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遗产税的议论

三、关于遗产税的议论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向遗产的继承人及受赠人征收的一种税，它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近代遗产税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其后，英(1694年)、法(1703年)、美(1788年)、意(1862年)、日(1905年)、德(1906年)等国相继开征遗产税。中国古代受“子承父业，天经地义”的儒家传统思想及“父债子还”的观念的影响，一直没有开征遗产税。遗产税是中国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受西方影响而引进的新税种。

清朝末年洋务派人士在有关上奏中就提出了引入西方遗产

税的建议。如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合会奏变法折中对英国的遗产税收情况作了介绍并对中国征收遗产税的前景作了展望，谓:“遗产一项，英国最为巨款，其重税全在旁支承受、亲友分得，每年总数收十四兆余磅，而遗产一项多至八兆余磅。中国产业本廉，又系子孙相继，故此税势不能多。然中国若能办成，即较英国得二十分之一，亦可征银五六百万。但其查考领用之法分别差等之数甚为繁细。”^[144]

【注释】

[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966.

[2]财政处与当时掌管经济事务的户部并存，与户部会奏财政事务，衔列户部之上。1906年10月，度支部成立，财政处并入度支部。

[3]唐德刚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开始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清朝末年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型(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0:7)。

[4]参见龚汝富.清末清理财政与财政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24-28.

[5]参见霍有光.南洋公学译书院及其译印图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83-87.

[6]胡子清(1868～1946年)，原名庆源，字少潜。1904年以举人身份，由湖南官费派送日本留学，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选修法政科。1906年卒业回国，任湖南仕学馆、湖南法政学堂副监督。民国初年任财政部赋税司佥事。1930年任湖南省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财政学》、《财政学讲义》、《财政学讲义二编》、《历代政要表》、《殖民政策》等。

[7]胡子清.财政学［M］．日本东京:井木活版所，1905.参见许康.百年前中国最早的《财政学》及其引进者——湖南法政学堂主持人胡子清［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123-127.

[8]参见许康.百年前中国最早的《财政学》及其引进者——湖南法政学堂主持人胡子清［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6):123-127.

[9]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754.

[10]参见赵可.清末民初法政学堂的畸形繁荣及影响［J］．晋阳学刊，1999(4):96-99.

[1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511.

[12]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

[13]马建忠(1844～1900年)，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字眉叔。少年时代一再随家迁徙，后定居上海，入传教士办的徐汇公学读书。26岁时入李鸿章幕府任翻译。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初入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学习了外交史、宪法学、国际法、刑法学、商法和财政学等课程。后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内容为公司法方面的研究，分三部分依次论述罗马法中的“合伙”、法国民法中的“公司”及法国商法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参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二则.江苏社会科学，2004(1):129-131)。

[14]参见章开源.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79.

[15]所谓“庚款”，即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政府于1901年与列强所订《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总计为4亿5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获得了2444万美元，大大超出了实际的战争费用。经过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美国出于其在华利益的需要，于1908年通过一个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此即为“庚款”留学生，它也带动了地方官费和自费留美，全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大增加。

[16]参见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53.

[17]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M］．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237.

[18]陈锦涛(1871～1939年)，广东南海人。早年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0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大清银行稽核、统计局局长。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财政总长。1926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1938年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长。

[19]［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15.

[20]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S］//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上海:三联书店，2005:2-3.

[2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20.

[2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60.

[23]钟天纬.刖足集·外篇.

[24]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10.

[2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83.

[26]据许毅先生考证，早在18世纪中叶，就有广东商人“向夷商借领本银纳息生理”。据统计，1772～1833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十三行间累计债务达5591万两，其中十三行行商欠外商3001万两，外商欠行商2590万两。这种债务属于私人贷款性质，开创了外国商人对中国贷款的先河。参见许毅.中国特色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58.

[27]《清实录》(42)［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9.

[28]参见许毅.中国特色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61.

[29]参见许毅.中国特色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61.

[30]《清实录》(54)［M］．北京:中华书局，1987:959.

[31]《清实录》(54)［M］．北京:中华书局，1987:959.

[32]黄遵宪.日本国志［M］．杭州:浙江书局，1898:10.

[33]黄遵宪.日本国志［M］．杭州:浙江书局，1898:9-10.

[34]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11.

[3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M］．上海:格致新报馆，1900:19.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M］．上海:格致新报馆，1900:12.

[37]参见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96.

