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与特征

一、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与特征

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产生、发展和巩固，自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与特征。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无疑就是中国式专制主义理论体系。所谓专制主义就是一种认为社会的管理应该完全由君主、皇帝一个人专制，而且是君主、皇帝不受任何约束地专制治国的理论。所谓中国式专制主义是指具有中国特征的，认为皇帝应该一个人专制，不受任何约束地专制治国的理论。专制属于政体范畴，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由君主、皇帝一个人独掌，即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皇帝一个人独掌、独决、独裁的政体。如果皇帝的皇权受宪法的制约就属于君主立宪制，如果由几个人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就属于寡头政体，如果由大多数人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就属于共和政体，如果由全体人民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就属于民主政体。专制赋税制作为皇权专制的子系统，自然也属于政体范畴，受制于、决定于专制政体。以此分类，赋税制无非皇权专制赋税制、寡头赋税制、共和赋税制以及民主赋税制。相应的，也就有了支持这四种赋税制的理论。支持君主、皇帝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非专制主义莫属。这样，所谓专制赋税制就是一种主张国家的所有赋税活动都由君主、皇帝一个人独裁、独决的赋税制度，也就是国家的最高赋税权力都为皇帝、君主所独掌，而且不受任何实质性限制制约的赋税制度。

中国式专制主义及其相应专制赋税理论是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从大禹开创了中国式“家天下”专制制度开始，中国式专制主义思想的胚芽就已经形成，并在此后五千多年里，逐步发生、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富于中华民族元素特征的专制主义理论体系。悲哀的是，在华夏几千年的思想星空，除过几位“非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外，几乎找不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反对君主、皇帝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统统认为，皇帝、君主应该独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而且皇帝、君主应该不受任何实质性限制地对所有社会活动进行专制，认为皇帝、君主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认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1］一句话，认为“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2］。所以严复感叹万分：“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3］

以先秦时期的社会统治思想为例，诸子百家在社会最高权力应该由皇帝、君主一人独掌、独断、独行这一点上出奇的一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即“君”应该像“君”那样掌权，应该由君主自己一个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包括赋税权力。而且主张君主应该不受限制地——专制地独掌国家各种最高权力。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像一个“君主”。否则，则君不君，臣不臣，天下就会因之大乱。孔子一再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5］。这意味着，只有君主掌握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赋税权力，整个社会以及赋税活动才能治理好，才能安定，才能达于盛世，实现王道。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背离王道。而且，在孔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就如同君臣关系一样，永恒不变，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并将君臣关系比附于父子关系；同时还将君主比附等同于“天子”，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6］，这就意味着，国家之有君主，就与家庭之有父母和天之有日一样天经地义。对此，荀子表述得最清楚。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天理，与万世同久。”^［7］墨家和儒家一样，不仅也主张应该由君主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赋税等各种权力，而且同样认为，由君主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赋税权力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是永恒的、超历史的真理。认为只有通过确立这种专制的君臣关系，人类才可能远离混乱与无序的自然状态。“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惠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8］而法家比儒墨更极端，不但认为皇帝、君主专制是应该的，而且认为应该绝对专制，认为专制及其赋税专制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即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应该的，认为君主专制，包括赋税专制是永恒的超历史的天下之常道。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而天下治，三者逆而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9］而且主张皇帝、君主应该全面专制，包括掌控言论，禁止言论自由，建议皇帝要坚决做到：“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学，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10］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连主张远离社会，归于山野，隐于山泉的道家，比如庄子、老子，也大谈君臣之道，认为专制就是天道，是天地之行、天经地义。“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像焉。”^［11］老子同样，认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12］”“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13］厚是指道，薄是指器即万物，认为皇帝应该守道。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统治万民。

