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认识论意义

经验的认识论意义——论经验在陶德麟先生哲学思考中的地位

乔瑞金

如同“存在”、“实践”、“真理”等语词一样，“经验”在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中，也是很少几个一直处在哲学家理解和思考问题时既不可回避又难以确立其内涵的核心词汇之一。比之于其他语词，对“经验”的内涵意义的确定，对于某种哲学思想来说，可能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哲学在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以后，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绝不可能离开对经验的理解了。正是因为如此，才在近代的哲学中产生了与唯理主义相对立的经验主义，甚至在现代所谓哲学的语言学或解释学转向中，也是以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生为主要标志的。就连那些唯理主义者或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家们，其思想也从根本上受到对经验意义理解的影响。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貌似不同的理解视角来看待它，对经验意义的理解都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离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存在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是完全不知道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也明确指出:“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由此可见，把握经验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

陶德麟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同样十分重视对经验意义的理解。他在青年时期就写下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论文，而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不久，他完成了《〈实践论〉浅释》的著名文章，从经验、认识、实践、真理等不同层面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他随后写的大量文章中，从不同视角对经验的意义作了分析，贯穿于他思考哲学问题的始终，成为一条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线条，同样成为我们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历史脉络。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就陶德麟先生对经验意义尤其是认识论意义的哲学思想，作一些讨论，以为共勉。

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一样，陶先生把经验与人的认识活动密切关联在一起，把经验看成是人的认识的发生、人类“知识的总体和最终泉源”⁽¹⁵⁸⁾，从而赋予经验作为人类实践和认识外在世界的基础意义。

在陶先生看来，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如何把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恰当地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他认为，毛泽东讲“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¹⁵⁹⁾，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因为只有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由于肉体感官与客观外界事物相接触，从而产生对客观事物的感觉时，认识才开始发生。同时，毛泽东的看法也是就人类知识总体和最终泉源而言的。如果说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代人的知识，其中就不仅有直接经验，而且还有间接经验；而且一般说来，直接经验总是少于间接经验。如果忽视了间接经验，以为事事都要直接经验才能取得知识，那就是片面的狭隘的观点。

陶先生用牛顿和苹果的故事来说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他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无论哪一个思想部门的理论创造工作，都必须从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出发。同样，要正确地解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要充分地汲取前人已有的经验，单靠直接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从陶先生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以及对恩格斯思想的引证可以看出，他把经验问题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其他人类重大实践活动关联在一起，使经验的基础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经验的问题突出出来。

在关于经验与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关系方面，陶先生特别重视间接经验的意义，体现了在如何对待前人的经验和科学知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态度，并用间接经验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作用来具体说明，指出“重视间接经验，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前人或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以便把时间和精力节省下来，去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去进行新的创造”。间接经验既包含了“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经验或科学的结论”，也包含了“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失败的经验，或者经过科学理论证明了的行不通的做法”，这些，“对善于学习的人说来都是无价之宝”⁽¹⁶⁰⁾。

同时，他也认识到，间接经验在实践活动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然而要使这种作用充分发挥起来，还必须同自己的直接经验相结合。因为任何间接经验都产生于特殊的环境之中，带有彼时彼地的特点，不一定尽合于此时此地的情况。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学习间接经验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必须“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分析、批判、消化、融会的工作，间接经验才可能变为自己的东西，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的知识。否则，生吞活剥，机械照搬，即使在别人那里是成功的经验，到了我们手里也可能导致失败。脱离了直接经验来谈间接经验，那是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显然，陶先生是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在认识活动中的辩证关系方面来看待经验的作用与意义的，谨防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

对经验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于在实践中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对于哲学自身的反省，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思考和认识的出发点，甚至把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人在实践活动中，难免要犯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是来自于对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错误理解所致。在陶先生发表的多篇论文中，对在实践中对待经验的问题上可能犯的错误作了较深入的讨论。

例如，在实践中，如果轻视直接经验，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因为理论、知识或经验，只有同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举例说，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把直接经验同间接经验恰当地结合起来的范例。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当然首先和主要地是从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直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无数次大仗和小仗、胜仗和败仗的流血经验，就不会有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面的事例则是王明路线在领导苏区反围剿时采取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导致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对直接经验的轻视，可能会产生凡事“必先遍查典籍，凡前圣所未发、前人所未举的一律不敢开口，不敢迈步，那就是无所作为的庸人和迂腐的学究了”。

对于在实践活动中一味地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认为理论、知识以及前人的或他人的经验不值一提，在工作中或实践中，自恃聪明，就会犯“狭隘经验论”的错误。“狭隘经验论”者很可能会导致两种错误的工作方式:一种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才智，对问题不作仔细的调查研究就武断地下结论，做决定，形成决策，这在工作中必然要导致失败；另一种是怀疑主义或悲观论，由于囿于经验的限制，对一些具有挑战性或创造性的工作，很可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左顾右盼，畏葸不前”，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挑战自我，甚至产生悲观情绪，这也很不利于创造性地工作。

在《〈实践论〉浅释》中，陶先生指出，对于个人来说，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方面都要重视，只重视直接经验，不重视书本知识或别人的经验，那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在人的知识仓库里还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居多。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积累起来的浩如烟海的知识我们都应当吸取。那么，这是不是说认识有两个来源，或者许多来源呢?也不是。对我来说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别人还是直接经验。归根到底，认识还是从直接经验中、从实践中来的。直接经验好比“源”，间接经验好比“流”。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某种间接经验，也还是要以相当的直接经验为基础，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考证这些间接经验，否则还是不能懂得的⁽¹⁶¹⁾。

陶先生把认识之源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实践，而直接经验就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离开了实践，就断了认识的源头，一切都说不上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实践经验之“米”，就做不出思想认识之“饭”⁽¹⁶²⁾。

既然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来源于实践，那么，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意义就很大了。陶先生借此把经验、实践、认识等和真理标准等联系起来，从而把对人的认识活动奠定在基于实践的人类经验之上，首先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由于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来理解人类认识，而实践被赋予了与人的现实生活、生产劳动以及社会变革相关的特征，而这一切都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人的经验、认识、人类知识和真理，从而把辩证法融入对经验的理解之中，突出唯物地辩证地理解人类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内在地统一起来，并赋予正确对待和理解经验对于推进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

陶先生把人类经验与实践内在地统一起来，从而不仅大大深化了对经验意义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对实践本身的规定，对于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开阔了视野，深化了理解，强化了论证力度，拓展了批判功能。我们从陶先生基于经验基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证即可看到这些特色。

在《〈实践论〉浅释》中，陶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即当我们认识了某个事物之后，就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认识到底正确不正确?我们凭什么判断它正确不正确?这就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哲学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因而有多种错误的说法，他列举了四种，如以“圣人”的意见为标准、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以“我”的意见为标准、以“有用”为标准等。在列举这几种评判认识标准的同时，他旁征博引，逐一作了分析，批判了这几种认识标准的错误，接下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系统地论证了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我们看到了陶先生哲学思想的特色。陶先生对这个思想的论证是在1963年，而1978年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他再一次回到这个命题上来，明确指出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从不同视角来阐述这个思想，获得了学界的认同与赞扬，并为他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

总之，对经验的重视以及由此切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系统研究，体现出陶先生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确立，对他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为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样板。

(作者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