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金融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系

六、中国货币金融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系

马寅初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货币金融、财政经济的关系展开研究，由于传统经济思想对于现行政策路径维持，对于整理货币、调整内外价格的接受程度，会不会产生排异现象，亦即国内从习俗上、心理素养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哪种类型的货币金融学说，如马氏所讲:“盖中国大部分之人民，尚生活于旧组织之下，受旧思想之拘束，如完全将旧者一笔勾销，为事实所不许，故吾人惟有变之以渐，不能操之过急⁽³⁹⁷⁾。”

中国传统思想，马氏归结为“均”与“安”，中国人两千余年来重于“安”字。“孔子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富不必讲求，所求者在一‘均’字与一‘安’字而已。此种思想，于今不合，但亦不能一概抺煞，以其由来已久，虽欲去之，不易净也⁽³⁹⁸⁾。”引进新思想与新组织，同时承认传统的、原有的，也不能立即否认，尚需同时并存。

马氏认为，“无论何种民族，何种社会未有不受传统思想之熏陶”。西洋人的思想，是受古希腊、罗马的影响，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其源泉。“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长之国，其所受传统思想之影响，更为广大。历代以来，君主可以易姓，政府可以改组，都会可以迁移，一次二次以至于数十次，甚至于异族入主中原;……无形中受吾传统思想之熏陶，而同化于汉族矣。传统思想入人之深如此。”“故吾人对于传统思想应明白认识，何者宜革，何者宜留，应重新予以估定，以其与整个民族精神有关，不能一概抺煞也⁽³⁹⁹⁾。”因为“民族的传统思想者即为对于历史上一种或多种势力不灭的学说之信仰，于无形之中受其支配而不自觉。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总不能脱逃其传统思想之支配⁽⁴⁰⁰⁾”。

马氏比较中西传统思想后，指出中国之传统思想，重在一个“安”字，与西洋人重在一“强”字者不同。中国人就个人重在“自安”，人与人之间重在“相安”，任何人均怕有事，所谓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向来以调停方法来解决。中国人最怕涉讼，伤财劳神，两败俱伤。国家则重在“治安”，以前地方长官之考绩，以“治安”为第一。西洋人则不然。个人重在自强，人与人之间在互强，国家则重在“自盛”。“故处今之世，只求‘安’而不图‘强’，固不足以自存，但图‘强’仍不能忘求‘安’⁽⁴⁰¹⁾。”至强之极，必互相残杀，无复人道可言，而人类之文明亦或几乎熄灭。中国有均而不富，西洋人则富而不均。“苟中西思想能互相交换，则在彼可以减少冲突，在我则可以图自存⁽⁴⁰²⁾。”《尚书·尧典》讲:“钦明文思安安”，足证至治之极，亦不过一个安字而已。中国民族精神即在一个“安”字，“成为中国社会永不磨灭之势力矣⁽⁴⁰³⁾”。中国儒道两派学说，虽门径不同，而求安则一。老子哲学，即在顺其自然，不可以人为乱自然之秩序，则安在其中矣。孔子曰:“仁者爱人，以相安也。”仁即二人相辅而行之意，故人与人之间，须求相安。他还指出:安字精神创造出中国社会组织的儒家的兼爱学说。五伦之内，《尧典》讲:“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极爱言之分亲疏等差。五伦之外，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于耶稣和佛教之处，时代虽有变，此组织未尝根本破坏。在马氏看来，以安的精神定原则，表现在政治、外交、宗教、军事上，即便异族入主中原，只须相安无事，中国都可以容纳;近三十年南北战争，只因为百姓皆视若与己无关，所以迄无已时;宗教只须与我相安无事，亦无不可以容纳;政治上君主地位，重禅让而抑篡夺;外交向抱怀柔主义。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中国数千年的经济思想，可以“均安”二字来表现。“均”为求“安”的手段，“安”为行“均”的目的。“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修身齐家，莫不皆然⁽⁴⁰⁴⁾。”

中国有共财(父子夫妻所有之财产)、分财(兄弟之间虽有共财之义，亦有分财之权)、通财(以求偿为原则，行之于亲友之间)制度。中国家庭析产，以平均为原则。中国人重均富，而不主集富，遂产生如下结果，缺乏大资本家，财产分散一人负担，视其财力大小而定;分财济众，无贫富阶级。此种社会组织维持数千年之久，因为历代财政政策，素主藏富于民，正所谓“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薄赋税为德政，重赋税为虐政，官营事业亦为社会所恶，以为不应与民争利;历代政府与社会均主张小资本主义企业，各企业经营为独资、合伙，而无股份公司之组织，范围既小，亦无所谓恐慌;历代皆主小农主义。不能有大地主产生;工业方面不提倡机械工作，奇技淫巧为历代所禁，只有家庭式工业，而无工厂式工业生产者，无产品过剩之虑;伦常观念极深;贫者多而富者少，重安均，富者有分财之义;因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豪富之家不数世而衰落。

以上为“中国维持均富的社会之方法，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亦可流传至数千年之久。顾就近代经济学说而论，则觉以前思想，已有大半不对。以前所论皆从分配方面着想，不知生产之更重要于分配，此其一。第二，以前主张安贫乐道，不注重生活向上。此二点适与西洋之经济思想相反。……时至今日，传统思想不能不改，但欲改传统思想，非于传统思想有所研究不可，而后始能得其改革之道。……在旧的经济基础之上创造新的经济组织。吾人嗣后不能再谈‘安贫’，应讲均富之法，以期达到‘自安’‘相安’与‘治安’之大道，则国富民强，可以图自存矣⁽⁴⁰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