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表达上的困窘

第五节　语言表达上的困窘

人所共知，一切科学都要使用语言，哲学也不能例外。然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而在我们这里，哲学的反思还很少触及语言问题。其实，当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也正使我们陷入种种表达上的困境之中。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存在着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实质性地向前发展。众所周知，语言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探索：一是语义学，即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意义入手来探讨问题；二是语用学，即从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使用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问题。

先来看语义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苏格拉底曾经对别人说过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谦虚，但深入的分析或许会使我们引申出相反的结论来。假如说，苏格拉底什么也不知道，他又是怎么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的呢？反之，如果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那他就决不可能使用“我知道……”这样的句型。这是其一。其二，事实上，苏格拉底能够说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必定有两个前提：第一，他必定知道，用他已经掌握的语言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显然，如果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他就不可能说话；第二，他也必定知道，他用语言表述的思想他人有可能理解。显而易见，如果他对这一点也缺乏信心，那他就不可能对别人说话。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在说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句名言前，他对上面两点必定是知道的，而决不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谦虚乃是伪装出来的。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众所周知，笛卡尔也说过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自己哲学的第一真理。但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句名言决不可能成为第一真理。为什么？因为这句名言要得以成立，至少有以下两个前提：第一，“我思”之“我”是相对于“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些称谓而言的。也就是说，笛卡尔必先知道“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些称谓的含义，才有可能使用“我”这个字。换言之，“我”这个字不能离开“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些字而单独地获得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些字和“我”这个字具有同样的始源性。所以，如果笛卡尔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将不得不承认，在他可能使用“我”这个字之前，“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必定都已经存在。这就表明，始源性地存在的乃是“我”与“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决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孤零零的、横空出世的“我”。这就启示我们，在笛卡尔的“我”启动思维之前，“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就已经与“我”共存在那里了。“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这些存在者不是从“我”推论出来的，而是与“我”同时共存的。第二，“我思”中的“思”必定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思”。于是，我们发现，笛卡尔的“我思”要成为可能，就必定先行地存在可供笛卡尔进行思索的语言载体。也就是说，在笛卡尔可能进行“我思”之前，作为“我思”载体的社会语言必须先已存在。从上面的两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我思故我在”根本不可能成为第一真理，相反，它是奠基于其他理论前设之上的。

再来看语用学上存在的问题。人们通常以为，他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也不知不觉地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所以，有些话必须经过深入的反思才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犯错误以后，别人总会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去安慰他。这句话试图表达的原意是：人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正好相反，它的意思是：普通人是会犯错误的，但圣贤却是不会犯错误的。如果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伟大人物是不会犯错误的，而这样的见解不正是现代迷信的思想基础吗？又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已经被许多学者视作道德上的“黄金律”。其实，仔细地推敲起来，这句话也是有语病的，因为它蕴含着一个反命题，那就是：“己所欲”可以“施与人”。难道我喜欢吃鱼，就叫大家都跟着我吃鱼吗？我喜欢听pop music，就叫大家都不要去听classic music吗？事实上，在孔子的这句名言中，蕴含着一种相反的、人们必须加以警惕的思想倾向，即话语霸权，因为这句话力图把“(自)己”塑造为至高无上的权威。难道人们忘记了，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充分表明，我们应该注意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实际上赋予语言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而不能停留在对语词的表面含义的分析上。

顺便指出，人们总是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显然，这种见解包含着双重的误解。其实，语言不但不是我们的工具，反过来，我们倒是语言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一只具体的猫诞生了，过了一些时间，它又死去了。然而，“猫”这个语言上的概念却是永恒的。语言就像一条大河，生生不息，而一只具体的猫就像河水表面的泡沫，刚产生不久就破灭了。具体的猫是如此，具体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日常生活中的真正过程决不是人们把语言当作工具来使用，而是语言把人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人们思想的界限。常常陷入自大狂的人们总觉得自己的思想是十分自由的，可以思考自己愿意思考的任何问题。然而，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完全是缺乏思想基础的。其实，他们感受到的自由常常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当他们的思想像一个风筝那样在天上翱翔的时候，他们已然忘记了自己肚子上牵着的那条线！实际上，人们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如何表达，用什么方式表达，对外部世界中的什么问题发生兴趣，所有这些早就为人们已经熟悉的语言所规定。有时候，人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见解是多么富有创意，频繁地使用这样的句型——“我发现”、“我确定”、“我相信”，仿佛我真的做出了什么伟大的发现或惊人的发明似的。其实，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形式化的主体，真正主宰着这些人的思想的乃是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主体。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而获得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也正是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完全丧失的时候。乍看起来，他仿佛熟练地说着自己的语言，实际上，这些语言的表达式都是意识形态经过教化而植入到他的思想中去的。也就是说，他的大脑早已失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早已蜕化为一个盛放意识形态语言的单纯的容器！比如说，有人总喜欢夸口说：我最近读了好多书，学到了好多知识。其实，把这句话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被这些书牵着鼻子走了，我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失去自我了。直到有一天，当这个人表示，他发现书本中的某个观念是错误的，或者他意识到某个权威人士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在大漠中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不确定，越是难以把握，越是富有挑战性，就越能激起他进行探索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热情。反过来说，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充满了智慧的学问，它需要的也不是三心二意的同路人，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正如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序”中告诉我们的：“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仆赫尔墨斯(Hermes)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

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4]

【注释】

[1]本文原载《文汇报》2005年1月2日。

[2]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3]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5页。

[4]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