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付出总有回报

　　吃苦耐劳两个词往往被连在一起使用，但它们还是不同的。耐劳往往同时是吃苦，但对于把工作当做事业、把追求当做幸福的人来说，耐劳其实也不算什么吃苦，比如靠开发中文软件起家的中国内地新生代巨富史玉柱，他干起工作就是一个拼命三郎。

　　创业之初，史玉柱放弃在安徽省统计局机关的稳定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没有资本，租不起房子，就到曾经上学的深圳大学学生宿舍，与别人共挤一张狭窄的架子床。他要开发中文桌面操作系统M2401，但是没有电脑，如何设计研发软件？史玉柱就装成学生，混进学生实验室里偷偷摸摸地编写程序，可不久就被管理员发现，将其“请”了出去。史玉柱又通过熟人钻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趁别人下班以后，他才进去上机工作，有时要等别人玩完电脑游戏，他才能用一种久违的亲切去触摸别人的计算机。

　　那一段时间，史玉柱的黎明是从黄昏开始的。一盏四十瓦的灯，是照耀他的太阳。史玉柱是孤独的，在深圳他面对计算机度过一个又一个忙碌的夜晚。史玉柱又是充实的，计算机屏幕是他的天空，软件程序是他的世界，他驾驶着键盘在其中遨游。

　　终于，他的M2301设计完成，推向市场后一炮打响，史玉柱加大广告投入，几个月之内完成了百万富翁的过程。

　　为了改进他的中文桌面操作系统M2401，增强市场竞争力，1990年1月，史玉柱和他的另一个伙伴背着热水器，再次来到深圳大学。他们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过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不管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他们只和计算机同在。一个星期下一次楼，下楼不是转悠，而是就近买一箱方便面。没有新闻联播，没有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没有星期天，连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也只能等来年再过。整个深圳对他们而言，只存在两台计算机。胡子长了就让它长，头发乱了任它乱，自己拘留自己，自己把自己当囚徒。最“可怜”的是史王柱身上的衬衫。史玉柱进驻这间房子时共带了四件衬衫，第一件穿“黑”了，就穿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都穿“黑”了，又从四件“黑”衣服中挑选出相对“白”一点的再穿，周而复始。四件衬衫被史玉柱翻来覆去地折腾了近5个月。

　　150个天昏地暗，150个日日夜夜，20箱方便面支撑着史王柱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场势均力敌的超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筋疲力尽时，他们凭点数取胜。

　　方便面对史玉柱重要的就像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草根和树皮。现在，史玉柱还有吃方便面的习惯，这既是一种卧薪尝胆式的激动，更是一种居安思危式的警示。记住了方便面就记住了史玉柱，巨人的发展史上将永远写上这一笔。

　　但是，劳累对他而言并不是苦，真正的苦最大的苦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忘我的劳动而离他而去！当史玉柱带着比杨6401的功能更完备、质量更可靠的M6402研制成功的喜悦，带着满腹的知心话推开他在深圳宝安大厦临时住所的大门时，一片狼藉让他心凉如水，简易的家具不翼而飞，孤身在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长期的孤独煎熬，在有人乘虚而入，给以关怀温存的情况下，已经与史玉柱不辞而别，和别的男人私奔而去！

　　成大器者必经大难，为大事者必受大苦，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必然，人生的代价。

　　波司登总裁高德康就是靠着吃苦耐劳奋斗成功的。那时候高德康还是裁缝，靠给上海一家服装厂加工服装赚钱，每天要从村里往返上海购买原料，递送成品。从村里到上海南市区有100公里路。他骑自行车每天要跑个来回，骑了几次车就不行了。于是就挤公共汽车，背着重重的货包挤上去，再挤下来，累得满头大汗。有时候车上的人闻到他一身臭汗就受不了，就把他推下来，还曾经把他的腰部都扭伤了。车上的人还骂他：你这个乡下人，乡巴佬……可是为了做生意，龙门要跳，狗洞要钻，没办法的，高德康只能忍受委屈与痛苦。现在，波司登已经成为了中国羽绒服第一品牌，高德康也变成了亿万富翁。

　　软件业的民族英雄求伯君当初的目标是做一张汉卡装字库，写一个字处理系统，能够取代WordSdar，即后来的WPS。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深圳某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而且在这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得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开发软件之苦不仅仅是病魔缠身，也不只是身心交瘁，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求伯君居然没有任何感觉，是因为长期的寂寞而麻木了。

　　但天道酬勤，付出总有回报。WPS没有做广告，没有获什么奖项，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并开始挣钱了，每年30000多套，每套批发价2000多元。比赚钱更重要的是，WPS扛起了民族软件业的大旗，始终能与不可一世的Word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