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不同开放程度下美国财政政策的效应
自“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之后，财政政策历来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60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的效应一直受到质疑，除了在大萧条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起到了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之外，它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通胀”和私人资本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古典主义的兴起，西方宏观经济学用“挤出”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私人资本投资的负面影响，进而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
1988年之后，当加入了BP曲线之后的IS—LM模型（即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视野之后，人们不仅认识到了一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会影响财政政策对国内总需求的刺激效应，而且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视角对财政政策的研究也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进程来看，贸易始终是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渠道，而资本的流动则相对较晚，汇率机制由固定转化为浮动则发生在70年代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资本管制的状况和汇率制度的变化来反映发达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
1.在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组合的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因为，在用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时，国内的收入水平会有所增长，如果这时存在财政溢出效应的情况下，收入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经常项目的逆差，从而导致官方外汇储备的下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官方储备的下降意味着基础货币的减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货币紧缩。货币紧缩会通过利率的上升而影响国内投资，使国民收入下降，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此财政政策对收入的刺激效应消失为止。也就是说在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组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同样会失去服务于国内经济目标的独立性。因此，从长期来看，在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组合下，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向是相反的，所以造成了财政政策的无效。这一结论是就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心国家美国来说有可能出现例外的情况，即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储备资产美元等同于黄金的特殊地位，而不遵守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价格纪律。那么，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则有可能摆脱固定汇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出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组合的情况，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所创造的106个月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无须担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预算赤字能否维持的问题。
2.在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组合的时期，一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效应比资本管制时期要大
因为当一国财政扩张时，尽管溢出效应所造成经常项目的逆差，会导致官方储备的下降，但是根据IS—LM模型的结论，财政扩张会提高本国的利率，吸引资本的流入，资本流入对本币的升值效应会抵消经常项目逆差对本币贬值的效应。然而，在这种开放程度下，一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续性仍然是有条件的。第一，该国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状况，如果这一条件不存在，那么该国就不可能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第二，取决于一国经常项目的状况，如果一国的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调整贸易平衡方面是有益的，但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开放程度对美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在美国放松资本管制不久，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
3.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的组合时期，由于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
货币当局政策方向选择的灵活性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也会随之提高
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上升在国内经济层面上可以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来抵消，也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层面的资本流入来弥补预算赤字。因此，在这一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既可以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也可以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后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在财政预算赤字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支出的加大，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摆脱了1973—1975年危机以来的经济“滞胀”局面。但是，1980年代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通过资本的流入来弥补，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也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在全球经济中有经常项目顺差的贸易伙伴国的存在，即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美国的内部失衡有可能通过外部经济的调节来平衡；其二，能否保证资本从贸易盈余国流向美国，即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相匹配。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致性问题。在1980年代，美国预算赤字所产生的贸易赤字与日本及西欧的贸易盈余相对应，而经济一体化问题在当时则通过西方七国集团的国际协调来解决。
从以上的分析结论来看，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对一国财政政策的约束力越小，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效应越是明显。但是，在近年来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在经济全球化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影响方面并没有一致的认识，Ficher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纪律约束（Ficher，1997），而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表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提高一国财政政策的政治成本（IMF，2005；Tytell and Wei，2004）。
对一国财政政策效应认识的分歧，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中主要是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问题，在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中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组合的问题，而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又转化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储蓄如何支撑中心国家的高投资和高消费的问题。因此，应该从美国宏观经济状况和全球经济的两个层面来分析美国2000年以来财政赤字的影响。
二、美国赤字财政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预算财政开始由盈余向赤字转变，到2004年财政预算赤字已达到4 130亿美元，在历时4年的时期中，美国预算状况从2000年占GDP的2.6%急剧下降为2004年的－3.6%，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有很多人怀疑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会给未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很可能成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之一，因此，这种赤字财政状况必须在近期内进行调整（伯格斯坦，2005；IMF，2005）。
