的需要的“物化”的生产与实现方式，使得人的需要呈多样化、异质化特征，吃饱穿暖不再只是生活的唯一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为人尽可能地成为具有广泛的需求、丰富的属性、多方面的能力和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必要的主体准备。
再次，社会分工能促进市场交换、人类交往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人的发展。市场交换是满足人的丰富需要的必要的手段。市场交换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从而有利于人的发展。社会分工有助于人们之间交往的频率、范围和程度的急剧上升和增加，而这意味着人的活动能力的增强和社会关系的丰富。分工的加剧和扩展不仅引起人们在经济领域里为了获得不同的产品、市场、资源而进行频繁的经济交往，而且，其所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更有利于人们进行旅游、文学、艺术、体育等全方位的社会交往，从而增强了人们的活动能力、丰富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现代交往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类得以认识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因此，人类交往活动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规模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由于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及其管理方面的渗透，美国大部分公司正在经历一场组织结构的“横向革命”，即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垂直距离大大缩短的过程。由于生产管理结构的“横向革命”，生产组织不再需要大量中间层次的管理人员。如此一来，网络经济所导致的人类交往成本的迅速降低，正在使组织的横向革命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去。大约1000年以前，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被传导到欧洲;大约100年以前，发生在欧洲的重大变革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会被传导到中国;大约10年以前，发生在地球这一侧的事情需要10天才可以传导到地球的另一侧;而今天，发生在地球的任何角落的任何事件，只要有人感兴趣，就可以在几秒钟内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样，只要有兴趣，任何人都已经具备了去认识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发生着的任何事情的能力。网络经济导致的交往成本的迅速下降迟早会把每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思维网络并入那个无比扩展了的外部信息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认知模式。[114]
最后，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意味着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由于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提高思维的各个方面，人们在潜移默化的科学意识指导下，反对邪恶和愚昧的力量与日俱增，这无疑有利于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这样，就使得科学、艺术、哲学等的研究和发展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从而有利于人的思维能力、精神境界等的提升。总之，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反过来，社会分工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从科学技术的产生来说，社会分工(准确地说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是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种最初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人类今天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何以可能?
2．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
社会分工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同时，社会分工也是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正如萨伊所说:“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115]社会分工一方面将片面的个体能力整合成全面的人类能力，但是，社会全面能力的形成也是以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这就是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制约作用可以从分工的两个方面来说明:
(1)从分工的劳动方面看社会分工限制人的发展
社会分工使个人的活动、社会交往、能力、需要的发展异化、片面化、畸形化，人的劳动从而呈现出谋生性、固定性和物役性，而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共产主义应该消灭自发分工，在劳动形式上使人类活动达到丰富性、完整性。
首先，社会分工使个人被限制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使个人的劳动能力以及生理和心理上都得到片面和畸形的发展。
分工造成了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和个人的发展片面化、畸形化。在这种社会分工条件下，由于劳动者的活动终身固定于狭小的范围，因而使个人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个人的发展是畸形的。自发分工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分工，使得城市和乡村都片面地得到发展，从而使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人都得到片面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自发分工还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使得体力劳动者“四肢发达”而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而脑力劳动者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实际的技能和技巧。这种社会分工虽然扩大了社会总劳动，但却使劳动者个人的劳动片面化。“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116]
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片面化导致了能力的片面化，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由于劳动者的活动终身固定于狭小的范围，因而使个人的知识、技能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社会分工把人固守在特定的劳动领域和职业上，屈从于它们，使人失去了肉体和精神的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既定的、专属的活动领域，这样就限制了他，使他摆脱不了，他只能一辈子是猎人，是渔夫，是牧人，或是艺术家、文学家、教师和医生。由于分工的结果，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别人身上，而其他人的艺术才能无法发挥。劳动在这里完全丧失了事业的性格，使终生从事少数简单工作的人，根本没有发挥悟性的机会。正如艾恺所言:“现代化——它的所有侧面——端赖于效率的逻辑，也就是分工。随着专业化的深进，人们不再是机器的主人，而成了它的受害者。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也更进一步地剥夺了工人其作为人的种种能力的发展，其他能力也日渐萎缩。”[117]分工的发展是与个体能力的单一化齐头并进的。在18世纪，亚当·斯密的老师弗格森就说:“组成工业民族的个人，除了自己的手艺以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完全是外行”。此后不久，法国人勒蒙特也感慨地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118]
席勒一方面欢呼人类在19世纪的伟大发展，另一方面又看到人类的进步是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他预感到工业化将对人的整体性造成威胁，使人“碎片化”。他拿古代希腊人作为完整的人去同现代人作对比，他热情歌颂了古希腊时期人们的“全面”发展:“我们的运动员比奥林匹亚运动会上的优胜者跑得更快，我们的数学家比阿基米德算得更细。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战略家、演说家和牧师为一身的现代人，能否让现代人与古希腊人一对一地进行一场生活能力的全面比赛呢?”席勒还将古希腊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对比:“人类现在的形式与过去的、特别是希腊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看到，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像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试问，有哪个单个的近代人敢于走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争斗人的价值?……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119]勒蒙特所说的情形，在现代有了更突出的发展。以今天的学术发展为例，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不仅严重束缚了学科的发展，也造成了学者过于专业化的发展。在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逐渐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展渗透的过程中，所有学科的研究与教育都深深打上了这种片面发展的烙印。这种烙印的表现就是，各个学科逐渐地相互分离，他们之间的科际界区日益明晰，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种学科之间的对话正在逐渐演化为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西方的工业生产的制度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网络，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也同时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每个产业中的细胞(如厂商和技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谙熟知识领域中极其渺小的一个部分，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奇迹，也是分工的悲剧。
