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乡村型的城市”

第三节　建设“乡村型的城市”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城市化理论中，学术界有人提出“就地式城市化”的模式，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农村中心集镇的规模扩大化、功能城市化、经济工业化、服务多样化，农民集中到中心集镇进行生产与生活；二是农村通过科学规划，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以及文化娱乐功能，农民仍在本地从事工业生产或农业产业化，享受相当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近距离、短时间进入城镇，进行购物、社交、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这种就地式城市化，无论从哪一种含义，都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农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农民享受城市相似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三是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现代化。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实现村镇建设、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服务功能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包含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

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年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新农村的方案：走集体经济道路；农村办工业；城乡结合。农业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机械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教育农民。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远景的深邃思考，反映了农村城镇化战略设计。或许，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这些思考概括成这样一句话：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这些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发展成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农业学大寨”持续了15年之久，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之一。近1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树立的这个典型，传播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

大寨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村，坐落在山西省昔阳县，总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农业学大寨”的理由。他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学大寨运动，尽管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值得肯定。大寨人就是遵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在探索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毛泽东没有能看到大寨今日的变化和发展，如果他老人家地下有知的话，他一定会对当代大寨人将他当年比较朦胧的设想变成现实而感到欣慰的。

1964年全国学大寨时，大寨仅有80户人家，383口人。70年代末，大寨经济居于全国农村的上游水平，大寨人一个劳动日的最高工资可达1.8元，而当时全国90％以上的农村达不到这个数，能达到0.8元就算是好的大队了。如今，大寨村已发展到160户人家，510口人。村经济总收入已连续几年突破亿元大关。2004年，大寨经济总收入达到11 026万元，比1980年增长520倍；人均收入4500元，增长24倍；集体积累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2005年，大寨村总产值达1.2亿元。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告别了世代居住的窑洞。村里采取个人建房、集体补助的办法，建起别墅式楼房54幢，每幢的建筑面积都在180～220平方米。全村实现了“小有教”（幼儿园、小学免费，考入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享受村里发放的奖学金，每人每年1000元），“老有靠”（60～69岁每人每月100元，70岁以上每人每月150元），“病有报”（医疗保险），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汽车），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上门）。连一些城镇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大寨也已初步建立起来。至2004年年底，大寨村在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存款达到1000万元。实实在在的数字和事实充分说明，大寨已迈入小康村的行列。

走出山村闯市场，是大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今日的大寨，80％以上的农民实现了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纯农户已不存在。大寨现今的经济总收入中，工业占56％，服务业占40％（其中旅游业占30％），农业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03％。到2005年上半年，大寨村引进项目20多个，引进资金6000多万元，引进人才100余名，兴办了水泥厂、羊毛衫织造厂、酒业公司、乳制品加工厂、汽车运输队、煤炭发运站、森林旅游公司等10多个实体。“大寨品牌”的系列产品10年累计纳税1800多万元，成为昔阳县连续8年的利税第一村。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铝塑管、大寨醋、大寨黄金饼、大寨金鹿酒等产品行销全国。

如今的大寨已经成为一个优美的公园山村。梯田庄稼葱绿，池水波光旖旎，森林郁郁葱葱，果园硕果累累。大寨村窑洞整齐，楼房林立，街道干净，人民好客。大寨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大有改善，是一个成熟的农业旅游区。大寨的道路修得很好，全村都铺了柏油，村外的公路也是柏油，山路则是石头阶梯，可以脚不沾泥地浏览整个虎头山。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大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寨村立足本村实际，创新思路，提出了“壮大村办企业，做大旅游产业，扩大对外开放，迈大发展步伐”的目标，为未来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大寨人就是这样饯行毛泽东的设计，又超越了毛泽东的设计。他们正快步走在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康庄大道上。

反映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另一个典型，就是被称为“毛泽东村”的河南省南街村。进入南街村，呈现在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街道、林立的楼群、设计别致的公园、赏心悦目的环境。在这里，你丝毫感觉不到过去农村贫穷落后的气息。一种清新、整洁、气派、优雅的感觉簇拥着你，迫使你急切地去欣赏“豫南一枝花”的娇容，领略“乡村都市”的风采。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说，南街村是靠“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起家，才有了今天。

日本《朝日新闻》2002年12月19日发表加藤千洋的文章《造访“毛泽东村”》。文章说：该村以公有制经济致富为奋斗目标，并且全村都在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工场的墙壁上写有“毛泽东思想”的语录，村里到处可见毛泽东时代的标语和口号。笔者感觉仿佛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里就是拥有3100人的南街村。

