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中央银行思想演变

第二节　近代中国中央银行思想演变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银行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出现，西方的银行思想和学说亦开始传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在中国兴办银行的建议。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它被视为“吾国私立银行之鼻祖”。⁽²¹⁾

随着西方银行学说的传播推广，以及中国自设银行实践活动的进行，起源于西方的中央银行思想和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并影响和推动了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建设。近代国人关于在中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思想，取自外国，肇始于19世纪晚期，初步发展于20世纪早期，成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对于推动中央银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²²⁾

一、清末时期建立中央银行思想的产生

1.早期建立“官银行”或“国家银行”思想的产生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报章上已有文章开始建议清政府设立“官银行”或“国家银行”。这些建议中，已包含一些让“官银行”或“国家银行”代理国库，收存公款税款，支持政府财政等，与中央银行职能相关的内容。

甲午战争后，随着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剧，设立“官银行”或“国家银行”的呼声更隆。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在《建议设银行铸银元行钞票》奏折中指出，“中国不自设银行，自印钞票，自铸银币，遂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因此建议“于京城设立官家银行归户部督理，省会分行归藩司经理，通商码头则归关道总核”，以发行钞票，挽回利权。⁽²³⁾1896年，容闳提出《请创办银行章程》一折，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方案，他建议仿效美国银行章程，由户部设立银行，印发票券，统一铸币，代理部款等。⁽²⁴⁾1899年，大臣庆宽提议，仿照日本，“制造纸币，设立国家银行”。但军机处认为“开设国家银行，应毋庸议”。⁽²⁵⁾因而，这一时期创设“官银行”或“国家银行”的建议均未得到采纳。

这一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建立“官银行”或“国家银行”的建议和思想，都与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初步形成的中央银行制度相去甚远。其设立银行之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服务，尤其是为财政服务；其实质不过是由政府自己设立银行，以谋取经济利益，而业务内容也是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并兼具一部分中央银行职能而已。但是，这些建议和思想对推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并对此后中央银行制度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建立中央银行思想的提出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开办，开始了中国自办银行的实践活动，也促使更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提出设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和主张。

1901年，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在日本编写《财政四纲》一书，随后在国内出版。该书在银行分类中，将中央银行置于第一位，初步介绍了国外中央银行制度，论述了中央银行的性质，指出中央银行作为银行之银行，不与其他银行竞争，并享有发行纸币特权，承担代理国库、稳定金融市场、调整利率等职能。⁽²⁶⁾《财政四纲》第一次将“中央银行”这一术语引进中国。自此以后有关中央银行的理论学说陆续引入中国，中国的中央银行思想就此发端。⁽²⁷⁾

1909年，留日回国学者谢霖、李澂以日本学者的多种银行学著作作为参考书，结合中国的银行资料（主要是大清银行的资料），写成《银行制度论》一书，并于1911年出版。该书更详细地介绍了中央银行制度，明确界定了中央银行的概念和特征，认为“中央银行Central Bank者，乃一国金融上最高之机关，而又为各银行之中心者也”。中央银行“有独占国内发行纸币之权；有运用国帑、枢纽财政，并为国库代理者之权”，“且在金融界中，又占莫大之势力，平时固可助各银行以资力，而当缓亟之秋，又得拯各银行于危迫，藉弭经济之变动，而实尽其为中央机关之职任，此即中央银行之特征也”。⁽²⁸⁾书中分析了中央银行产生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央银行之所以地位重要，是由于其具有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利益。

与《财政四纲》相比，《银行制度论》对中央银行的介绍更加准确、全面，同时作者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明确观点，如不赞成国有制中央银行，认为其制弊大于利；中央银行应保持独立性，不能与政府财政混同，也不应经营普通银行业务等，这些观点和当时学术界主流观点是一致的。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对早期中国中央银行思想的确立起了舆论上的动员和理论上的奠基作用。⁽²⁹⁾

20世纪以前，对于是否设立国家银行，户部官员多以各种困难为借口而持犹豫甚至反对的态度。进入20世纪初，随着中央银行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加剧，币制混乱，亟须整理。因而清廷官员对于设立国家银行有了紧迫感，意见渐趋统一，一些原来反对设立国家银行的官员，此时也转而积极要求创办国家银行。在这些建议推动下，户部银行于1905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银行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就。

总之，晚清时期中央银行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传播并为国人所接受，从而开始了设立中央银行的实践活动。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国人对于中央银行职能已有一定的认识。但这一时期的中央银行思想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首先，世界范围内的中央银行理论学说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传入中国的理论也不可能非常成熟和健全。其次，中央银行是一国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而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银行业更是刚刚起步，因而不可能出现健全成熟的中央银行思想和实践。

二、北洋时期建设中央银行思想的发展

进入民国以后，从1912年到1927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银行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学说在中国也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国人对中央银行的认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1.介绍中央银行理论和制度的书籍增多

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银行类书籍很多，其中涉及中央银行史论及相关内容的，据不完全统计，主要著作如表1 3所示：

