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

二、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

前文的论述已经表明，卢卡奇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仅仅停留于对现实的批判，而是一直在努力探求冲破当前这一绝望处境的可能出路。综观《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努力的成与败都系于以总体性(totality)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对此，卢卡奇有极其清醒的自觉意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思想基本上是黑格尔主义的。这一说法有双重含义:在积极的意义上，它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复兴，换言之，该书的主要功绩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复活，而这又是通过复活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之间的关联来实现的;在消极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最重要的缺陷就在于它无法走出黑格尔哲学的逻辑。⁽¹⁵⁾我们该如何看待卢卡奇自己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这一评价?这已成为我们后人去理解和评判《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强调该评论的后半部分，那我们往往就会用自己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成见来套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辩证法的阐发。于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有关总体性的思想，就会被看做对黑格尔的大全式的逻辑的直接继承，尤其是对其目的论思想的直接继承。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文本，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远远没有把握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全部真理。其真理的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该书同时还是超越黑格尔哲学的一场卓越的努力，这一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中:拯救德国思辨哲学传统中的总体性辩证法，在无产阶级生成的过程中实现该总体性的辩证法。卢卡奇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节来探求走出物化世界的可能道路。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就是历史的现实的主体。换言之，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史前史”的阶段，只有在无产阶级形成之后，我们才进入真正的历史。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们处于被物化的境地，他们合在一起并不就是无产阶级。在从工人上升到无产阶级的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无产阶级意识。那么无产阶级意识究竟怎样才能生成?它又为何能够使工人上升为普遍的阶级，并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卢卡奇特别强调了三点:首先，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社会存在基本相同，但他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在工人们的实际存在中还留有一些尚未被彻底物化的他者性的内容，这些他者性的内容正是无产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出发点。其次，无产阶级的意识开始于工人们对自己的商品地位的认识，但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或认识)，而是已经上升为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中，无产阶级通过中介范畴达到了对于历史总体的把握，上升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最后，无产阶级意识作为自我意识不是对对象的被动直观，它意味着对象的结构的改变，决定性地参与着历史的生成。因此，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与起源真正达到了一致，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

(一)寻找他者性内容:在劳动时间领域中的质变

根据其物化理论，卢卡奇一再强调:“社会存在的直接现实，就其直接性而言，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¹⁶⁾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并非直接地具有超出资产阶级的优势，他们绝非天然地就是能够扬弃掉物化现象的革命者。实际情况是，二者都处于被物化的境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化的体系中，二者作为被打散的个体，都只是“纯粹的量”。不仅如此，二者还同样处于物化意识的控制之下，都对眼前的这个“自动的物的合规律的过程”持直观的态度。但卢卡奇在此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指出:“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这样一种情况: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¹⁷⁾卢卡奇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介的范畴，经由中介的范畴我们将能够从直接现实性上升到客观现实性。换言之，经由中介范畴，我们将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变为“物”的关系，重新呈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现实。与此同时，该社会关系也将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的量的关系，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关系:它既包容了我们与对象之间的普遍关系，也包容了我们与自身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地说，中介的范畴将带来历史与起源的一致:“……超越这种直接性只能是客体的起源(Genesis)，即‘创造’(Erzengung)。但这是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的，即那些使得有可能超越既定客体存在的直接性的中介形式能被描述为客体本身的结构创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也就是思想的起源和历史的起源在原则上应该是相吻合的。”⁽¹⁸⁾这也就是说，从直接现实性到客观现实性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纯粹的认识中对对象的加工和变形，相反，它是在实践中经由我们的中介形式使得对象本身被改变。因此，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进行创造的过程。而这一创造要成为可能，我们的中介形式就必须与对象本身的结构以及在该结构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的运动倾向相一致。因此，是否能达到这样的中介形式是决定着我们能否在历史中实现创造的关键。卢卡奇在分析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没有任何中介，只是它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不能把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形成理解为“我们”的产物，即我们不仅在认识着眼前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我们是认识的主体)，而且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我们的产物(我们是那个创造者)。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最终的意义上依然是一种非中介的直接性的立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介在根本的意义上意味着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彻底照亮:“中介的东西必须是两个方面在其中合一的东西，这就是说，意识从一个因素认出另一个因素，从命运认出它的目的和动作，从它的目的和动作认出它的命运，从这种必然性中认出它自己的本质。”⁽¹⁹⁾这也就是说，中介的最终使命是使我们达到历史的总体，成为历史的主体。