到达了南街村，“毛泽东语录”立刻映入眼帘。在村公所正面首先看见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几个大字。在该村引以为豪的村民住宅楼（6层高的公寓式住宅）的墙壁上，“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等毛泽东的著名口号也非常醒目。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993年村里专门树立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如今已经成为该村的象征。毛泽东像前站着两名身穿军装的年轻人。据说，村里的民兵24小时在这里轮岗守卫雕像。毛泽东像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四周摆放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4人的肖像。

改革开放后，村党支部承包了村里的工厂，成立了“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其下共有26家工厂。生产范围覆盖食品、方便面、包装材料、矿泉水、涂料等70多种产品。除了与日本合资的印刷厂外，还有点心厂、引进德国技术的啤酒厂等，从以色列引进的高科技蔬菜清洗生产线现在正在建设之中。如今，该村年产值超过16亿元。仅仅13年间，提高了2000多倍。

现在，70名农民采用机械手段耕种着全村的农田。村民住进了公寓式的住宅楼，过上领取工资和实物的生活。水、电、煤气、食用油、鸡蛋、啤酒等都是村里支付和发放。中小学校、养老院、医院都是免费。

傍晚5点半，村里的广播中响起了音乐，仔细一听发现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社会主义好”。

我们从这个日本记者的笔下看到了南街村的概貌。

《澳门时报》在一篇题为《乡村都市——南街村》的报道中写道：昔日的南街村是有名的“难街村”。改革开放后，南街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取得成就。村里有句名言：“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内方就是南街村特有的管理模式，外圆就是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他们依托这里农区的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同时，他们还发展乡镇企业。目前村里已有大型加工企业，形成了以50条方便面生产线为龙头，带动面粉加工、调料制作、啤酒、彩印等20多家企业的集体经济群体。产品畅销全国市场，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南街村的管理很独特，其分配形式既不是联产承包，也不是“大锅饭”，而是实行了工资加供给的办法。村民的医疗、保险、子女入托上学、住房和水电气等全部免费供应。就是家里的电器、家具都由村里统一配备。如今的南街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超越了小康生活的南街村已完全城市化，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乡村都市”。

美国、英国、日本等外国媒体也多次对南街村的成就加以报道和评论，说他们运用小红书上的格言夺取了集体主义的新胜利。说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的成绩“实属罕见”。

对于南街村现象，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他们运用毛泽东的有关理论，在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可贵探索，无疑是历史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

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城市化途径的一种设想，是他改造社会的一个重大理想。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体现了这种设想。时下，关于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评述很多，在这里就“五七指示”中与城镇化相关内容做一些论述。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二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以此缩小三大差别。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框架。1975年2月4日，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

在“五七指示”叙述工业学农时，毛泽东专门提到了“例如大庆油田那样”。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反映了他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的思想。

大庆对“五七指示”描述的新型社会作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大庆工矿区建设的特点，体现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人们说大庆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

大庆油田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在速度、效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文本。大庆人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建起了大庆油田，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1966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的文章，提出了“大庆式道路”的概念。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业学大庆》的社论，在总结大庆经验时加了一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把工业建设成为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大庆矿区推行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十分之九以上参加了集体生产，基本上做到了人人有书读，全矿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当中，食堂、托儿所等公共福利设施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保证职工及其家属能够更好地生产和学习。

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的文章。“编者按”说：矿区的建设遵循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它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对我国的新矿区建设有典型意义。这个编者按语反映了毛泽东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新设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文章说：“大庆是以一个企业为主的工矿区，又具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特点。”这样做，有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工业生产本身以及农业生产所直接要求的。当然，要消灭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大庆矿区只是走了第一步，但这却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走的一条路。

大庆油田在共和国10年庆典的礼炮声中诞生，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考验，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国有企业发展的成功之路。48年来，大庆油田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累计生产原油19.1亿吨，上缴国家财政及勘探开发基金9734亿元，创造的价值是国家投资的数十倍。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庆油田以创建百年油田战略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

大庆油田的历史是一部爱国、奉献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探索史。

三、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基本点。如果我们将毛泽东这些思想同他的城市化思想联系起来研究，便发现了这些思想的新价值。

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提高农民的素质成为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成为他城市化思想的一大亮点。毛泽东教育农民的目的，是要提高他们。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就是要提高他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同他关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萌芽，经过了土地革命的风雨，在抗战时期趋于成熟。

