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拮据的临时政府

告急无门：手头拮据的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南下镇压的北洋军在军事上陷入对峙，南北和议的呼声很高。

1911年12月，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在南京讨论建立政府事宜。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相当尖锐。章太炎提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革命党中普遍认为没有能力一举击败对方，存在着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之力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心态。张謇等立宪派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支持，制造妥协空气。出狱后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公开为袁世凯制造舆论。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不如用大总统的头衔争取他支持革命。11月9日，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致电袁世凯，呼吁他起来推翻清王朝。

经过反复讨论，各省代表正式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此之前，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在组建临时政府时，代表们推举实业家张謇任财政总长，张力辞不就。他认为，政府权力的巩固全在财力的强弱。按他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财政支出需要白银1.2亿两，而收入只有关税3000万两和盐税1000万两，各省无力支援中央，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张謇提出建议：每年的财政缺口由各省补上，孙中山久在外洋，负责募集外债1亿两或至少5000万两。张謇的建议虽好，但没有一个省的代表肯承担中央政府的财政，至于让孙中山最少募集5000万两的请求也难以实现。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时正在美国，他遍访欧美各国，想借外债来解决革命经费问题。10月中旬，他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他到纽约秘密会见日本代表，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经日本回国，以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清政府的疑虑。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

据日本人宫崎寅藏回忆，孙中山在赴南京上任的前一天还身无分文，向他借500万元。宫崎没有钱，孙中山苦笑说：“你如果不在一周之内借给我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的种种权利，目的是希望得到列强支持。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日本人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虽然当时没有办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1911年12月28日，宣布光复的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新生的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境。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临时大总统规定，从总统一直到一般职员，每人每月只发给军用券30元。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孙中山批示拨20万元，结果财政部库内只有银元10枚。

南京当时有号称30万军队，每月饷银约需200万元以上，实际能拨付的只有20万元，只能维持数日，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之后连喝稀粥都不能保障，哗变抢劫事件不断发生。师长们自认为对革命有功，日日索饷索械，陆军总长黄兴急得吐血。

为了筹集军款，孙中山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盛宣怀被革职之后便东渡日本，他在国内的产业被查封。孙中山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发还盛家的不动产，条件是帮助政府筹款。盛宣怀认为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愿与之合作。临时政府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一笔钱也没借到。临时政府决定发行1亿元军需公债，结果实发只有737万余元。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文武官员谒祭南京明孝陵后合影。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不得已提出向日本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由公司转借500万元给临时政府。此事引起舆论大哗，张謇反对此议，辞去实业总长，并转为拥立袁世凯。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服从南京政府的各省此时日子也很难过，各省都增加了大量形形色色的“民军”，仅广东就有民军14.8万多人，每月开支由清末200多万元增至970万元。广东政府除截留中央财政收入、向港商借款外，自行印发纸币1900万元。各省纷纷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手段，纸币滥印滥发的结果，促使物价上涨，地方纸币贬值，不少地方的纸币贬价一半。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革命高潮期过去以后，各地商会对临时政府的不满倾向日益加剧。其原因首先是革命党人未能维持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混乱未得到很好解决，土匪抢劫和盗贼骚扰时有发生。其次是商业萧条加剧，许多地区市面萧条，人心恐慌，影响商人生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政权重新开征曾宣布豁免的苛捐杂税。考虑到这一年全国经济都因社会动荡严重衰退，这对商人来说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因而引起商人的普通反感。

本来在政权交替时期，经济的暂时动荡是正常现象，但革命党在商界没有做过深入的工作，也缺乏同商界的密切联系，无法取得商界的理解与支持。当面临南孙北袁两个政权选择一方的要紧关头，商人们所考虑的唯一选择标准是实力。袁世凯不仅以早年厉行“新政”的形象获得了他们的好感，而且他所拥有的北洋军事实力和国外支持更远远高于孙中山革命党，因此，他们的选择自然偏向了袁世凯一边。

由于缺乏经费，临时政府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最终妥协路线在同盟会内部占了上风。面对拥有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士绅支持的袁世凯，革命党人的力量显得太薄弱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出，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财务上难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