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创立

社会分工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作家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著作考察社会分工，但对社会分工问题的研究却几乎贯穿了他们全部的理论著作。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写道:“考察分工与交换是很有意思的。”^[1]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研究了斯密、萨伊、穆勒等人的分工学说，对分工的本质、作用提出了初步的见解，但是此时的马克思的研究还停留在分工、交换和私有制循环论证的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分工的有关问题。这包括:第一，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第二，分工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的发展又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分工导致了资本、产品与劳动相分离的现象。因为分工的产生，使交换成为必要，分工和交换，造成了生产劳动和产品占有的分裂并加剧了财产的积聚和集中，使财富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使私有制从分工和产品“积累的必然性”中产生出来。同时，分工的发展又出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离，形成了一个单纯消费和享受而不从事劳动的阶级即剥削阶级。第三，马克思还根据分工发展的各个阶段，将农业、工业与商业种种不同的分工形式，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原始部落所有制、奴隶制、封建等级制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相联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中把握了社会分工，以社会分工为中介，进而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这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进一步考察了社会分工。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了消灭自发分工的途径，预见了自觉分工的图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详尽地考证了自然分工的发生根据和表现形式。从而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

一、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的出发点

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概念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研究分工问题绝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方向性的转移，即从哲学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转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时曾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除了理论上进一步探索的需要，马克思其时也遭遇了理论与现实的严重冲突——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他遇到了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一系列尖锐的现实问题。由此，他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通过对摩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了在人们的意志和行动背后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看到了客观的社会关系对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性。这促使马克思开始了深入探究国家生活的客观基础问题，因而使他开始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手稿》是马克思开始其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取得的首要的成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第一次从哲学上作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从揭示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入手的。按劳动价值论，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产品应全部归属于劳动者;但按工资规律，工人事实上只得到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因此，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那个劳动是有问题的，它与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但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个前提不但毫无批判，反而认为它天然合理、永恒存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国民经济学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因此，“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与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4]但问题在于，“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5]因为这一分离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正是资本和劳动以及劳动和产品的分离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进社会财富的同时，却使工人日益陷入贫困;分工促进了资本积累，却使劳动者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受资本关系的抽象统治。

马克思在进一步分析被国民经济学当作前提的私有财产的原因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含义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并且“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7]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第一，劳动者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的对象越多，他自己就越贫穷，工人的劳动产品变成了异己的反对工人的力量。“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凭借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第二，劳动者与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的劳动是一种被迫的强制性劳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与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第三，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劳动既然剥夺了劳动者劳动的对象，又把他的劳动变成单纯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也就把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使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0]第四，劳动者与其他人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1]最后，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12]马克思于是从异化劳动开始其对现存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所有制的根源、是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根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他同他人的关系。异化劳动使人性异化为物性，人性被压抑、人的精神被扭曲，造成人的畸形发展，因此必须恢复人性、解放人性。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从人与物的关系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指出:“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13]，“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4]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揭露了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对抗关系、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基础在于劳动，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同时，马克思还表达了“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15]的观点。从而，马克思透过经济异化的事实，看到了社会关系异化的实质:“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16]

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异化是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重要而方便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很容易抓住社会问题，是考察社会问题很方便的入口，因而除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外，青年黑格尔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赫斯等都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异化的批判能够在人们的精神上产生强烈的道德共鸣，具有很强的批判张力。马克思通过这一方法找到了社会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为打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通道提供了方便。总之，异化劳动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形成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唯物史观创立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提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一理论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也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具有不可忽略的局限性。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逻辑上的主要缺陷是循环论证，即从预设私有制出发，说明异化何以可能，又从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的形成。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根源，但是劳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异化、劳动异化产生的最初根源是什么等问题，马克思没有找到答案。马克思在《手稿》中试图说明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他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7]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寻找新的出发点。

