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与科学精神

(一)实践标准与科学精神

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的问题是十分重大而又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其所以重大，因为哲学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失去了真理的信念和标准，哲学将不复存在；其所以复杂，因为它关涉到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学、语言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领域，一种相对明晰的真理理论就是一种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的理论对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它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它开拓的真理道路，仍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客观地说，二十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为全党和全民族的一次重大抉择，并未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理论的深邃之处，而只是重申和强调了人们可以普遍理解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然而，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学院化的哲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高清海教授认为，“这个讨论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使我们从先验的思维模式转换为实践思维模式，从而解决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即抽象理论原理与生活实践逻辑相背离的矛盾，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正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只有哲学才能发挥作用”^[1]。从某种既定的原理、原则、模式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全党和全民族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路线，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为什么需要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常识，原因可能十分复杂。而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教条主义、先验的思维模式是以全民族的领袖崇拜和政治认同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政治实践理性为基础的。所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必然是一场政治运动。其中，哲学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和运作，触及了民族精神生活的理性根基。

用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真理标准”讨论，可以说，这场讨论是政治实践理性和哲学的双重自我解构，其结果是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身体上的又一次奠基，用罗蒂的说法是西方文化“媒母”(me me)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次植入。^[2]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绝不是非理性的偶然进化的结果，它同样需要深厚而持久的理性根基，发达的道德实践理性和政治实践理性是民族统一、文明昌盛的奥秘所在。由于中华民族的这种理性传统，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都有着更为深切的政治关怀，有着更为发达的政治理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民族大讨论，只有借助人们的政治旨趣才是可能的，也只有通过政治的权威话语系统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然而，理论自身的逻辑使这场讨论的结果弱化了人们的政治理性，弱化了政治的权威话语系统，使得传统的政治理性自我颠覆、自我解构。道理看来十分简单，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就颠覆了真理的权威标准。合乎逻辑的要求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都要靠实践的探索和检验，任何领袖权威的真理和名言不再享有认识论上的特权，基于信仰和崇拜的政治同一性被颠覆和破坏。此外，物质生产实践是实践的基本形式，社会生产力是判定改革成效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理论命题，也必然淡化人们多年具有的传统的政治热情，把人们的兴趣转移到经济建设和自身的物质利益上来。

“真理标准”讨论也是哲学的自我解构。实践标准对政治权威的拒斥，同时也是对哲学权威的拒斥，二十年来哲学日益走向意识形态的边缘绝非偶然，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已注定了哲学“日趋黯淡”的命运。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一文中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许多现代哲学家都谈到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哲学家们对哲学及其终结理解不同，但海德格尔与恩格斯有一点看法是相近的，即哲学的终结也是“完成”，也就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完成了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哲学的任务。海德格尔为什么说马克思使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如何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问题可能十分深奥，但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实践作为证明和检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较之思维和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和优先性，任何哲学理论较之既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实践总是低一级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马克思使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是马克思使哲学彻底科学化，在科学知识的形态上“完成”或“终结”了哲学。对此，我们尚存疑义。但实践较之理论的优先性和实践作为确证思维真理性的途径和尺度，确实是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本质。通过系统地观察或实验强迫自然对某一理论假说做出回答或证实，康德认为，这是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质。而任一科学定理或原理都不是科学家的私人经验，都必须经得起科学家共同体重复实验的检验，因而科学真理是公共的、客观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民主的。科学拒绝了超验的、权威的真理标准，而使真理经验化、平民化、民主化，甚至可以说，科学精神就是民主精神。“真理标准”讨论确定的实践标准，弱化了政治权威标准和哲学的超验标准，使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再一次灌入民族精神的血脉中，开始了民族精神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