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理论态度

(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理论态度

邓小平理论研究是理论活动，理论生活也有自己相对独特的规则和态度。哲学家胡塞尔曾区分自然态度的思维与哲学态度或理论态度的思维，认为前者天然相信认识的可靠性，而不思考使认识可能的条件，不思考内在于人头脑中的意识和思想如何能够切中或正确反映外在的客体或事物，这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意识和自然科学、实证科学不思考与存在的关系这种哲学问题；胡塞尔认为哲学态度或理论态度的思维则要考察认识可能性的条件，要思考思维与存在如何同一这样的使一切认识成为可能的前提问题。哲学态度或理论态度也可以说是反思的态度，它是追根究底的彻底性的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表面看来，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学风似乎是理论态度的思维，它从某种既定的理论教条来演绎生活、规范和裁剪生活，似乎具有职业化、学院化的专家态度。然而，按照我们所说的理论态度思维的思维彻底性的要求，教条主义恰恰是不彻底的思维，是非理论态度的思维。因为教条主义学风的要害在于把理论孤立起来，静止或僵化起来，使理论变成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教条，而放弃了对理论的生活和实践前提、思维条件的前提的深层思考，所以说它是不彻底的思维。教条主义是一种虚假的理论生活态度，它的理论活动并非基于真实的理论兴趣和动机，在对理论的执着和强调的外表下，可能隐含着非理论的意识形态或功利的动机。教条主义也可能根源于错误的认知逻辑，即一种先在本质决定的思维方式。它按照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把理论抽象获得的本质认识，物化或对象化为实体性的存在，并把这种实体性的概念看做事物、生活和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进而用它解释和规范生动发展的社会生活和实践。

教条主义学风的错误还在于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虚假理论热情，从本本出发，引经据典，盛气凌人。这种被当代哲学家所揭示的理论霸权姿态恰恰背离了理论生活的准则。理论从根本上说，无非是生活实践可能性的展开和探索，任何理论都将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中趋于成熟和完善，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不能封闭自身的发展道路，否则就会走向谬误。理论态度思维的彻底性，要求理论必须走向实际和生活，否则，理论就不能获得自身的证明或澄明。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理论的彻底不仅要求实验或实践的功能性证明，也要求诉诸人本身的内在的澄明和通透，也可以说，要求内在的人性的证明。至少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来说，它不仅要通过客观的科学解释和说明来表明自身的真理性，也要通过人们的主观理解和理论自身的人文教化力量来证明自身的可接受性，从根本上背离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不是好的理论，也必定不是真的理论。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的人文精神是教条主义十分陌生和反对的东西。理论本是人的创造，而教条主义却执着理论而忘记了人，这可以说是“理论的异化”。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亦即坚持正确的理论态度。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这是使邓小平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符合理论活动规律的正确导向。理论研究是发展理论的主要途径，理论研究是探索性、创造性的活动，是艰巨复杂的精神劳动。它一方面要全面了解社会实践的环节、过程、问题和趋向，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现有的理论资源把实践中的问题转化为理论中的探索和创造，使理论研究活动避免出现某些错误，因而需要自由地争鸣和探讨，需要民主机制给予保证。

就理论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来说，它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实践活动；就理论和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说，理论研究则与物质生产实践等其他类型的实践有着实质的区别和距离。正是因为理论与实际、实践的距离才使理论反思成为可能。坚持正确的理论态度，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学风，也要反对否认理论和实际区别、把理论联系实际庸俗化的实用主义学风。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当代西方的理论观念已经背离了古希腊理论生活的理想。在柏拉图看来，科学和理论活动始于好奇和惊奇。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而无功利目的的理论活动是人自由本性的最高表达形式。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理论活动不仅是认识活动，也是人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从近代以来，理论活动逐渐演变成为功利目的的研究和实践效果。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论态度是我们所说的实用主义态度。

我们认为，伽达默尔赞美的理论生活的理想对我们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至少它可以矫正实用主义态度的偏颇。理论活动并不仅仅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它也有自身的特有价值，看似无用的理论研究可能是人类智慧的表征，是人类智力生活可能性的展开，是人类自由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开拓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广阔空间。邓小平理论所实现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也带动我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模式、思维方法和价值态度发生重大的转变。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也包含着对人的本质的新理解，这为全部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点，这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对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做技术应用的人文科学研究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态度，需要超越实用主义态度的旨趣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