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具备这样的中介形式，而无产阶级却能够拥有它?卢卡奇指出，这是由于二者在社会存在上的不同:资产阶级一方面是被物化的客体，另一方面又同时能够在被物化的处境中获得“表面的主体”的地位，因而他们注定会一直对加诸人身上的抽象的量的规定性(知性的反思的规定性)持直观的态度，将其认做唯一的、永恒的事实;无产阶级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纯粹的客体、另一方面于自身中又还保留着为这个形式的体系所不容的质的内容，因而他们将必然地冲破这些反思的规定性的统治，把质的内容带进这个纯粹的形式的体系。一旦有了这个最初的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被切断的关系就有可能被重新打开;而伴随着工人对于自己的社会劳动的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僵硬的凝固性就会被融化，整个社会将成为由无产阶级在社会劳动中不断创造着的过程。因此，最初的一步是要从人本身寻找那为抽象的形式的规定性所不容的质的内容。在这个最初的环节上，卢卡奇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劳动时间的领域。

在讲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存在上的差异时，卢卡奇明确指出，在工人身上的确还蕴涵着某种尚未被彻底商品化的质的内容:“工人进入物化的过程和变成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²⁰⁾这也就是说，在工人身上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分裂:一方面他已经被物化为商品，被削减为纯粹的量;另一方面他又还保守着他的人性(his humanity)和他的灵魂(his soul)。这一尖锐对立最集中地体现在劳动时间的领域中。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物化要成为现实，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也就是说，劳动时间采取了彻底抽象的、与每个特殊的劳动者无关的形式，它变成了纯粹的量的延续。伴随着劳动时间的空间化，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差异被彻底抹杀，人被抽象为纯粹的量。这是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普遍的含义，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样。但与此同时，它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劳动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他可以因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确的计算，从而成为操纵着这个过程的主体(虽然是虚假的主体)。因此，虽然他本人也把自己的某种能力割让出去加入这个过程，但劳动时间的空间化却似乎只发生在他的计算对象的身上;对无产阶级来说，生活却没有给他留下这段距离，他直接地就是生活的客体，不可能再把劳动时间的空间化假想为某种只是发生在他的对象身上的过程。如此一来，在劳动时间的领域，在工人身上就会发生从量到质的骤变:“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接形式;对于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等等存在的决定性的质的范畴。”⁽²¹⁾在这一骤变中，蕴含于工人的劳动时间中的量与质的对立就被充分显现出来，它使得抽象的反思的规定性的统治被打破，对象性的真正形式得以呈现:“……量到质的骤变……是存在的真正对象形式(Gegenstandsform)的呈现，是那种混乱的反思规定的崩溃，这种反思规定在纯粹直接的、消极的、直观的态度阶段，歪曲了真正的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²²⁾

卢卡奇指出，正是由于这个质变，无产阶级开始踏上了超越其直接性的征途，因为此时的工人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依然处于纯粹客体的地位，但这种客体地位本身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纯粹直接的了。在质与量、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尖锐对立中，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商品地位。更进一步地说，工人开始意识到他的直接的存在(即他作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纯粹的客体)本身并不是所谓的最原初的、最根本的事实，而是一系列中介的结果;又因为工人成为商品的确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那么从这里开始整个商品结构的拜物教的形式就开始崩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劳动时间的领域内所发生的从量到质的骤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该环节之所以极端重要，不仅因为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开始被迫超越其直接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环节中还包含着以后的所有发展。“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隐含在我们在劳动时间问题上所遇到的量和质的辩证对立之中，这就是说，对立以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规定都只是那个复杂的中介过程的开端，这一中介过程的目标是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辩证的方法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不仅在于只有它能认识总体，而且在于这种认识是由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已变得根本不同于在以反思规定为基础的思想中的关系才成为可能。”⁽²³⁾这也就是说，劳动时间问题上的量和质的对立不是简单的直接对立，而是辩证的对立。从这一辩证的对立出发，无产阶级的思想就开始了一个复杂的中介过程，这个中介的过程最终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呈现为我们的产物，使无产阶级上升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二)在自我意识中实现总体性的辩证法

