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道”镌刻于我的生命之中

将“道”镌刻于我的生命之中——贺陶老师八十华诞

冯　平

陶老师对我学术思想和生活信念的影响极为深刻和强烈，而我对陶老师的情感至深至真，所以每当提笔，往事就如潮水涌来，有太多的令人百感交集的回忆，竟使我不知该从何处落笔，也终感不可能以一种客观的笔调来阐释陶老师的学术思想，而只能将自己那些最真实最深切的感受和那些难以磨灭的深刻的记忆汇成此文。现将此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敬爱的师母，献给曾和我朝夕相处且结下毕生友谊的同窗，献给学界像我一样热爱陶老师的朋友们。

我和李晓明、王宏维、何萍同为陶老师招收的首届博士生。1985年春天我们一起在充满灵性的武大，开始了我们师从陶老师的博士生阶段的学习。自那时起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段，而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有一个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我尊敬的师母像父母一样关爱我、陪伴我、支持我、教导我。陶老师和师母已经成为我至亲的亲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我而言绝不是一句泛泛之语，而是我和陶老师、师母之间关系的一种真实的写照。是他们温暖了我的生命。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我，在我需要责骂的时候责骂我，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我，在我需要关爱的时候关爱我。他们把人世间那种最真挚的父爱母爱，给予了仅是他们学生的我。除此之外，陶老师还以他的“行”将“为师之道”、“为学之道”、“为人之道”深深地镌刻于我的生命之中。在读陶老师的文集时，我时常会感受到:现在的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教师，这样的一个哲学研究者，拥有对人生这样一些想法和做法的这样一个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陶老师的影响而成的。原先我曾以为纯属自己的，现在才深切地感到其实它们更属于我的老师。

一、为师之道

1984年，我报考了陶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陶老师，甚至还不知道陶老师。与现在相比，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可谓是一个信息相当闭塞的年代。南北学界的沟通、各大学之间的沟通，对于我们一个学生而言，几乎完全取决于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与谁相识。幸运的是那年我从招生信息中知道了陶老师，知道了武大。于是赶紧到资料室查阅陶老师的文章。不读便罢，一读便被陶老师那充满智慧的冷幽默和极其犀利、透彻、细致的写作风格所深深吸引，当即便产生了报考陶老师博士生的热望。十分遗憾的是，我当时所在的学校老师中几乎没人跟陶老师相识。那时全国每年所招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生数量极少，而且博士生是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而培养的这一教学观念非常强，对于一个身处偏远北方，对陶老师的学术研究、对武大哲学系的学术研究和学术风格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在无陶老师熟悉而且了解我的老师可以向陶老师推荐的情况下，要成为陶老师的弟子真是有点可望而不可即。但我那时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命运的眷顾。或许真的是“心诚则灵”吧，恰好那年我的硕士生论文答辩的主席是陶老师熟悉和信任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于老师。

那时的硕士生答辩对于学生来说可谓是“刀山火海”。那时的学界绝无“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大学也尚未受到金钱的诱惑，老师们大都具有尊重学术、喜爱人才之态度和从容不迫、谦谦君子之风度。尽管那年只有我一个人答辩，但教室里大概有30多个学生旁听，而且答辩进行了整整一上午。王于老师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老师，但也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尽管他没有丝毫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所有问题都提得很尖锐。现在我已想不起当时王于老师都提了哪些问题，只记得我好像一直在不停地回答。答辩后王于老师问我硕士毕业后想做什么，我说我很想报考陶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王于老师当时就说，我推荐你。在我博士生毕业后，有一次回武大拜见陶老师，陶老师给我看了王于老师几年前写的那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此时想起那封推荐信的内容和王于老师的笔迹，仍让我感动不已。正因为有王于老师，我才得以与陶老师结缘，得以与我的同窗好友结缘。而正因为进入了充满灵性的武大，我才“触摸”到了哲学，才得以开始一种将自己的生活与哲学研究融为一体、情与理水乳交融的学术生涯。

