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公司股票

导致晚清政府垮台的股票：川汉铁路公司股票

川汉铁路公司股票正面

本文介绍的这份股票，是1909年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与中国近代第一股——轮船招商局的股票相比，这份股票无论在形制、设计和印刷方面，可以说都有了飞跃的变化，甚至可以称得上“精美”二字。首先是股票的设计一改过去官方文告的固有模式，图案庄重大方，上方是云龙图案，两条相对的瑞龙在祥云缭绕中拱卫着“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几个正楷汉字，图案下方是这份股票的编号“第伍百柒拾贰号”，再下面是竖排汉字，从右至左分别是公司成立的缘起和集股总数及大小股的说明（标点为笔者所加）：“本公司蒙督部　奏准商办，先集股本银叁千伍百万两。股票分大小两宗。大票计伍十万股，每股库平银伍拾两。小票计贰佰万股，每股库平银伍两。息单附给。”然后是对这份股票股东和股东所在地的说明：“股东集成合系　省铜梁县。”中间是大号字“大股　壹股票”。再往左是该公司“总理　驻川、驻京、驻宜”的三个代表人的名字。最后是年月日。这里的年份原来印的是“光绪”的字样，现在用红色的“宣统元”三个字戳盖在原“光绪”的字样上，看来是光绪皇帝去世后仍然采用原来印好的股票，但在年号上进行了改动的代用品。月份处填的是“全月三十日给”，“全月”指的是什么意思尚待考证，这里仅照录存疑。

股票的这些内容用很精巧的深绿色花边圈围成长方形，四个角分别各有一个大写的“壹”字，表示是一股。图案下方正中有横排小字“上海商务印书馆制造”，表明这份精美股票的印制地点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股票正文通过锯齿孔与息单相连，息单共分十期，第一期处留下了“息银支讫”的印戳。在股票和息单的两边各盖有大红的篆字骑缝章，以起到防伪的作用。在股票和息单中间处，还留有一行“铜梁县租票戳记”的红色印戳。

这份股票的背面右方是有关利息方面的几种规定，总称为“息单须知”。左边上方是标志这份股票性质的一辆火车行驶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图案下方用中英文对照印制了一段话：“此股单照定章不得转售或抵押与非中国人，如不遵章，此单即作废纸。”其鲜明地体现了这份股票发行时与外国进行“商战”，抵制外国势力侵入，“收回利权”和“振兴实业”的时代背景。在这份股票背面的右上角，还有一个“第四次股东会验讫”的红色印戳，表明这份股票的持有人已经参加过四次股东会了。

从形制上看，这份股票不算存根，仅股票正文和息单相连部分的尺寸就有35厘米×27厘米，足有1.5平方尺大小，可以说是一份印制精美、凝聚若干时代特点的股票。可就是这样一份设计印刷都十分精美的股票，谁能想到竟会成为导致清朝二百多年统治倒台、进而导致两千多年中国封建帝制灰飞烟灭的导火索（由其引发的清末铁路“保路运动”，终至于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诱因）呢？

川汉铁路公司股票背面

在这背后，有着给人启迪发人深思的故事。

众所周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的事实极大地震惊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在“痛定思痛”的过程中，思考小小的日本何以能够打败大帝国的原因自然成了无法避免的课题。在此过程中，“变法维新”是日本由弱转强的看法很快达成共识，而修建铁路，又被看成是日本变法转强的中心。例如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中提到日本富强的原因时就说：“该国变法方二十年，而国势日强，几与各大国抗衡。寻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盖版图既广，其利不能兴，弊不能去者，皆由地势阻隔，不能相通故也。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出，风俗之陋靡不尽除。使中国各省铁路全通，则国家气象大变，商民货物之蕃息当增十倍，国家岁入之数亦增十倍……”另一个总督刘坤一则视修筑铁路为中国在10年内富强的唯一机会，他在给光绪皇帝上的《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中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铁路之裨于军务、商务，今已尽人知之矣。……铁路一成，天下商务必日新月异，不十年而立致富强，中国转圜之机，孰有外于是者！”维新派的首领，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也大讲修建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有此数便，不费国帑，而可更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夫铁路之利，天下皆知……”

这种对修建铁路的种种好处达成共识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土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修铁路的高潮。也由此，中国的铁路数量出现了飞跃，从甲午战争前的364公里增加到1911年的9618公里，16年时间里增加了26倍。在此过程中，除晚清政府筹集资金和借外债修建的铁路外，还允许民间集资成立公司修建铁路，到1905年前后的数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都先后创设了各种铁路公司，筹办各省境内的铁路修建。“杜外人觊觎”，“保中国自主之利权”，“开富源”、“通商务”、“固边防”等等，是各省民间铁路公司动员民众出资时提出的口号和目标。