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农民承受着旧中国最深重的苦难，是全国各阶层中最广泛而又最弱的群体。所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但革命离不开农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样也不能离开农民。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指出：党应该发动农民，以取得革命成功。为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卓有远见地开始着手农民教育活动。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1923年冬，毛泽东派遣党员创办农村补习教育社，编写农村教育计划。1924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1925年2月，他依靠杨开慧等人，先后在韶山开办了18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组织和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3月，毛泽东被聘任为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开始了他直接培养农民干部、探索农村教育的实践。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10月，毛泽东随同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上杭县，就在一个世代文盲的乡村办了一个“平民小学”。他亲自编写课本，亲自为孩子们上课，当了整整一个月的“教书先生”。1931年9月，毛泽东对负责教育工作的徐特立说：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及其文化教育。为着革命的需要，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还请徐特立起草一个根据地教育方案。方案起草后，毛泽东很赞成，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讲到“苏维埃的文化”时，全面阐述了根据地教育的总方针、总任务及其体制。他说：“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又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他说：“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农民提到中国文化教育的主体的高度，揭示了农民在中国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反映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人民性的本质。

为了最大限度地使农民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毛泽东在农民教育的实践中，运用了他的游击战术：缩小“正规军”，把学校、教师、学生都统统“化整为零”；随时学习，学习内容必须是能够“活学活用”、最好很快见效的。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说：“可以把整个边区变做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实践证明，这种分散的、灵活的学习方式，普遍地受到农民的欢迎，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的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指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眼光不再局限在战争年代的单一农村革命环境，而更着眼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长远考虑。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发展，农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农村教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仍居于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首要地位。

一直关心农民教育的毛泽东，经常过问扫盲工作，要求各级政府作出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级冬学运动委员会，负责制订冬学扫盲计划。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工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民为主体的教育思想逐步向全民整体教育思想转变。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思考可以总结为两条，一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上这样一段文字：“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联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思考，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了他最基本的核心思想，即劳动者必须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必须参加劳动。这两个基本点与他关于农村城镇化和建设乡村型城市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封锁，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结合当时进行大生产、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以教育促生产，以生产助教育的主张。其间，他提出为农民编《庄稼识字》，要把“糜子、谷子、豆子”编进小学课本中去。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又提出“边区的小学和中学应该设农业常识课”等，使教育更能反映农村、农民生产的需要。这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则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普遍原则。1958年1月，毛泽东总结了我国广大师生实行劳教结合方面的创造性的经验，开始提倡半工半读。同年9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9月10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教育界掀起了学习和贯彻这一指示的热潮。一批农村简易小学、农村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各式各样的半工半读，半农（耕）半读学校发展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生产第一线的人才、技术需求问题，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后来，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培养新型农民的载体。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 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其经验是：

第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第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第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在研究毛泽东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与实践时，不能不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意在培养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1955年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1960年9月，报纸上发表了下乡知青邢燕子的事迹；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7月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是“号召”一种自愿的行为加入新农村建设，推动知识与农村的结合；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号召”就成了安置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的政策，并正式提出要把这批知青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1965年9月23日全国有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年9月初，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形成高潮。

“上山下乡”运动使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客观上用“知识”把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建立和增强了城乡合理交往的情感纽带，淡化了观念上的一些城乡界限，加快了用现代科技改造农村、农业、农民的进程。一些下乡知青，或者本人出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意愿，或者家长为改善知青所在社、队的关系，改变知青所在地的落后环境，主动为社、队与相关单位牵线搭桥，为社队企业提供项目、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一些地方为了使知青扎根农村，也投资办起了一些知青工厂。知青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到1973年在800多万知青中，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确出现过不少问题。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一些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了李庆霖的信后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表明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是高度重视的。

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统筹解决”的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国务院于6、7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一系列的文件与措施，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又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但这时，毛泽东已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广阔的农村建功立业，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有的知青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穷乡僻壤中一颗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而其中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心理磨炼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他们的思想、体能、生活和感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在下乡中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起了强烈的变革农村的愿望和责任感。同时，也正由于他们经历了如此长期的艰苦磨炼，才使他们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并养成了一种关心国家、乐于奉献、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公正评价。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品格，所以在他们中间，走上领导岗位的，能够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身体力行的好作风；上学深造的，能够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学有所成；进入商界的，也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获得显赫的成就。如今，他们已是共和国的中坚，正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农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是城市化的“倒退”。但如果考虑到农村城镇化在中国城市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种特殊现象，无疑是加速了中国农村城镇化从而推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和研究，但从农村城镇化和中国城市化的视角来说，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