1984年底通过初试后，我到武汉大学参加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到武大，第一次见到陶老师。到武汉后的当天晚上，是与陶老师交谊甚厚的陈修斋老师带我去陶老师家的。记得当时陶老师家住在一个二层的很狭窄的小楼上。当我们进门时，陶老师站在楼梯上迎接我们。大概是当时的空间位置和我的心态的缘故，当看见陶老师的时候，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眩晕、激动、恍惚。后面的事情都不记得了，现在还能忆起的就是陶老师那双宽厚大手的温暖。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甚至时到今日写到此处时，我都依然能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力量，并依然会像当时那样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当时我正处于生活的峡谷之中，正在一种极端无助的困境中挣扎。对于我来说，在当时能考上陶老师的博士生，不啻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它给予我的不仅是一个我热切期盼的继续学习哲学的机会，而且是洒向我生命峡谷的一缕阳光。回头望去，那一年恰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道岔。是陶老师搬动了这个道岔，让我有可能开始我后来的这一段生命历程。在那个狭窄楼梯上的那个瞬间，对于陶老师来说可能是极为普通的，但对我而言却是拯救性的。后来当有学生报考我的研究生时，我都会想起那个瞬间，想到作为一个老师对一个芸芸众生中的陌生的年轻人的命运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入学后的前两个学期，陶老师经常会召集我们到李达老校长生前住过的那个小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讨论问题。李达小院，徐徐清风，点点星光，陶老师的循循善诱，就成为那一阶段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陶老师具有一种君子风度。在认识陶老师后的25年中，泰然自若、“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成人之美”、“坦荡”、“行忠恕之道”，就是我对陶老师最深刻的印象。

作为老师，陶老师行的是“不言之教”。我记得在我们讨论时，陶老师很少说话，而是神情专注地倾听我们的发言，这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表达自己意见的冲动，所以每次讨论都是我们在“喋喋不休”，而当我们因观点不同而争执不下、各执一端时，陶老师总是极为心平气和、平静而大度地接受我们的不成熟，有时加以极为简短、客观、仿佛超越我们每个人缺陷地谈他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的想法，从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忽略的维度或未注意的问题，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偏执。陶老师细致入微地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不直接针对哪一个人，从未让我们尴尬难堪，但却恰如其分地促使我们自省自己思想方式的偏差、看问题的片面和态度之不恭。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何种情境，陶老师的语调总是平和的，他的表情总是严肃而不失尊者之威的，而态度又总是极为宽容的。陶老师从未有咄咄逼人之时，从未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之色，从未有调侃、激进之语，在陶老师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师道尊严，同时也感受到一种长者的鼓励和支持。或许就是这两方面的融合，使我极为尊敬陶老师，又能在陶老师面前非常自在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面对这些事情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心得。二十五年间差不多一直如此。无论是给陶老师发邮件还是见到陶老师、与陶老师交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每一点新的感悟，在学术研究上的每一点微小的进展讲给老师听。听说王宏维现在给陶老师打电话还经常是长谈，想必宏维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每次跟陶老师谈话，陶老师都是以听为主，间或有短短的心平气和的几句点拨，但这些点拨常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而且这些点拨往往都会成为我此后一段时间内反复琢磨的道理。

当我成为教师后，我才知道一个教师要做到陶老师所做到的这些，其实需要极高的修养。一个教师要有君子风度，才能获得学生的爱戴和信任，而君子风度是修炼而成的。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我有一帮热情如火的同仁，当时大家对树立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优良学风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自诩，所以曾经一时狂傲至极，动不动就毫不留情地“枪毙”学生的论文，还对自己的这一“英雄壮举”颇感自豪，那时我们几乎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学生曾私下送我一“名”:“温柔一刀”，并将我列入哲学系“四大名捕”之列。当然认真写论文的同学也称赞我们所为是“还学术以尊严，树我系之正气”之壮举，所以我对此颇为自得。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我就向陶老师“炫耀”起我们这帮人的“丰功伟绩”，言语之间肯定有让陶老师并不认可之处，但不知道陶老师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他一直不动声色地听我“炫耀”，当我言毕等候陶老师表扬的时候，陶老师不动声色地轻轻地，仿佛是自语似地说了一句:“学生还在学习阶段，不要以你们现在的水平要求学生。”这句话对于我可谓是当头棒喝，顿时让我看到自己的狂妄自大和褊狭是何等严重！就在与陶老师的那次谈话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当再经历学生论文答辩之类事情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就多了一种对学生的关爱、体谅和帮助，而少了几分“咄咄逼人”和“穷追猛打”。对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也更是有了一种由严厉批评到耐心帮助的转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越俎代庖自作主张地给学生确立研究课题和写作提纲，而是能够认真倾听学生自己的想法，肯定他们的长处，鼓励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完善他们自己的想法。此事让我体会到“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句很片面的话中，确有一点道理。

要做一个好的老师，很难。如韩愈在《师说》中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都很难。它的难处不仅在于知识无涯而我生有涯，而且在于为师者自身也有一个需要不断完善自己人格、提高自己境界的过程。能遇到一个具有健康人格和崇高境界的老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福分。从这样的老师身上，学生所获得的是远远超出老师所教授的知识的一种或许能受益终身的力量和信心。为师者首先应该力求成为一个仁者。但要成为一个仁者谈何容易！陶老师是个仁者，能成为一个仁者的学生，不能不说是我和我的同窗们莫大的福分。