其中，江浙、四川、湖南、湖北几省境内的苏浙、川汉、粤汉、湖广铁路公司是民间集资修路的几大主力。川汉铁路公司1903年成立，是成立较早的一家公司，先是官办，后改为商办。这里介绍的这份股票就是其在商办时期于1909年发行的股票。

在集资修路成立的铁路公司中，晚清政府为实行“宪政”而设的各省地方咨议局的议员，也就是各地的“绅商”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和核心作用。他们号召“人人营路事若家事”，为广泛动员民众筹集社会资金，除采用公开招股、自由认购的方式外，他们还根据当地情况设想了种种办法，例如在普遍采用增加米捐、盐捐、谷捐、茶捐等办法抽收外，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重要的集资方式是按收租时的租谷多少派股（上面介绍的这份股票和息单中间处有一行“铜梁县租票戳记”的红色印戳，表示这份股票就是在铜梁县收租时增收租谷折成的股票，而且是几个人“集合成”的一股）、加抽（鸦片）灯捐、土（即鸦片）厘（金），以及官股（按各府、州、县，分优瘠派股）作补充。湖南以路权关系“全省人民身家性命财产”，“权利义务宜均享均担”为号召，除了议定路线所经田地“准按价作股”，佣雇人工“准照工算股”，应用各地材料“准以时价作股”外，还采取了随粮带征的“租股”，充任公职的湘人按廉薪多寡酌量出资的“廉薪股”，以及每年酌提房铺租一月的“房铺租股”作为补充等。浙江、江苏等省的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以及学校师生中许多人激于义愤，节衣缩食，踊跃认股。他们实际上把认股看成是一种“爱国捐”。在这种“集腋成裘”的作法下，最直接的后果，是许许多多的基层百姓，通过各种方式成了各省铁路公司的股东，也就是说，各省先后成立的铁路公司，由于筹集资金方式的多种多样，许多从未参与过这种事情的老百姓成了股东，也由此，各省铁路公司的股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但是，修建铁路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技工作，并非是振臂一呼仅凭热情就能成功的事情。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其中的破坏，也由于参与各铁路公司“绅商”的品质良莠不齐，有的甚至怀揣个人的小算盘，因此，在这期间各省铁路公司筹集的资金虽然不算少（各省筹集的资金总共近六千万元，其中四川一省就有两千三百多万元），但铁路实际建设的进展情况却不乐观。几年过去，到1911年，各省民间集资建好的铁路总共只有422公里，许多地方甚至停顿了下来，而资金方面帐目不清、资金滥用和被挪用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却普遍存在。

此后，晚清政府对民间铁路公司的态度发生变化，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的鼓动下，准备改变为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保留“支路商办”的政策，将过去民间铁路公司的权力收回。1911年5月干路国有上谕发布，川汉、粤汉等铁路都属于干线范围，在收回之列。但是，铁路收归国有后并非由清政府兴办，而是准备借洋债请洋人修建，这与此前各省筹设铁路公司的初衷大相径庭，因而遭到各省强烈反对。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出现请愿、游行和罢课罢市等保路抗争活动，以及咨议局若干议员辞职以示抗议。但是，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收归国有的补偿办法很不合理，尤其是在对川路铁路收归国有时的资金补偿方面，被认为存在存款不还，倒帐不问，商股不与湖南湖北同等还本等等问题，“对待川民，种种均以威胁从事，毫不持平”。因此，四川保路风潮愈发激烈。1911年8月24日，川路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斥责盛宣怀等人是“夺路劫款，行同盗贼”，并宣布此后“全蜀股东不完捐税，不纳丁粮，无论政府如何逼借外债，川民概不负担”。9月2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朝廷严旨催迫下率一部分鄂军入川镇压。9月7日，护理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首领数人。当日下午，数万成都民众前往督署衙门请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屠杀数十人，伤无数。酿成成都大血案，此后，川民奋起，9月8日，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附近十余州县响应，起义者不下20万人。9月13日，同盟会组织卭州巡防营第8营士兵发动起义。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宣布独立。

由于一部分湖北新军随端方入川，武汉空虚，10月10日，革命军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10月26日，晚清朝廷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干路国有”及湖广铁路借款“祸首”，被清廷宣布革职，“永不叙用”。盛宣怀逃往日本。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四川军政府成立。

该年，大清王朝灭亡，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灰飞烟灭。

当然，清王朝的灭亡，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矛盾发展激化的综合结果。但是，它的灭亡，却是由收归民间铁路公司的权利，直接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发。须知，民间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广大的基层民众组成，这种伤害牵动的是千家万户，激起的反抗强度，一定也是晚清政府始料未及的。现在介绍的这份股票，就是引发这段历史变迁的见证。

今天，当看见这份股票，想到那轰轰烈烈的时代变迁竟是由此引发开来时，一定会使人感慨万千。我想，它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训，应该是“事关广大民众最切身的利益时，必须慎重，决不能轻率对待和处理”，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原载《经济学家茶座》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