从美国的经济周期来看，2000财政年度以来的美国财政政策主导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这种周期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经历了10余年的“新经济”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新经济”时期美国金融市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会随着经济的衰退而消失。因此，为避免衰退，美国必须通过税率的减少和政府支出的增加来减缓收入水平和总需求水平的下降。第二，从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来看，对于分阶段减少的个人收入税税率、资本收入税税率等减税方案大都在2008—2010年到期，有些减税方案的期限则更短，如对小企业投资的税收减免、将资本支出项目第一年的折旧率提高到50%等方案在2004年就已经到期。也就是说在经济的衰退期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符合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则的。第三，小布什的赤字财政政策是试图将美国的税收制度从以收入为基础的税收体系改革为以消费为基础的税收体系。这种改变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美国的长期供给水平。也就是说通过边际税率的降低，美国的私人投资和储蓄水平会逐步提高，最终产生类似于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减税效应，即拉弗曲线所揭示的效应———税率的减少会提高未来的税收总额。为此，美国国会预算和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对美国的赤字财政状况做出了乐观的中期预测。他们认为在未来10年中，如果美国的预算赤字每年维持在占GDP 1.5%的水平，那么美国的财政赤字在2004年达到峰值之后，2005年将会开始下降，在2010年之后财政状况由赤字将会转为盈余。
另外，从2005年美国财政状况来看，似乎小布什赤字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初见端倪。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和管理办公室2005年11月的财政月度报告，2005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和绝对数值都有所下降。2005年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6%，小于2004年的3.6%。赤字绝对规模是3 190亿美元，比2004年的4 130亿美元减少了940亿美元。
三、美国赤字财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自2001年以来，尽管美国结束了“新经济”增长，但是美国的总需求水平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小布什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高科技泡沫破灭所导致的金融资产收入效应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布什的赤字财政政策对全球避免出现新世纪的经济衰退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国经济的增长处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结构之中，而这种不平衡现象与美国的财政赤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一国财政赤字并不必然导致外部经济的失衡（Mann，1999），但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导致了国内储蓄的进一步下降，加剧了对外国资本的需求。因此，目前财政赤字的增长将使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加（伯格斯坦，2005）。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国家的美国国内经济的失衡。依此逻辑，目前所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也就成为美国如何凭借其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来调整内部经济的不平衡现象。
如果美国通过对外部经济不平衡现象的调整来实现内部均衡，那么它所选择的手段必须根据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特点而定。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与1980年代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全球经济的分工格局有了新的发展，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技术研发中心，全球制造业中心则越来越向全球经济的外围国家转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并不追求对物质权利的控制，而是追求对结构权利的控制，这种控制力在新经济时代反映为商品和资本向美国的“双流动”上。但是，“新经济”结束之后，资本向美国的流动发生了某些变化。2001年美国的外资流入绝对数量曾经出现下降，尽管这种下降势头很快得到遏止，但是2002年以来，美国资本流入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外资本流入总体上升的情况下，私人资本的流入急剧下降，官方资本的流入急剧上升。这反映出全球经济“双流动”模式的脆弱性，美国担心未来一旦资本流动中断会对内部经济目标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
（2）美国双赤字中，经常项目逆差对应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已经从1980年代的日本转向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而这些国家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钉住美元的制度，包括汇率制度在内的金融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造成了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在消除外部经济失衡时的制度障碍。与此相反，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接近，使得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外部不平衡现象并不严重。因此，美国在进行外部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其对外政策的矛头将集中于亚洲经济体，而不是1980年代的日本。
（3）与实物经济全球化相伴随，金融全球化在过去20年中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国外资产和负债总量的增加、国外净资产状况（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的增加和持续能力的加强，以及金融资产组合的范围越来越国际化等。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失衡调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Eichengreen（2004）认为资产组合的多样化使全国在国际储备的资产上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会影响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因而否定了一些人所持的美元中心地位不可动摇的观点。美元中心地位的动摇，对美国维持官方美元储备资产的流入不利，但是，由于金融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可以降低国外负债发行的成本，因此，它对调整外部经济的失衡又是有益的。其次，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国放松了对外负债和对外资产业务的限制，因此，规模巨大的对外净负债可以在成本相对较低的条件下维持，这对迅速调整国民经济的外部失衡和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是有益的。就美国而言，它在长期中维持巨大的对外净负债规模的成本比20年前低了很多，因而在同样的政策框架下，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运用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官方资产内外部经济平衡的目标，避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急剧转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稳定风险。最后，金融全球化所造成的对外资产和负债规模的急剧扩大，使私人投资者和各国官方资产的资本收益越来越取决于汇率的变化。如果一国所有的对外资产都以外国货币为面值，其对外资产总量占GDP的50%，那么10%的外币贬值，会使GDP的本币价值量提高5个百分点；如果对外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为100%，那么GDP的本币价值提高的幅度将达到10个百分点。汇率变动的这种效应被称为是汇率变动的价值量效应。汇率变动的这种价值量效应，已经不再通过支出转移来进行贸易受益的再分配，而是在贸易不平衡状况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直接将财富从贸易盈余国转入贸易赤字国。这种财富转移机制的确存在，它可以从1983—1985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30%的分析中得到佐证（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5）。
因此，在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美国财政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驾驭和把握来获取外部资源向美国的转移，以此来增加美国的未来居民收入水平，并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实现预算收入的增加，最终改善财政状况，由预算赤字转为预算盈余。为了实现这样的内部平衡目标，美国未来外部经济调整的策略为，贸易赤字的改善并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而是实现经济平衡对外博弈的砝码；与此相关联，汇率调节的目标也不会是纠正贸易的不平衡，而是注重汇率变动的价值量效应；在对亚洲经济体施加的经济调整压力方面，可能会从汇率水平的调整进一步转向汇率制度的改革。
资料来源
天润财经网，2006.10.30
讨论题
1.你如何看待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
2.美国产生巨额财政赤字的原因有哪些？
3.你了解我国的财政赤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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