二、为学之道

陶老师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研究具体的学问之前，首先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一学问，这一学问对于社会和人生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换句话说，在我们进行哲学研究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作为哲学研究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也是众多哲学的基本立场。陶老师在他的文集的自序中引用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认为尽管“真能‘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大概是没有的，但哲学家不可无为此献身的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是我为之神往而不敢不勉的箴言”。陶老师自称他不过是浩瀚的哲学海洋中的一个“平庸的乘桴者”，他的探索不过是“以蠡测海”，自觉至今还“如童稚之无知”，但只要能为民族的振兴“尽涓滴之力”，哪怕提供的只是“一串浮沤”，也就“并不怨悔”。我想这就是他对哲学使命和人生使命的理解。这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器识、宏愿与襟怀。陶老师通过他的研究与授课，将这一信念传授给我，以至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它当作自己研究哲学的一种终极信念。在《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观》等文章中，我表达了与老师相同的这一哲学信念。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来自老师。当读陶老师的文集时，我才意识到陶老师已经将他对哲学的理解、对研究学问的理解深深地镌刻在我的信念中。作为陶老师的学生，我们传承着老师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影响了我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内容，也成为我指导我的学生的论文和授课的一种内在精神气质。

除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之外，陶老师的精致、严谨与圆融的研究风格也成为我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或许可以说，在与陶老师同辈的国内马哲研究者中，陶老师是最熟悉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陶老师的哲学研究一方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叙事的气派，另一方面又兼有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精致、严谨，同时还具有中国哲学的圆融。这三者在陶老师的研究中水乳交融，形成了陶老师独特的研究风格。

我读的陶老师的第一篇文章，是陶老师与赖金良商榷的那篇文章。当时即被陶老师严谨细致的分析所吸引，也被陶老师的冷幽默所感染。可是当后来我与陶老师说到此事时，陶老师面露愧色地一再说，他当时真不知道赖金良是个年轻人，要知道的话，绝不会那么“刻薄”，一种由衷的歉意溢于言表。其中有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往事。因为我也很喜欢赖金良的文章，我对评价问题的研究直接受到过赖金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评价性认识简论》一文的影响。而在1997年前，我一直没有机缘认识赖金良。1997年在云南召开的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有一天午餐，我刚好和陶老师坐在一桌，因我看到参会名单中有赖金良的名字，我就禁不住跟陶老师说起赖金良的那篇文章对我博士论文的影响，并表示很遗憾还不知道哪一位是赖金良。当即有人就指着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颇具仙风道骨，又颇似“云南彝族土司”的学者说道:“嗨，这就是赖金良！”当时场面好不尴尬。只听陶老师很真诚地对赖金良说，他当时写的与他商榷的文章真不该那么刻薄。其实陶老师那篇文章真说不上“刻薄”，只不过很仔细地分析和指出了赖金良文中所用语词的歧义性。这篇文章是我读过的陶老师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陶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节课。直到今天，陶老师对语词歧义性的分析和用词需要严谨的教导还像一把悬剑，时时刻刻提醒我在写文章时尽量避免犯赖金良的那篇文章中被陶老师指出的那种错误。

摈弃故弄玄虚、生造语词的风气，追求清晰明白、简单明了的写作风格，是陶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记得好像是第一次上课时，陶老师就对我们说要多看罗素的作品，说罗素的一个难得的长处就是善于把非常复杂繁难的问题表述得清清楚楚。陶老师告诫我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想着读者，如果能不造词，就尽量不要造词；能不用深奥、生僻的语词和句子表达就要尽量避免，而要用最简单、最清晰明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用简明扼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词汇表达自己的观点。陶老师说:用艰深晦涩的语言讲并不深刻的思想，其实是水平不高的表现，那不过是“以艰深文浅陋”，不过是装腔作势，是很不可取的。真正有本事的人应当能够用最清晰明白、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不是陶老师的原话，只是存留在我记忆中的陶老师的教导。这一教导一直鞭策着我。当用清晰明白的话说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陶老师的这一教导，反省自己是不是并未弄清这个问题。不过生造词和“云遮雾障”确实是当时博士生的一个通病，即使小心翼翼我还是犯过陶老师所批评的这种错误。1993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马哲原理教材通稿会”期间，武汉的某个报纸让我们到会的几个年轻人各写一篇由报纸已经确定了主题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命题作文”，但当时的情境似乎是不得不写，于是我就云里雾里地写了一篇。邴正也写了一篇。也许他写的那篇比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高清海老师说要看看我俩写的东西，我和邴正面面相觑，惴惴不安地将我们写的东西递给高老师，当即被高老师戳穿，高老师幽了我俩一默:“一看就知道是博士写的！”当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之所以故弄玄虚，云遮雾障，其实就是因为该想明白的问题没想明白，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已。