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概念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试图摆脱上述理论困境的出发点。马克思高度重视古典经济学家的分工概念，尤其是斯密的分工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斯密的分工概念发展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形态》中，分工还是核心范畴。马克思之所以重视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因为只有理解了分工概念才能真正理解斯密的经济学，进入经济学的理论语境。马克思在《手稿》中理解了斯密的分工的含义和在斯密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术语”^[18];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分工的本质——劳动确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将分工问题与异化劳动相联系。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生产劳动出发来理解斯密所说的分工概念，这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当然，在《手稿》中，马克思只是把分工理解为私有制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其根源。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19]，而未达到像在《形态》中那样，从分工去说明私有财产之起源。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解决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只有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里他把异化劳动归结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分工的产物。但是，将分工与异化劳动相联系，毕竟为马克思分析异化劳动形成的原因、私有财产的根源找到了理论突破口。正如巴加图利亚所指出:“在《手稿》的末尾，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分工的问题，这是意识到劳动、生产的核心作用的一个结果。马克思仿佛预感到进一步探求社会和历史的规律在这一方面的好处……再过一年半，分工理论就要在《形态》中制定出来。也许——这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正是经过对分工的分析，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面的、同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一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的。”^[20]

二、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形成是在《形态》中得以实现的。《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性著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基本形成。张一兵教授认为:“认真阅读《形态》第一章的文本，我们并不难发现与上述一般哲学表述相区别的另一种理论思路，即直接从分工出发，基于欧洲经济发展史对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的现实批判。”^[21]孙伯等也认为:“事实上，马克思在《形态》中已开始了剥离‘历史之谜’的努力，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二手稿中，马克思以分工和所有制这两个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表现形式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为线索，厘清了从古代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第四手稿中，马克思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被共产主义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22]

马克思《手稿》中的分工概念与《形态》中的分工概念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呢?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关于分工的论述直接来源于斯密。斯密的分工概念是《国富论》的逻辑基础和起点，斯密的《国富论》是直接从分工开始展开的，分工的直接含义就是具体劳动的总体形式。分工作为抽象的概念，指的是一般的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即社会劳动。劳动的本质表现为具体的分工协作活动，分工的本质也是劳动，即社会劳动，从斯密的逻辑体系来看，分工和劳动是互为本质的，当然，从具体的生产过程来理解分工，分工的含义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劳动协作。斯密以分工和交换(主要以分工)来说明财富、生产。马克思在《手稿》中理解了斯密的分工概念及其在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术语”^[23]，马克思将分工的本质——劳动确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从异化劳动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分工问题。同时，马克思还表达了“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的观点。^[24]这种对分工和交换的看法和前一种将分工视为社会化的劳动不同，这里的分工已经具有了后来的生产关系的内涵。可见，马克思的《手稿》中分工已经初步具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重内涵，而这一点也正是理解《形态》中分工概念的重要理论前提。因此，分工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手稿》和《形态》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正是将分工和交换视为异化的生产关系，所以，《手稿》从消灭异化劳动的角度十分自然地提出消灭“分工”，消灭“现代劳动”，《形态》更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革命针对这种分工的性质要消灭劳动^[25]。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深入理解分工、异化劳动以及私有财产之间的历史的具体的关系，而是十分简单地将(资本主义)分工和(现代)劳动等同，这一理论的突破是在《形态》中实现的。

《形态》是探求异化劳动产生原因的理论延伸。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异化劳动的根源归结为私有财产，又将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二者相互解释。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之所以如此解释，是因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本身只是从抽象的概念上理解，而没有从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存在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工资、资本、劳动与私有财产都是同一的关系，这种同一的关系是纯粹概念上的演绎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体系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哲学的影响。结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马克思显然针对的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这种面对现实的分析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一种理论的自觉，因而《手稿》虽然对私有财产，特别是对资本与地产的关系作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分析，但总体上对私有财产的历史根源还不能进行正确地分析。将私有财产归结为理想、自由劳动的异化，而不是将历史的分析贯彻到底。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是将劳动作了抽象地理解，由于当时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的这种抽象是纯粹的人本主义的抽象，以至于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批判力但面对现实却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思辨的幻想。这种非科学的分析正是在《形态》中才得以克服。《手稿》到《形态》实现的理论突破在于:

首先，马克思在《形态》中，解决了《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难题，指出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工。由纯粹抽象概念的同一性地分析到历史同一性地分析，是马克思漫长的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形态》详细地、历史性地分析了分工、私有财产之间的历史性同一关系，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各种历史形式单独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同一性分析，这种同一关系是基于历史的科学分析，和《手稿》中的纯粹概念的同一性分析是完全异质性的。伴随着这种转变，异化劳动的根源也从纯粹的思辨幻想落定在历史的基石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异化劳动产生于分工、劳动、私有制的分裂。随着分工(生产力)和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劳动和财产、私有制等等原来在狭小的分工范围内的同一关系(活动)逐渐分离，分工和劳动的关系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但分工和劳动却开始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分工不再单纯是劳动的自然前提和过程，分工成为对劳动的奴役和畸形化。私有制产生了，私有财产由劳动者生存和劳动(活动)的自然条件转变为统治别人的工具和力量，私有财产直接就是对他人的统治。异化表现为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人和物、人和人的对立和排斥，表现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分工给人类劳动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突破了人类最初劳动的狭隘性，创造了远比简单协作大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分工又造成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人的固定化、片面化发展等异化现象，并使人类劳动变成一种异化劳动。在这里，异化劳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悬置或伦理学预设，而是历史真实现象的理论反映。作为一个历史观范畴，异化劳动在现实中具有某种感性的存在形式，这种感性的存在形式可以说就是分工。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分工在本质上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就是“分工”^[26]的本质。可见，分工作为一种在异化范围内劳动社会性的表现，也就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分工和异化在这里的关联在于，“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机器般的劳动。”^[27]“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入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28]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分工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使我们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9]从而马克思开始正确地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异化劳动的根源，进而克服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局限，找到了深入理论研究的突破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它把人们固定在不同的劳动领域，使劳动分裂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性决定了私人劳动只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劳动不是生产自身的直接的生活条件，而是直接生产他人的生活手段，劳动产品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成为自己的产品，从而造成了劳动产品与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的分裂，一方面劳动产品对于劳动者成为一种与己无关的东西，劳动本身也变成了强制性劳动;另一方面，劳动产品不为劳动者所有就必定为其他人所有，这不能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30]

因此，作为异化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分工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它所造成的进步——扩大了的生产力和增加的社会财富——又成为统治人们、不受人们控制的异化的物质力量。从分工的角度来寻找异化产生和消亡的根源，这对于马克思在异化劳动问题上克服和瓦解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即从伦理学、理想化意义上的劳动来研究人，并把社会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复归的唯心主义缺陷、对于跳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循环论证”的圈子，对于把历史理解为人的劳动发展史，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内考察异化和社会关系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马克思说明了社会分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双重属性。分工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结纽带，它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属性。就分工本来与人的生产活动的内在联系上看，它是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表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表现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体现了分工在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中的统一。一方面，就分工的生产力属性而言，分工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一种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的一种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这种划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时又反过来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31]。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以分工为中介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形成和制约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分工所具有的生产关系属性，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分离，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匹配，即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32]“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就包含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不同形式。”^[33]

马克思在《形态》里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所有制的三个阶段:古代家庭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指的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4]所有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35];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36]。对工业的发展和分工、所有制、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也做了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37]最初的原始家庭的劳动、分工、所有制是完全同一的，是建立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形成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和分离，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就必然会存在下去。需求的不断扩大，给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38]。贯穿所有制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39]彼此之间的矛盾，是资本和地产所代表的利益对立，是新的需求与旧的工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和工业之间的矛盾。简言之，是分工、生产工具、私有制、需求、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归结为一点，即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经历了所有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后来接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表述。这一分析思路表明，马克思在继承斯密的基础之上，把分工首先当作人的活动、劳动来理解。这一点是建立在1844年《手稿》里马克思继承斯密的分工内涵的基础之上的。其次，把分工当作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在占有支配劳动产品的关系上来理解，即当作生产关系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分工等同于所有制或私有制。再次，把分工当作生产工具、生产力理解，马克思在文本中运用大量篇幅来“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40]。在《形态》第一章第四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对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探讨过程中，马克思实际研究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还特别列出了“分工对科学的影响”^[41]。当然，分工所体现出来的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并不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分工，而是同一分工中所体现的两重维度:前者是从人与物、人与自然条件关系方面而言，后者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条件关系方面而言。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入手处和着力点，主要不是对分工作一种实证的和技术性的分析，而在于联系分工的具体历史形态和社会条件，研究各类分工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研究分工的社会意义、社会作用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42]