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卢卡奇特别强调它不是关于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卢卡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中，首先把这里的客体具体地理解为商品，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意识是关于商品的意识，还是商品的自我意识。他明确指出，工人们关于自己的商品地位的意识常常只是一种关于客体的意识:“这种商品(指工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就是商品这一点，还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商品直接意识到的，与它的简单的表现形式相一致，就是抽象的孤立化，就是与那些使商品社会化的因素的纯抽象的外在于意识的关系。”⁽²⁴⁾换言之，如此的商品意识只是对工人的当下处境的被动直观，丝毫没有超越其社会存在的直接性。与此相对照，能够最终上升为自我意识的商品意识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中(二者之间的力量的对抗)首先生长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论及的在劳动时间的领域内在工人身上所发生的从量到质的骤变。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该质变所带来的不是工人简单地丢弃掉自己的商品属性，转而去抓住所谓的“人性或灵魂”;而是在工人身上展开了量和质之间的辩证对立。换言之，自我意识在这里不是指对工人们的商品属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内在的超越”。那么怎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内在的超越”?具体来说，“内在的超越”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物”的关系(由抽象的理性主义的范畴所规定的客观关系)转变为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成为商品，这意味着所有的自然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出去，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变为纯粹的社会关系。不过，现在这一关系本身又采取了“物”(商品)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意味着“人的因素”被从该关系中清除，它披上了非人的客观性。资产阶级把这一非人的客观性当做唯一事实，并把反思的规定理解为其永恒的思想形式;而工人们却在量与质之间的辩证对立中拷问自己的商品属性。这实际上就是对蕴含在商品形式之中的内在矛盾进行思考。伴随着这一思考，在工人的商品属性中所存在着的矛盾(即人的内容与抽象的“物”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就上升为现实的矛盾，由该矛盾所造成的运动也成为现实的运动。从主体的角度看，商品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是工人对于其社会劳动的意识，是阶级意识。在阶级意识中，人与人之间的被切断的关系被重新打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

关于该阶级意识，卢卡奇还特别强调了它的三个特点:首先，资产阶级注定无法达到阶级意识。资产阶级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获得的抽象的形式持直观的态度，他们通过拉开与这个“物”的世界的距离而获得“意识的主体”的地位。又由于在这种直观的态度中，活动被理解为从属于意识的下一个环节，他们就在这种直观的态度中获得了虚假的“主体”的地位。在如此的社会存在中，资产阶级要达到阶级意识，就意味着要取消掉自己与商品世界之间的这种直观的关系，取消它的虚假的“主体”地位，因此资产阶级本身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这样的自我毁灭的。其次，阶级意识对于工人们来说也不是直接地被给予的，换言之，工人们并不是天然地就已经达到了阶级意识的水平。更直接地说，工人并不就是无产阶级，工人们要经由阶级意识才能够上升为阶级。⁽²⁵⁾最后，阶级意识具有普遍性质。关于阶级意识，常常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强调阶级的有限性，即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另一种则强调阶级的普遍的性质。卢卡奇在这里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思路，强调阶级的普遍性质。阶级是通过对商品形式的扬弃而生成的，因而它意味着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的具体实现。

