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金融合作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都市圈金融合作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杭州都市经济圈SEM模型的分析

陶永诚　姚星垣^[1]

摘　要:都市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区域金融合作的良好支撑。本文以杭州都市经济圈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基础，并通过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两条路径，对金融合作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机制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金融合作主要产生极化效应，而社会保障主要产生扩散效应。对此，需要统筹兼顾金融合作的两种效应，搭建良好的金融合作平台，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实现金融合作的最优效果。

关键词: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路径与机制；SEM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向纵深方向推进，都市经济圈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成了近年来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般认为，都市经济圈是指在城市群中出现的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圈域经济现象，这个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在1957年首次提出。因此，从某种角度说，都市经济圈是满足一定条件的特定的经济区域。

不少学者从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角度研究都市经济圈经济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例如黄明华（2003）对苏锡常都市经济圈的研究、刘加顺（2005）对武汉都市经济圈的研究、陈睿（2007）对济南都市经济圈的研究、沈正平等（2003）对徐州都市经济圈的研究等。还有学者则着重从都市经济圈内部合作的角度进行探讨，比如罗小龙、沈建法（2007）认为都市经济圈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伙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王红霞（2006）指出，城市群的崛起带动了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城市群的演变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因素。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都市经济圈的经济增长相互关系与地理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例如马国霞等（2010）指出，京津冀都市经济圈经济增长自经济中心向外围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同时，行政力量，包括行政区划对都市经济圈合作有较大影响。因此，今后的都市经济圈发展推进策略，应当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同时积极借鉴新区域主义的网络化合作模式（施宏，2011）。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少学者从金融的角度探讨都市经济圈合作与发展，例如许长新、李政（2007）提出了金融地理圈的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金融景观的发展过程、演化的动力和路径，认为在我国行政割据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金融地理圈与都市经济圈并未实现和谐发展，同时提出政府应在协调组织、鼓励创新、完善金融系统以及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加以引导。张永乐（2008）指出区域金融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缓和地区间资金供求失衡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还有部分学者依据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理论，从“金融辐射”的角度出发，通过经验分析，计算出中心城市的金融辐射半径，指出区域金融合作的实际状况和进一步推进的潜在可能性，例如唐吉平等（2005）、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2007）以及闫彦明（2010）等。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研究，仍主要以定性分析和政策建议为主，缺乏经验数据支持。究其原因，恐怕在于金融合作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范畴内，如何定义“金融合作”的具体量化指标，如何分析金融合作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题。

本文试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以杭州都市经济圈为例，依据相关理论和假设为基础，对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可能路径与内在机制进行经验研究，并得出促进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研究和基本假设

研究之前需要厘清以下相关内容:一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可行性和必要性。龚钰涵（2009）认为区域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陶永诚、赵振华（2011）认为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是产业转型升级、地方金融产业发展、金融资源共享、优势金融资源整合与扩散以及金融合作创新的需要。二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基础。一般认为，都市经济圈特定区域内各个城市间的经济状况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差异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分工合作、提高效率的前提。另一方面，差异下的共性是为相关金融合作提供基础平台和保障的，如各市的社会保障机制，否则就缺乏合作的平台和对话的机制。三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效果。陶永诚、赵振华（2011）认为区域金融合作会产生资源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极化与扩散效应。我们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合作的积极效果，关键是要权衡这些影响的利弊，尤其是要处理好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极化与扩散效应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影响，因此需要分析它们各是受到什么因素影响的，影响的程度如何。

由此可见，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了众多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各个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进行建模分析。典型的SEM包括测量方程（分析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和结构方程（潜变量之间关系）。SEM的优势在于可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以及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结构方程模型属于多变量统计，它整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同时检验模型中包含的显性变量、潜在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吴明隆，2010）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把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关键因素归纳提炼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和“金融合作”4个方面，根据这4个关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表1　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路径与机制研究假设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由4个潜变量、12个观察变量构成的变量体系，其中包括“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和“金融合作”4个潜变量以及各自的观察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不等同于经济增长，而且都市经济圈的金融合作往往基于各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集聚的差异性，因此我们选择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GDP）、所有制结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口总数）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固定资产投资/GDP）来测度。金融发展水平则选择了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效率（贷存比）和金融差异（贷款余额分布比例）来测度。我们分别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比例和社会福利院床位数来衡量都市经济圈的社会保障水平。而金融合作效果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我们则借鉴区位熵^[2]的概念加以测度。

各个指标及其符号如下表所示:

表2　结构方程模型指标

（二）指标计算与数据处理

本文的经验研究以2003—2010年杭嘉湖绍4个地市的市区以及下辖各个县（市）为样本，共计176个样本。数据来源则是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到2010年，杭州都市经济圈各城市经济水平比较接近，但是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图1　杭州都市经济圈经济金融发展状况

关于区域金融差异的度量，有几种思路:一是直接比较法，通常用区域内部金融总量、金融结构或金融效率的指标进行比较，或是用某地金融规模的指标占区域总量的比例；二是构建相关指标进行比较，比较常见的有变异系数法、泰尔指数法、基尼系数法。本文采用各地贷款余额占都市经济圈贷款余额的比例来测度。由于缺乏劳动力数据，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比例均用当地参保人数/总人口数计算。

本文采用区域熵数法来描述金融合作，具体包括金融资源区位熵数（QFinRGDP）、金融人才区位熵数（QDepEmp）和金融理财区位熵数（QSavPop）。我们定义:

其中FinRi是i地存贷款余额，FinR为都市经济圈存贷款余额总量，GDPi是i地当年GDP，GDP是都市经济圈GDP总额。

其中Depi是i地存贷款余额，Dep为都市经济圈存贷款余额总量，Empi为i地金融业职工人数，Emp为都市经济圈金融职工总人数。

其中Savi是i地城乡居民储蓄额，Sav为都市经济圈城乡居民储蓄总额，Popi为i人口总数，Pop为都市经济圈人口总数。

金融资源区位熵数的经济学含义是，相对于实体经济，某地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如果QFinRGDP＞1，则表明该地区的金融资源集聚度较高。金融人才区位熵数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相对于金融从业人员之间的分布关系，如果QDepEmp＞1，说明该地区的金融人才效率较高，金融人才集聚程度较高。金融理财区位熵数表明以城乡居民储蓄为代表的财富相对于人口的分布状况，如果QSavPop＞1，表明该地区的财富管理的潜力大于平均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源区位熵数、金融人才区位熵数和金融理财区位熵数分别是金融资源合作、金融人才合作和金融理财合作的测度。

表3　杭州都市经济圈各市区金融合作区位熵数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杭州都市经济圈各市区的区位金融熵数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体现了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和潜在机会。杭州市作为打造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的城市和省会城市，其历年的金融资源区位熵数、金融人才区位熵数和金融理财区位熵数均大于1，尤其是金融资源方面优势尤其明显。绍兴金融资源区位熵数、金融人才区位熵数和金融理财区位熵数也都大于1，而且在金融资源集聚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杭州，即绍兴市区的金融规模相对于GDP而言，最为集中。相对而言，嘉兴和湖州区位熵数较低，但是近年来总体上正稳步提高。

四、模型拟合度与路径分析

（一）拟合度检验和模型修正

通过运行Amos7.0，构建结构方程，如图2所示。

对都市经济圈各地2003—2010年无量纲化数据用GLS方法进行估计，并对模型适配度各项指标进行检验，模型卡方值为345.065，自由度为48，适配概率为0.000，模型适配度效果并不理想，需要进行模型修正。我们依据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相关理论和假设为基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检验路径系数是否显著，依据模型简约性原则，逐步删除不显著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以及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具体操作是根据CR（Critical　Ratio）标准去除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度下与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路径；二是通过参考Modification　Indices和增加残差相关的路径，减少估计方程的卡方值，提高模型适配度；三是可以根据Critical　Ratio　for　Difference中的CR值判断两个待估参数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若两个待估参数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则可以限定模型在估计时对这两个参数赋以相同的值，以增加自由度，改进其他建议指标效果。

图2　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结构模型图示

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金融合作没有显著的影响，应首先去除。同样，金融发展对社会保障也无显著影响，也应去除。然后进一步考察观察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逐步去除固定资产投资/GDP等变量的影响。最后参考Modification　Indices和Critical　Ratio　for　Difference指标值，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得到新的估计模型，各项路径系数均显著，且通过了大多数模型适配度的检验，效果良好。路径系数估计和主要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估计

续表

注:＊＊＊表示在0.1%显著性水平显著。

表5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

（二）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影响机制

从模型估计的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除了金融发展对社会保障没有影响以外，其余基本符合理论假设，但是其影响的路径和机制却有所区别。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和社会保障有正面影响，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910和0.965，但是对金融合作没有直接影响。金融发展对金融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极化效应方面，即某地的金融发展增加本地区的金融区域熵数，体现了金融资源的集聚效果。而社会保障对金融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散效应方面，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各项金融资源的合理调配，可避免金融资源因过度集聚导致的投资边际收益下降、效率降低的负面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金融合作的前提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合作尽管没有直接影响，但是有较大的间接影响，系数为0.808。因此，从当前发展水平来看，金融合作的效果主要还是体现在极化效应上。

表6　结构方程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杭州都市经济圈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提炼出了“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和“金融合作”4个方面的要素，对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经济发展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两条路径对金融合作会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机制不同的观点。金融发展对金融合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极化”方面，而社会保障对金融合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扩散”方面。

因此，为进一步推进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建议采取和完善如下措施。

第一，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契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基础。经济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GDP总量或者人均GDP的增加，更是经济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主要由过去对劳动力数量和大量消耗资源转变为主要依赖技术水平、资金效率、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应强调都市经济圈的整体性与区域分工的合作性，推进经济圈内整体的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以推动金融自身转型为动力，推进金融合作。现代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金融自身的转型，金融发展同样不能只依赖于数量规模的增加，更要通过金融创新，积极拓展投融资渠道，提高金融效率，更好地发挥各项金融功能。鉴于金融发展对金融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极化效应上，就更应该辩证地处理好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的关系，防止极化效应的过度反应。在金融合作内容的选择上，应优先推进新金融业务的合作和跨行业的金融合作，以实现在极化效应中带动扩散效应。

第三，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为抓手，深入金融合作。金融差异是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的重要基础，为金融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和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某种“势能”。因此，都市经济圈内各城市在大力促进本市金融发展的同时，也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找准自身的定位，既要防止过度竞争，也要避免盲目合作。从根本上说，只有各地进一步发挥各自的金融发展特色，才能真正互惠互利，实现合作共赢。在政策层面上，都市经济圈各方在协调政策时要兼顾各地利益，充分发挥各地、各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和特色，深化金融专业化分工，促进区域金融优势集成与互补。

第四，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后盾，护航金融合作。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金融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散方面，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与经济发展侧重“效率”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公平”。这个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思考经济发展和金融合作带来的各种效应，科学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或推进社会保障方面的业务合作，更好地实现高质量的金融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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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永乐.京津冀都市经济圈金融合作协调发展研究［J］.河北金融，2008（3）.

【注释】

[1]陶永诚，男，浙江临海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与保险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姚星垣，男，浙江桐乡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

[2]区位熵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主要用于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