悲哀的是，先秦时期虽然为后世所称道，被誉为中华民族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代，但就其为中华民族创造的社会治理思想财富而言，不过专制主义思想体系一家而已。事实上，这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思想体系。其最大的区别也不过是：儒家主张王道仁政的专制思想，法家主张霸道的“法势术”专制思想。至于自由主义思想，几乎无从考稽。而这些专制主义思想，如果从人道价值角度审视，本质上是一种极端阻碍中华民族繁荣与进步的恶劣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仅仅具有负价值的思想体系。这样，其赋税思想也不过是实行仁政的赋税专制，还是霸道的赋税专制，即讲道德的赋税专制，还是可以不讲道德的赋税专制。固然，先秦时期以及后世有不少民本主义思想家，认为社会治理应该以民为本。但深究其内涵，民本主义不过一种主张专制应该“以民为本”而已的专制主义思想，是一种认为皇帝、君主应该按照“以民为本”的道德原则去专制的专制主义思想。所谓“民本”，无疑是指君主治国应该以民为本，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而儒家这种君主应该以“民本”为原则来实行专制的理论，通常归结为“民贵君轻”说、“民视民听”说、“立君为民”说和“得民为君”说。^［15］然而，正如金耀基所言：“任何一位大儒，都几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People)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People)。”^［16］对此，近代不少思想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梁启超说：“中国人很知民众政治之必要，但从没有想出个方法叫民众自身执行政治。所谓by People的原则，中国不惟事实上没有出现过，简直连学说上也没有发挥过。”^［17］梁漱溟也指出：“在中国虽政治上民有、民享之义，早见发挥，而二三千年卒不见民治之制度。岂止制度未立，试问谁曾设想及此？三点本相联，那两点从孟子到黄梨州可云发挥甚至，而此一点竟为数千年设想所不及，讵非怪事？”^［18］

与中国一样，西方也有专制主义。同样主张皇帝、君主应该独掌国家一切最高权力，而且是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独裁、独决、专制，包括赋税专制。阿奎那这样类比和比附：“既然自然界总是以最佳方式劳作，那么，最接近大自然方法的，就是最佳的方法。而在自然界，总是由一个东西进行管理。身体各器官都由一个器官来指挥，那就是心；灵魂中也只有一个最卓越的能力，那就是理性。蜜蜂有一个王，而整个宇宙也只有一个上帝，即造物主和统治万物的君主。这完完全全依据于理性：所有众多皆源于统一。这样一来，既然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对大自然作品的模仿，既然最好的艺术作品就是忠实表现其自然范本的作品，那么，结论必然是：人类社会最佳的政府形式就是由一个人执掌的政体。”^［19］霍布斯则通过逻辑的和科学的证明得出结论认为，绝对的君主专制是最佳的政体(自然也包括赋税专制)。他说：“最绝对的君主制乃是政府的最好形态。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不仅君主，而且那些被人民或贵族统治的城邦，都将战争的全权——一种最绝对的权力只授予一个人。因此，君主制是军营的最好统治形式。然而，国家不正是由权力和彼此抗争的人们所武装起来的营地吗？人与人相互间的状态不正是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吗？”^［20］须特别指出的是，除过阿奎那和霍布斯所主张的与中国思想家一样的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观外，西方还有主张相对的、暂时的、历史的专制主义者，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基雅维利，他在《君主论》中首先详尽论述了民主共和实为最优良政体之后说：“对自由生活方式的热爱不难理解。从经验可知，缺少自由的城邦，向来不可能扩张其地盘和财富。看看雅典人摆脱了皮西斯特拉图斯的专制统治后，在一百年里取得了怎样的丰功伟绩，真是让人啧啧称奇。”^［21］一言以蔽之：“民治优于君主的统治。”^［22］但马基雅维利同时认为，君主专制并非一无是处：就军事、战争、组织效率、保障秩序和实现国家统一来说，专制优于民主。基于这一认识，马基雅维利就为当时的意大利热切呼唤新的君主，断言处于这种历史条件下的意大利“将赋予新君主以名誉和地位。那么，这个时机——意大利终于盼望她的救星决不可以错过。在那些一直遭受外国蹂躏的所有地方，人们将怀着怎样的热爱、怎样的复仇的渴望、不渝的忠诚、献身精神和热泪来欢迎他！”^［23］