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是陶老师授予我的为学之道的另一重要观念。

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毕业之后，我也经常会很偏激地批评原先马哲教科书。记得有一次在某个会议期间，我又发表了自己对原先马哲教科书的“激烈”言论。当时陶老师也在场，但他未动声色，也没有直接批评我。可是当陶老师发言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讲了李达先生和那一代马哲研究者、宣传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讲了那时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望，讲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宣传马列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讲了他们那一代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历和所经受的磨难。同时，陶老师也分析了教科书所存在的很多问题。但因为引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所以陶老师对教科书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就让人感到十分中肯，那的确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立场的批评。这是陶老师给我上过的很生动的一课。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陶老师的那些话和说那些话时的神情。从效果上看，陶老师的那些话的确狠狠地“修理”了我极端的思维方式，使我后来看此类问题时变得温和中肯多了。

三、为人之道

庄严、宽厚、仁爱、以德报怨、坚忍不拔的为人之道，是我觉得终身都需要向陶老师学习的。

陶老师他们这一代人经受了比我们这一代人多得多的人生磨难。陶老师的父亲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但在中年就受到国民党当权派的迫害和排挤，成了不予任用生计艰难的老百姓，很早就因重病离开了人世。在家境发生巨大变化后，陶老师的母亲独自抚育培养他，使他能够专心读书，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为了照顾母亲，陶老师选择了在武汉大学读书。在武汉大学陶老师认识了师母。听其他老师说，当时陶老师是武大著名的才子，而师母是武大著名的才女。在很年轻的时候，陶老师就被李达先生选中，成了李达先生的助手。在陶老师的文集中，有一张照片，是李达先生和陶老师的合影，那时的陶老师是那么意气风发、英姿勃勃，颇有《三国》中所描述的周瑜之风采。可也就是在那张照片拍摄后不几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巨大灾难的那场动乱就开始了。一时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恩师，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瞬间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敌人”时，会是何等的困惑；当面对原先那些共事的同志、朋友竟会成为揭发自己的人时，会是何等的失望；当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在孩子幼小尚需照顾，母亲年迈尚需赡养的时候，却被迫与之分离，且彼此间杳无音信，会是何等的痛苦。很难想象，一个才华横溢、正值人生黄金时节的学者，突然被迫中止自己热爱的事业，会是何等的煎熬。更难想象，一个年轻人在被囚禁在单身牢房受到拷打逼供、甚至以“枪毙”相威胁时，会是何等的绝望。每次我看到和想到陶老师和李达先生的那张照片时，这些都会油然涌上心头，让人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那些暗无天日的磨难中，陶老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对哲学事业的热爱，也没有毁灭对人有善端的信心。我多次听其他老师说，在“文革”结束后，陶老师能放下“文革”中的各种恩恩怨怨，善意待人，对迫害过他的人他不仅毫无报复之心，一概不咎既往，一视同仁，还能对他们和他们的亲属给予许多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大力帮助。“文革”结束后，陶老师继续心无旁骛地研究哲学、学习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教导学生要热爱我们这个民族，要以一种哲学家应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研究哲学。陶老师正是通过他的行动和这种为人的气度，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并将他所恪守的为人之道刻在我们的生命中。

“文革”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损害是极为严重的，即使“文革”结束后，“文革”所培育起来的那种心态、那种劣质时常还会在现实中重演。尽管生活中没有了“文革”那时的苦难，但依然还有其他的磨难。面对自己一直给予种种帮助的某些人“以怨报德”的行为，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枉，陶老师选择的还是“以德报怨”。对此，我曾多有不解。在读《论语》和《老子》时，我反复体会陶老师的这些选择，终于逐渐理解了陶老师的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对人性和人生的那种深刻的理解，对所有人所怀有的那种悲悯之心。从思维方式和人生观上来说，陶老师更接近中国传统。在陶老师那里少有黑白两极的截然对立，而多是一种圆融和旷达；少有计较于此时此刻，而更能通观世事流转。这是陶老师具有的让我每每想起就肃然起敬的一种人生观、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人生境界。

能成为陶老师的学生，能够跟随陶老师四分之一个世纪，对于我来说是命运的一种宠爱。在我自己走过了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青年时代之后，我更能感受到陶老师心胸的博大和人格的高尚。陶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给我很多很多，让我感受到一个君子的为师之道、为学之道。在陶老师给我的最宝贵财富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为人之道，让我懂得了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命运的磨难，如何在艰难的世事中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如何爱人，如何使自己的一生有益于他人。在陶老师八十华诞之际，我最想对陶老师说的就是:谢谢您，陶老师！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也不会辱没“陶门弟子”的名字。

完稿于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