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人性的危机和人的道德行为的危机，都是把人性资本化了的再现，都是把资本人性化了的再现。在这里强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人性的危机和人的道德行为的危机，并不否认经济周期律的存在。
本书有这样一种观点，从世界历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看，每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论是以前的历次金融与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首先都是人性的危机，是人的道德的危机，是人性的轨迹，是人的行为的轨迹。即人性的贪欲、贪婪的本性的轨迹。是人性的野蛮、疯狂发泄的轨迹。是人从事金融与经济活动行为的悖轨迹。金融与经济危机，都是人性的贪欲与贪婪的再现。因而说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都是把人性资本化了的再现，都是把资本人性化了的再现。只不过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市场自由化的条件下，就更能把人性的这种贪欲性、贪婪性、疯狂性、野蛮性释放到极限而已。反过来而言，人性的贪欲性、贪婪性、疯狂性、野蛮性的一面，会把金融与经济危机推向极致。当然，野蛮、疯狂、贪婪、贪欲的人性及其行为，促成了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金融与经济危机从发生、发展到消亡，就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即有了其自身的周期率。因而说，金融与经济危机跟人性的贪欲、贪婪、疯狂、野蛮是一致的。试想，如果没有人性的贪欲性、贪婪性、疯狂性、野蛮性，就不可能有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条件下，追逐高额利润即榨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性、疯狂性与野蛮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贪腐性，正是把人性的贪欲、贪婪、疯狂与野蛮性推向了极限。人性的贪欲、贪婪、疯狂、野蛮性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自由化市场条件下追逐高额利润或榨取剩余价值的疯狂性与野蛮性、资本主义制度的贪腐性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人的野心最大化，从而导致一系列人为灾害的频繁出现。
有关资料表明，金融与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富有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鸿沟更深了。在100多个国家里，人均收入比15年前低，16亿人的日子比80年代初期过得更差。8．2亿人营养不良，其中7．9亿人生活在第三世界。如今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中，估计有5亿或7亿人活不到40岁。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每5个儿童中有2个发育不良。每3个儿童中有1个的体重低于标准体重。每天有3万本来可以得救的儿童死去。200万女童被迫去卖淫，1．3亿儿童享受不到基础教育。与此同时，2．5亿15岁以下的儿童被迫为了生存而去劳动。有人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这场战争的手段不是飞机大炮，而是金融手段—各个国家货币储备、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金融信息。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段，其战果是一样的。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掠人之财，屈人之兵，乱人之政，试想，这与当年贩卖黑奴、开妓院、兜售鸦片，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呢?!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活生生的事实反复证明: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人性的危机和人的道德行为的危机。
但是，以深邃的理论贡献被国际经济学界尊称为当今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认为，这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银行家的贪婪、投资者的恐慌与不理智，更不是因为中国过高的存款率与美国过多的消费。在他眼里，甚至连大部分人眼里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衍生品也是清白的。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信贷市场区别于商品市场的特殊本质，才是引发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信贷市场与各经济体血脉相连，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和及时干预，信贷市场的个体，哪怕是最小的一个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都有可能危害到整个经济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吴敬琏认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当今世界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美国经济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问题，其核心问题就是储蓄率持续走低;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对策有两点:从短期来看，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于崩盘;从长期来看，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王梦奎等人认为，关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概括起来说有三种因素:体制性原因，即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保障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再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因为一国主权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往往是矛盾的;管理方面的原因，即金融过度膨胀而又缺乏必要的监管，包括对主管人员的监督;结构性原因，即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生产和消费的失衡。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顶多不过是稍有缓解而已。这也潜藏着以后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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