[38]参见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96.

[39]参见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65.

[4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M］．北平:文华斋，1926:35.

[41]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64.

[42]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64.

[43]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65.

[44]参见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65.

[45]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719-721.

[46]参见高月仓.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

[4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5.

[4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9.

[4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41.

[5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4.

[5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4-25.

[5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9.

[5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

[5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315.

[5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7.

[5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0.

[5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41.

[5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9.

[5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43-44.

[6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6.

[6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4.

[6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8.

[6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41.

[6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41.

[6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2.

[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56.

[6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6.

[6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90.

[6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67-68.

[7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7.

[7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2:18.

[72]会计年度，又称财政年度或预算年度，通常为一年，有的国家采取公历年制，即从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有的国家采取跨年制，具体确定预算年度的起止时间，如上一年的7月1日至下年度的6月30日。我国清末和民国时期采用过跨年制。现在我国预算采取公历年制。

[73]关于中国预算制度和思想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四种观点:炎黄时期论;夏代论;周代论;战国论。有关情况参阅陈光焱.中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98-100.

[74]班固.汉书·翟方进传.

[75]班固.汉书·翟方进传.

[76]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

[77]郑观应.盛世危言·度支［M］．北京:图书集成局，1898.

[78]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三·国计［M］．杭州:浙江书局，1898.

[79]参见陈光焱.中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09.

[80]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M］．上海:格致新报馆，1900:36.

[81]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M］．上海:格致新报馆，1900:30.

[82]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1.

[83]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1.

[84]见《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一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

[85]见《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一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

[86]见《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三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87]见《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六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8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16-1018.

[89]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9:298.

[90]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9:299.

[9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95.

[9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95.

[9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27.

[9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46-1048.

[95]南开大学历史系.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9:577.

[96]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62-1363.

[97]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63.

[98]苓泉居士.觉花寮杂记(卷一)．

[9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

[100]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

[101]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30.

[103]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221-223.

[104]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221-223.

[105]江苏省财政志编辑办公室.江苏财政史料丛书(第一辑第四分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221-223.

[106]《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一:47，49.

[107]上海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财政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84.

[108]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57.

[11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44-1045.

[111]转引自龚汝富.近代中国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之检讨［J］．当代财经，1998(1):54-57.

[112]转引自龚汝富.近代中国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之检讨［J］．当代财经，1998(1):54-57.

[113]上述督抚关于地方税问题的争论均转引自龚汝富.近代中国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之检讨［J］．当代财经，1998(1):54-57.

[114]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63.

[115]参见魏光奇.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J］．近代史研究，1998(1):62-80.

[116]参见《新民丛报》第32号商务新译书广告，1903-5-25.

[117]攻法子.敬告我乡人［J］．浙江潮，1903(2)．

[118]参见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30-231.

[119]参见彭雨新.县地方财政［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132.

[120]中国大事记补遗［J］．东方杂志，1911(8)．

[121]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1910(3)．

[12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云南杂志选辑［M］．昆明:云南科学出版社，1958:834.

[123]宣统政纪(卷四七)［M］．北京:中国书店，2001:8-12.

[124]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9.

[125]饶立新，曾耀辉.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1.

[126]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三二)［M］．上海:崇义堂石印本，1909: 24.

[127]见王延昭，王树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十一)［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

[128]伍廷芳.伍廷芳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55.

[129]刘坤一，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S］//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五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90.

[130]饶立新，曾耀辉.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4.

[131]见王延昭，王树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十一)［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

[132]参见周霞.袁世凯的赋税思想与政策［J］．广西社会科学，2002(1):183-185.

[133]参见丁进军.中国最早的印花税票［J］．紫禁城，2001(3):35-36.

[134]论中国仿行印花税利弊［N］．文言报，1902-10-16.

[135]参见丁进军.中国最早的印花税票［J］．紫禁城，2001(3):35-36.

[136]奏请通行印花税［N］．总商会报，1907(3)．

[137]参见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M］．上海:三联书店，2005: 189.

[138]度支部为遵旨研究印花税办法并酌拟税则章程事奏折［J］．历史档案，1997(4)．

[139]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1706.

[140]读印花税议案感言［N］．申报，1909-10-23.

[141]参见饶立新，曾耀辉.中国印花税与印花税票［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14-15.

[142]贾士毅.民国财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3(附录)．

[143]国家税务总局.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42.

[144]刘坤一，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S］//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五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