再次，马克思在《形态》中，说明了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分工的两个方面出发说明了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一是分工的劳动方面，指出分工使个人被限制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使个人的劳动能力得到片面和畸形的发展，人的劳动呈现出谋生性和物役性。二是分工的社会关系方面，指出分工造成了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以及体脑、城乡、工农的分离，分工使某一阶级的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使个人的发展从属于阶级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对抗性和强制性。他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43]《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并不能准确地将这两个方面区分开来。而在后来《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44]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别了开来。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45]，“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它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46]。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47]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8]分工之所以取得如此程度的发展，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49]。总之，分工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必须另外寻求解决的途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应该消灭自发分工，在劳动性质上，使个人活动达到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能动创造性，即达到自由的个性。

最后，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分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提出“消灭分工”是因为社会关系是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而分工则是社会关系成为外在异己物的真实原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沿着两条线索同时发展的，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扩大的前进的上升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各种关系，其中生产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50]马克思、恩格斯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到过这样的几种社会和政治关系:“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51]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是“全面、自由”的，尽管只是低级简单的“全面、自由”，但随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确立、国家的产生，社会关系的片面化、强制性趋势不断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分工作为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纽带，是社会关系成为外在异己物的真实原因，它使生产力、社会关系彼此间发生矛盾。

三、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进一步考察了社会分工，从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分工的理论。

马克思从分工出发抽象出了明确的生产关系概念，并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重要原理。从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分工的理解在表达上仍然是不完全准确的，他认为等级制度也是某种分工，行会制度也是一种分工，蕴涵着和《形态》同样的消灭分工的思路^[52]，实际上将分工等同于一种生产关系，这和《形态》的理解基本一致。真正将以上一组概念完全分开是在《哲学的贫困》里实现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其社会分工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关于分工的论述时明确表明:“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有很大的差别。”^[53]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生成和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的自动工厂的生产状况，其中详细讨论了这两种工业生产形式中分工之间的差别，特别是阐明分工和生产工具的积聚之间的联系^[54]。《形态》时期马克思经常陷入一种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逻辑上的混乱，这表明生产关系概念在当时还没有被抽象出来，因此，马克思只是在谈论“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关系。然而，如果不能认识到生产关系是一个总体这一点，仅仅看到生产过程中人、生产工具、分工、劳动这些要素，再联系到生产的产品最终的分配等问题，就很难在理论上看到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过程之外的关系，即社会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的一致性，找不到社会生产过程中和生活过程中的必然联系。只有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看作一个生产关系总体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直接表达了“生产关系总体系”的观点，并将交换过程视为这一总体系中的一个次要部分^[55]。以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生产关系总体的整个体系，最后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为线索详细地研究了社会生产关系总体系的内部运动。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批判，创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首先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了更准确、更深刻的表述，并进一步批判了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首次论述了“辩证运动”的实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于1848年初合写并出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通过总结历史、分析现状、预见未来，鲜明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与《形态》相比，《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在理论的表述和概念的使用上更为精确，与现实的结合更为紧密。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被用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指导革命实践，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崭新的哲学理论已成为一种趋于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56]。

在《1861—1863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分工与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区别及其联系，从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角度考察了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从古代思想家荷马、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狄奥多洛斯一直到近代工业社会的亚当弗格森，最后重点分析了斯密。马克思认为斯密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强调分工的意义，同时直接把分工看作(劳动)即资本的生产力”^[57]。斯密肯定分工相对于机器的首要作用，而机器却只是劳动的附件。马克思同时批判了斯密“没有把分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东西”，没有看到分工的社会历史形式。斯密身处工场手工业阶段，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长，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58]，将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将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归于社会分工，即人们劳动的形式和方式，社会历史的联结和运动方式或形式。斯密进而论证分工源于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自然本性而非人类智慧，这一自然本性源于人类的利己心，即自我保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只能靠分工和交换。虽然斯密最后以抽象人性为根据，但他却不是以人性而是以分工为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