其次，劳动呈现出谋生性和竞争性、物役性。自从分工产生以来，由于生产能力低下，个体劳动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终生从事某种直接的生产劳动。中世纪的农奴曾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维持生存的简单的劳动再生产。近代工场手工业、大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们为了生存每天必须劳动十几个小时。由于长时间地守在机器旁边不断地重复某种简单、枯燥但频率极高的操作，从而造成了工人们“某种智力身体上的畸形化”，使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品”[120]。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的性质仍然是以谋生为主要目的。马克思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121]
分工是竞争的产物，是达尔文式生存竞争的需要。谋生的竞争性驱使人们为了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更加专业化、固定化地发展其“一技之长”。“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畸形的发展。”[12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123]
人类的迄今为止的劳动也有物役性特征。在自发分工的社会里，人的需要也是片面化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不断满足着人的需要，也创造着新的需要，然而，它却把劳动者的需要降低为生存的需要，而使资产者的需要发展为病态的奢侈。使人成为一具只会追求物质享受而忽略精神追求的空壳，人的需求的异质多样性和表征人性的精神需求却被扼杀了。分工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多样性活动形式的发展，从而实际上证明了人是一种具有多方面需要和能力的禀赋全面的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却又实际剥夺了大多数人全面发展的现实机会。在文明社会之前，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受制于大自然，听从盲目自然法则的支配，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成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奴隶，即使在科学昌明、物质财富大量涌现的今天，人们依然受制于金钱、权利、名誉等稀缺资源的诱惑，劳动依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2)从分工的社会关系方面看社会分工制约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造成了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以及体脑、城乡、工农的分离，分工使某一阶级的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使个人的发展从属于阶级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对抗性和强制性和不平等性。
首先，自发的分工是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人的片面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又使人类劳动异化，使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劳动的社会关系成为在人之外、不仅不受人支配反而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随着原始的自然分工向自发分工的转变，社会上出现交换，在分工与交换的基础上出现了私有制，私有制的产生加剧了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异化，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剥削与被剥削、富裕与贫困的对立是自发分工基础上必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分工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片面化和虚幻化。自发的分工也是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随着自发分工的出现和私有制的确立，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国家就是将人们的财产关系、阶级关系固定化的强制性力量，离开分工就无法说明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阶级关系固定下来”[124]。而异化劳动、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恰恰是人的片面发展的表现或条件。涂尔干也认为，强制性分工是一种不按个人能力和天赋的非自愿性活动，很容易产生疏离感而破坏社会的整合。既然分工是私有制、国家、阶级产生的重要原因，那么在这种自发分工下的人们的劳动就必然是异己的、与劳动者对立的活动即异化劳动。
在阶级和国家出现的社会里，人的片面发展就不可避免。分工不仅使某一阶级的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使个人的发展从属于阶级的发展，分工还使某一阶级的发展以牺牲另外阶级的发展为代价，形成特权阶级，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呈现出对抗性、强制性和不平等性。对抗性表现在“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25]马克思在此的贡献主要在于他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由劳动的异化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强制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有大段论述:“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26]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27]马克思、恩格斯又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28]在对抗性、强制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人要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分工是利益对立的根源。傅立叶曾有一段经典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对立状态的描述:“每个工作者都是群众的公敌，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相抵触。医生希望病人尽量多;律师希望家家都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座城市;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裁缝匠和皮匠极愿意大家都得到坏布和不结实的皮子，因为衣服和皮鞋就会加速穿坏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幸福。”[129]马克思也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30]
再次，社会分工造成了对立面双方的片面发展。社会分工造成了体脑、城乡、工农的分离，从而使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人都得到片面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使得体力劳动者“四肢发达”而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而脑力劳动者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实际的技能和技巧。恩格斯指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131]并且，这种人的片面发展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为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132]
最后，分工使社会关系共同体成为“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33]也就是说，虚幻的共同体产生的原因在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共同利益和国家都具有虚幻的共同体的性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34]由于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各个个人所构成的集体只能是“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135]，只能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它不能从根本上普遍地代表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对于被支配的阶级和个人来说不具有真实性、合理性。但是，凡符合虚幻共同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由于其在根本上符合共同利益承担者亦即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因而总是得到统治者的倡导与支持。在私有制社会中，“私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脱离单个人而独立性，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现实的个人对立”[136]。如果“共同利益”是同各个个人所追求的自己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异己的”，那么这种“共同利益”实际上也就不是真正的共同利益了。
