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辩证运动

(一)分析哲学的辩证运动

发生在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革命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英美哲学，分析哲学成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最初把清除包括辩证法理论在内的形而上学作为哲学活动的根本目标，把辩证法语言和辩证思维统统看做由于语言的误用而引起的语言混乱和思维混乱。这种直接指向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如果注意到分析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对立的根源。1870年前后，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研究数学、科学和语言的逻辑，认为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可能作为形式逻辑而存在。几乎是在同时，恩格斯也写道：“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实证科学的兴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衰落，迫使哲学家们去重新寻找哲学的领地，弗雷格找到的是形式逻辑，恩格斯则加了辩证法，这不仅是对哲学赖以立足的对象领域的不同看法，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分野。

弗雷格之后的英美分析哲学家开始了“零敲碎打式”的技术分析工作，他们把反对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纲领。正统的分析哲学家都标榜自己客观、中性的研究方法，即排除了任何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先验假定。在他们看来，甚至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没有逃脱形而上学的陷阱。因为他们仍然把感觉经验作为证实或证伪的根据。在我们看来，奎因的著名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不仅揭示了逻辑实证主义“还原论”教条的虚假，即“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是错误的，而且他所批评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根本区别的教条，也是对纯正的分析哲学的摧毁。

英美分析哲学家表面上确实抛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教条和假定，而专注于逻辑和语言的分析。但任何分析必然是有前提的，它已先行肯定了分析工具的合法性，亦即形式逻辑工具的天然合理性，这从维特根斯坦对“重言式”问题的解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类型论”中得到证明。这正是奎因所说的“隐蔽的形而上学教条”，或罗蒂所说的“对逻辑的盲目崇拜”。

分析哲学革命的实质是用形式逻辑的工具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这一方面使它与传统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使它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与辩证法思维方式截然对立起来。然而，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逻辑却使它不断出现自我否定的辩证趋向。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已不可避免地使日常语言固有的辩证精神进入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中。他在《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论、意义行为论、意义多元论，以及语言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等观点，都预示着分析哲学走出自身、走向新的形而上学或某种新的“神秘的东西”的必然趋向。库恩把历史主义的方法引入科学哲学，这无疑是走向辩证的科学哲学的重要一步。前文讲到的奎因对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抛弃，必然导致他所说的两个后果：一是模糊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二是使他转向了实用主义。美国哲学家罗蒂也从分析哲学的传统中走了出来，他自己宣称的由认识论向解释学的转向或者向“后哲学文化”的转向，实际上也是向他所说的新实用主义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在美国日益与实用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出现了以奎因、罗蒂、戴维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潮流。这一方面出现了所谓形而上学复兴的趋向，形而上学已不再是简单的拒斥和摧毁的对象，而是产生了某种“有用的”形而上学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实用主义模糊了哲学和科学、辩证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界限。在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概念中，在奎因的意义整体论中都不掩饰与黑格尔某些思想的接近。这使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更为复杂和难解。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在当代哲学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出时代水平的理解和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