这样，就与中国思想家主张的专制只有两种类型——永恒且开明专制与永恒且邪恶专制不同，西方思想家的专制则分为四大类型，即永恒且开明专制与永恒且邪恶专制以及暂时且开明专制与暂时且邪恶专制。永恒且邪恶专制是绝对专制，而其余三种显然都属于相对专制范畴。^［24］西方永恒且邪恶专制或绝对专制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博丹、菲尔麦和霍布斯。他们与中国的韩非或法家一样认为：专制不仅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永远都是应该的，而且即使在专制者的统治是残暴的、不道德的条件下也是应该的，也是臣民应该服从而不应该反抗的。霍布斯说：“大体说来，容忍对暴君专制公言仇恨就是容忍对国家的仇恨。”^［25］永恒且开明专制论的代表人物当推柏拉图、阿奎那和但丁，虽然认为君主专制永远是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却又补充说君主专制只有在专制者的治理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才是应该的、优良的；否则，如果专制者违背道德而成为暴君，那么，专制就是不应该不道德的，甚至是最坏的：“正如由一个国王执掌的政治是最好的统治形式一样，由一个暴君执掌的政治是最坏的统治形式。”^［26］所以，“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那种使他不致成为暴君的德性，这是十分必要的。”^［27］柏拉图也一再说：“由一个人进行统治，并且这种统治能够保持在法律的规则中，也就是说依据被我们称作法律的成文法则来治理，那么，这种统治是所有六种统治中最优秀的。但若不依据法律来统治，那么，这种统治是最糟糕的。”^［28］“最好的国家是从君主制中产生出来的，只要有一位最好的立法者和一位有约束的君主，那么，要建成一个最好的国家是轻而易举的；而要从寡头制中产生好国家就不那么容易，要从民主制中产生好国家就更不容易。”^［29］

由此可见，与西方赋税思想相比较，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理论基础——中国式专制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流派单一性。流派单一性即中国只有永恒且开明专制与永恒且邪恶专制；而西方专制主义有四种派别：永恒且开明专制、永恒且邪恶专制、暂时且开明专制、暂时且邪恶专制。无疑，唯有永恒且邪恶专制是绝对专制，而其余三种都属于相对专制范畴。如果就全部社会统治思想而言，中国几千年只有专制主义，差别仅在于永恒且开明的专制与永恒且邪恶的专制。而西方几千年的社会统治思想，不仅有四种专制主义的思想，还有与专制主义思想截然相反的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如公正、平等、人权、人道、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等思想，以及与专制主义截然相反的人道自由主义思想等。这种一元与多元的思想基础，在指导社会治理与赋税治理实践方面，必然会走上不同的路径，对后世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2)极端恶劣性。就中国式专制主义赋税思想的内容与性质而言，专制主义赋税思想主张皇帝、君主应该一个人拥有的赋税自由，否认所有人的赋税自由，主张皇帝一个人拥有国家赋税权力，而且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地拥有和使用。这就充分暴露了专制赋税理论主张的极端绝对性和非人道性。它仅仅肯定和保护皇帝一个人的赋税利益，否定天下所有人的赋税利益；给予皇帝一个人横征暴敛的赋税权利，否定所有人的赋税权利。如此看，这种专制主义的赋税思想，是一种极其极端、绝对恶劣的理论体系。(3)极端主观随意性。这种专制主义赋税思想的极其极端、绝对恶劣性意味着，这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充满主观任意性与随意性的理论，是一种毫无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专制赋税理论。如果由这种赋税思想去指导现实的赋税治理实践，其广泛的危害性可想而知。关于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制的这些特征，汉代晁错就曾有洞察：“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30］概括了中国皇权之下赋税制度的基本性质。顾銮斋则在“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中指出：在中国，皇帝、国家、政府三位一体，皇帝视国为家，视人为子，既代表政府，也代表国家。在西方，国王与政府虽结为一体，因而政府被称为国王的“私人政府”，但国家是分立的，国王代表了政府，却不能代表国家。所以，中国皇帝以中华大家庭家长的身份征税，对税款实施“强权征收”，并不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当然更谈不上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而西方赋税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对封建税的征收乃是国王的特权，称为“特权征收”；对国税的征收则须以税款使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即所谓“共同利益”。^［31］这样，中国皇权专制赋税只能极大地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极大地遏制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兴旺。因为，这种理论会从根本上否认和扼杀全社会的自由创造精神，极端残酷地消除社会成员的个性，进而摧毁这个社会的公正基础，去除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进取意识，这就从根本上延缓了整个社会的民主法治宪政进程，使这个社会的发展受制于皇帝喜怒无常的焦虑与神经质的疯狂，也是将一个民族的命运都押在了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其风险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