为了说明阶级意识的普遍性质，卢卡奇分别从阶级意识的主体和阶级意识的内容等两个角度作了展开。从主体的角度看，阶级意识意味着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但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只是有别于其他各阶级的立场的一种立场。假若如此，那么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将难逃相对主义的困境:“在人类社会史前史的阶段，即阶级斗争的阶段，真理的作用只是根据控制环境世界和斗争的要求，确定对本质上还没有被把握的世界可能采取的各种立场，因此，真理只能具有一种与各个阶级的立场及其相应的对象性形式有关的‘客观性’。只有当人类清楚地洞见到了自身的生存基础，并据此对这种基础加以改造的时候，真理才会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一旦理论和实践达到了统一，一旦现实有了改变的可能，绝对和它的‘相对的’对立面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²⁶⁾在这里，卢卡奇明确地对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之前的所有其他阶级的立场进行了区别，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其他阶级的立场都是一种有限的立场，其所达到的真理都是预设了某种绝对的相对的真理;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才是普遍的立场，它是在普遍性的高度上的实践的立场。与此同时，卢卡奇还指出，这种具有普遍性的高度的立场只能是阶级的立场，而不能是“类”的立场:“个体决不能成为事物的尺度……只有阶级(而不是‘类’，类只是按照神秘的精神塑造出来的神秘化的个体)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起到实际上的改造作用。”⁽²⁷⁾在卢卡奇看来，“类”只是个体的直接的对立面，与个体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只有阶级才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

从具体内容的角度看，阶级意识是处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因而是作为总体的历史的自我认识。无产阶级在阶级意识中所达到的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这一总体性的特征使得无产阶级达到了真正的普遍性。在这里最关键的环节是，社会的客体(对象)不仅被把握为物，而且被领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断生产。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就真正解决了资产阶级思想永远也无法解决的物自体的难题:资产阶级由于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就从中抽出一些环节，认为它们就是所谓的“事实”。在这种事实中任何东西都被僵化为固定的量，相应地他们也在思想上用反思的范畴来理解如此被构造出来的物的世界。于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对于他们的反思范畴来说就变得根本不可理解，所谓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就被一次又一次的非理性的灾难所包围。而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客体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被溶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如果资本的物化被溶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那末在这种立场上，无产阶级就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尽管是被束缚的和暂且是不自觉的——主体。”⁽²⁸⁾这样，不仅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被把握为无产阶级的造物，而且整个历史也被把握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或我们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上升为了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为了凸显无产阶级意识是客体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地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的本质。简而言之，“这种意识的突出的实践的本质就表现为，相应的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它的对象的改变，而且首先是它自身的改变”⁽²⁹⁾。那么意识怎样才能必然地带来其对象的改变?卢卡奇很清楚，这在物化意识等非辩证思维的范围内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前者坚守着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对立。又由于历史思维觉察到了思维与存在的一致，于是非辩证的思维就面临着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被设定为保持着固定不变的对立关系的思维与存在之间怎样达到同一?为解决这一难题，它不得不用神话的分析来应付，具体来说就是重新把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引入哲学中，用二者与同一个理念世界的关系来建立二者之间的关联，用回忆来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所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所以卢卡奇完全同意李凯尔特的判断，认为唯物主义只是颠倒过来了的柏拉图主义。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神话式的解决等于没解决，其本质依然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当然他也看到，从康德开始的批判哲学一直在试图克服这个二重性(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但康德只是把这个二重性从逻辑学中赶出去了，而它又以现象与物自体的二重性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固定不变的对立是贯穿整个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

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的本质，就意味着对这一立场的彻底超越。在这里，思维与对象之间不是相互分裂、对立的关系，而是思维决定性地参与着对象的生成。更进一步地说，这里的对象不是所谓的经验中的固定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来说，思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换言之，此时思维的真理依然要切中现实，但真正的现实是蕴含在对象中且尚未得到实现的将来，思维的意义在于它参与创造着这个正在生成的将来。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意识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起源的原则的真正实现:“因此在这里，古典哲学的纲领也就得到了实现:起源的原则事实上意味着克服了独断主义(特别是它的最伟大的历史形态，柏拉图反映论)。但是，只有具体的历史的生成才能起到这样一种起源的作用。而在这种生成中，意识(无产阶级已经变为实践的意识)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³⁰⁾这里的关键在于，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生成中才能实现起源。因此，在任何一种纯粹的认识态度中都根本不可能达到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这种同一关系，只有在实践中，作为实践过程的一个环节的思维才会具有如此的实践本质。卢卡奇的整个论述又都在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自己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这种实践关系。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