表1－3　1912～1927年银行学类著作出版统计

上述著作中，敦巴的《银行学原理》和堀江归一的《银行论》两部著作，对中国中央银行思想所作的贡献最大。《银行学原理》至少先后发行七版，书中对中央银行集中存款准备金作了阐述，并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央银行调控市场的职能与手段。⁽³⁰⁾《银行论》也多次再版，书中从分立主义与集中主义、中央银行之国家干涉、中央银行国有问题三个方面作了论述，指出集中制代替分立制是大势所趋、国际潮流；国家对中央银行的干涉应顺应时代的变换；中央银行国有弊大于利。⁽³¹⁾

2.《银行周报》对中央银行理论和实务的介绍与宣传

除了上述一些理论著作外，在介绍中央银行理论与实务方面影响最大的便是《银行周报》。《银行周报》1917年5月29日开始发行，它在介绍国外先进银行学说和理论知识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推动了金融学、银行学理论的普及和提高。中央银行相关理论知识也是《银行周报》介绍和宣传的重点内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至1927年间，《银行周报》介绍中央银行理论、制度和各国中央银行经营情况的文章不下20篇。由于《银行周报》发行数量较大，流通广泛，因而其对宣传中央银行知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央银行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在中央银行建设的实践过程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央银行思想。如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周学熙、梁启超、陈锦涛等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均发表过大量论著，讨论中央银行问题。这一时期，中央银行思想主要集中在阐述建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探讨其应采用的组织形式，以及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方面。

第一，设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关于设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当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点：①建立中央银行是政府整理财政的必要措施。②建立中央银行是实行币制改革的重要前提。③建立中央银行是适应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设立中央银行必要性的认识，是这一时期中央银行思想最突出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少的部分，学界与政府部门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中央银行是整理财政、统一币制、维持金融的重要举措。对于设立中央银行的迫切性，学界和政府部门基本上无异议，但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不完全相同。政府更侧重于中央银行在支持财政方面的功能，而银行界和学界则更多地关注中央银行在统一币制、调剂金融方面的功能。

第二，关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关于中央银行组织形式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中央银行是采取国有制还是私有制问题上，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国有的，主要有两点理由：一、若以私人资本设立中央银行，则对于股东的利益，不免有过多的顾虑，而社会公益，难免受其掣肘，不如纯粹国有银行能尽其职责。二、中央银行独占发钞权，利益将归股东所有，是不公平的，应该实行国有，让发钞所得利益归于国家。

主张私有的理由也可归纳为两点：①国有中央银行与财政过于密切，而政府往往为一时便宜，置社会利益于不顾。所以纯粹国有银行难以抵制财政压迫，而私人银行，则可以避免，银行可以超然独立。②中央银行发钞所得利益，可由国家征税，不致完全归于私人，因此不能作为中央银行必须国有的理由。

这两种观点争论的结果，以支持私有者为多。北洋政府时期，对于中央银行的兴办之所以普遍主张实行资本民有，采取股份制形式，一是由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均实行私有制，股份公司制是当时中央银行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要建立中央银行，必然要求采用国际通行的组织形式。二是由于当时出版的银行学书籍均强调股份制中央银行优于国有制中央银行。三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担心资本出自政府，会使政府财政操纵中央银行，使其失去独立性。这种认识在当时腐败政府统治下是有道理的，且事实证明也是如此。⁽³²⁾

第三，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主要是指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是指中央银行不受政府干预而能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各国历史表明，中央银行能否有效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独立地位。因此，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中国银行的组建及其制度的选择与完善展开的。在最初探讨中国银行应选择什么样的产权结构问题时，理论界就把独立性作为取舍的标准。这说明，从一开始人们对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非常重视。不过，这时人们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认识主要得之于西方银行理论的阐述而非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也仅局限于从资本所有权角度考虑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³³⁾

中国银行成立时，因招商集股困难，其资本全由北洋政府认垫。加之《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正副总裁均由政府任命，并随财政总长的变更而进退，致使其成立不久就被北洋政府所控制，被迫不断向政府垫款，继之于滥发钞票，结果导致1916年的停兑风潮。⁽³⁴⁾此次停兑风潮，使人们对于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重要性有了深刻体会。如事后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总结教训说：“从来中国银行与政府之关系过于密切，几同部属，以致有今日之结果。故对症下药第一步，在使两者之关系稍稍分离，而后可言改革耳。”⁽³⁵⁾

为了维护中国银行的独立地位，以张嘉璈为首的中行股东们与以安福系为首的军阀政客，围绕中行则例，展开了长达六年的激烈较量，也展开了一场关于维持中国银行独立性的大论战。最后，以安福系的失败和中行股东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这场论争，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认识的深化：其一，对于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所产生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二，从论争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影响中央银行独立性因素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中央银行的产权结构，而是已经认识到中央银行的权力结构、外部组织形式及政府政体的好坏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也有着重要影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认识，已不仅仅限于对西方理论的阐释，而且开始用来分析中国的金融现状，运用独立性理论来捍卫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即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同时，通过对中国金融现状的考察，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加深了国人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认识。⁽³⁶⁾

总之，北洋时期，学者和官员对于中央银行建设的思想和观点，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国人对中央银行的认识，而且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及其后中央银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