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个人的特殊利益和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共同利益采取与个人利益相脱离的“虚假的共同体”(如国家)的形式，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对个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它“聚合”为一种同个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它使通过独立个人接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和外在的联系。“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137]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假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个人在共同体中只是作为抽象的、偶然的个人而存在。而要消除虚幻的共同体，使其产生的外在力量重新被人所驾驭和控制，从而使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彼此一致，就必须代之以“真实的共同体”，而这只有通过消灭自发分工的办法才能实现。“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38]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使“个人向着完善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139]成为现实。
“虚幻的共同体”中的“虚幻”，不是不存在的意思，而是指在后文所说的“冒充”“异己”“不真实”“偶然”“对立”等含义。“共同体”不仅指“国家”，还指其他的“冒充的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相对的是真实的共同体。对于“真实的共同体”，《形态》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种种冒充的共同体，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40]“虚假的共同体”如果克服了它对于个人的异己性、外在独立性，则成为“真实的共同体”。“真实的共同体”，就是各个个人“自己的联合”(而不是出于某种外力强制的联合)，并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个人能够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总之，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具有双重的影响。但是在认识到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到现在为止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141]。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实行分工的方法，把社会个体能力加以整合为全面能力，是人类获得更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尽管分工带来了人的片面发展，但是没有这种片面发展，也就不会有人的全面发展，不实行分工，只会永远是“原始的片面”，而决不会有现代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分工造成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人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需要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的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个体与类发展的对抗，而使两方面的发展相一致，历史总是在对抗中进步的，没有分工所付出的人的能力发展的片面性的代价，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所以从人的片面发展来诅咒分工的“恶”的一面，这本身也是一种片面的思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3]参见林其泉:《分工的起源和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6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6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12]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第2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1—38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页。
[20]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第84页。
[21]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第84页。
[22]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6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62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35]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36]张一兵:《从分工到现实的世界历史》，《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398页。
[3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4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第1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4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44]参见王伯鲁:《广义技术视野中的社会分工问题解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2期。
[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4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4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4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6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页。
[54]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2卷，赫尔曼·路希特汉特出版社1984年德文版，第25页。
[55]参见李火林:《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形式:分工与交换》，《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5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5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6页。
[61]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6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398页。
[6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68]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14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9页。
[70]参见林剑:《关于旧式分工范畴理解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71]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7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2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7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52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06]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4页。
[107]转引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108]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14]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117]〔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118]参见刘佑成:《社会分工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119]〔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0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296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12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29]〔法〕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52页。参见《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1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643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13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35]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3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38]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121页。
[140]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41]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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