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竞争力分析

6.2　FDI环境竞争力分析

6.2.1　FDI吸引力方面的竞争力分析

如前所述，我们用FDI吸引力指数来衡量各国FDI吸引力方面的竞争力。FDI吸引力指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分别是FDI流入量和FDI流入量占GDP的比重。首先考察各国的FDI流入量，2012年，在考察的2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1210.8亿美元的FDI流入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大国，中国香港、巴西和英国位列其后。中国和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跻身引资数量的前五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于FDI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强。此外，金砖国家中除了中国和巴西，俄罗斯的FDI流入量也相对较高，为514.16亿美元，位列第八，印度以255.43亿美元的FDI流入量排名中游，南非的引资数量最小，45.72亿美元排名倒数第三。东盟国家尽管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较快，但就FDI流入量来说，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仍相对落后，排名最靠前的印度尼西亚FDI流入量为198.53亿美元，位列第16，而排名倒数第二的菲律宾，引资数量仅为27.97亿美元(见表6－2)。

FDI流入量是从绝对数的角度来考察各国对FDI的吸引力，接下来，我们引入相对的概念，用FDI流入量占GDP的比重来再次考察各国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的吸引力。从FDI占比的排名来看(见表6－2)，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爱尔兰和智利的FDI占比均超过了10%，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前五名，其中卢森堡的FDI占比高达48.81%，FDI的流入量几乎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资流入也都占到了地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尽管引资的绝对数量较高，但是其相对于GDP的比重却相对较低，仅为1.47%，位列第17位，金砖国家中巴西和俄罗斯的FDI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2.9%和2.55%，而印度和南非的FDI占比则不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在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引资数量方面表现良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FDI流入量分别占到了GDP比重的5.91%和3.32%，排名第六和第八位，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FDI占比也均高于2%。

表6－2　2012年FDI流入量及其占GDP的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FDI流入量数据来自《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GDP数据来自WDI数据库。

各国在引资绝对数量以及与经济规模相比的相对引资数量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所选择的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大国一般在引资的绝对数量方面都有相对较好的表现，例如美国、中国、巴西、英国、澳大利亚等，这反映出经济规模对于FDI的吸引力，而一些开放型的小国和地区，例如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则更多的得益于“港口腹地”所带来的好处，在引资的相对数量方面占据优势。根据FDI吸引力指数的计算方法，综合考虑各国FDI流入量及其占GDP的比重，2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FDI吸引力指数排名如图6－1所示。卢森堡以58.71的得分高居FDI吸引力指数的榜首，中国香港(51.68)和美国(51.43)位列其后，中国的吸引力指数(38.09)与新加坡(38.54)较为接近，排在第5位，巴西(23.05)排在爱尔兰(23.66)之后，位列第7。排在前10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而排在前15位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则占到了5个，这说明，尽管发达国家仍保持着较高的FDI吸引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对FDI的吸引力正日渐提升。东盟国家尽管与经济规模相比吸收了相对较多的FDI，但由于FDI流入的绝对数量仍相对匮乏，整体的FDI吸引力指数不及金砖国家，东盟五国中除越南之外，其他四国均排在倒数10名之列。

图6－1　2012年FDI吸引力指数综合排名

6.2.2　FDI潜力方面的竞争力分析

1.市场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

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影响市场寻求型FDI流入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市场规模、消费能力、市场增长潜力以及市场开放程度。市场规模反映一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市场规模越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这里我们用GDP来对市场规模加以衡量，为平抑各国之间由于价格因素而导致的实际产值的差异，我们对GDP指标进行了购买力平价的换算。消费能力反映一国居民在可支配收入范围内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能力越强，FDI企业为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流入该国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我们用人均GDP来对居民的消费能力加以衡量，与GDP指标类似，人均GDP指标同样也进行了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市场增长潜力能够反映一国市场需求的未来发展趋势，市场增长的潜力越好，外资流入的积极性越高，这里我们用GDP的增长率来对市场增长潜力加以表征，GDP的增长速度越快，表明市场的发展越富有潜力。市场开放程度用以表征一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交往的密切程度，市场开放程度越大，相关的政策环境越有利于国家间贸易投资的相互开展，这里市场开放程度用贸易依存度，即贸易占GDP的比重来加以衡量。具体数据见表6－3。

表6－3　市场寻求型FDI的影响因素(2012年)

续表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WDI数据库，表中GDP数据与人均GDP数据均经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

从市场规模来看，25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德国的GDP总量最高，庞大的市场规模使这些国家具有天然的引资潜力。2012年中国的GDP突破12.4万亿美元大关，与美国15.7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差距正日益缩小。发展中国家中，除中国之外，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快，市场规模在样本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首的东盟国家尽管在排名上位居中游，但是与上述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经济总量仍存在较大的差距，2012年两国的市场规模分别仅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爱尔兰和卢森堡的GDP总量最低，这意味着单就市场规模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FDI企业来说可能并不具备较强的投资潜力。

从消费能力来看，各国在消费能力上所表现出来的引资潜力并不总是与市场规模相一致。卢森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虽然不具备较大的市场规模，但是在以人均GDP所表征的消费能力上却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茅。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能力普遍偏低，排名前15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俄罗斯以人均GDP23500美元位居最后一名，其余14个均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卢森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九分之一、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比马来西亚、巴西、南非和泰国的人均GDP要低，排名倒数第五，这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整体的经济规模相比，还略显不足。

从市场增长潜力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存在比较分明的界限，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雄厚，经济发展已经处于较高阶段，经济总量在平稳中缓慢增长，与此对应，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GDP的增长率往往相对较高，在未来的市场增长上更具潜力。2012年，中国以7.8%的增长速度，继续成为所有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外，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速也较快，均以超过6%的速度在增长。发达国家中沙特阿拉伯、智利、澳大利亚的GDP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为6.77%、5.56%和3.4%，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略显缓慢，爱尔兰、德国、卢森堡、英国和法国的GDP增长率均不足1%，比利时和西班牙的经济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从市场开放程度来看，拥有便利的基础设施的港口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往往使得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较高。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卢森堡是开放型经济的典型代表，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分别高达447%、379%和311%，此外，爱尔兰、越南、比利时、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均超过了100%，贸易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国家对于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菲律宾是东盟五国中贸易依存度最小的国家，但57.85%的贸易依存度仅比中国小了1个百分点，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也与中国较为接近，分别为59.56%、55.36%和51.33%，而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其市场开放程度却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最低，不足27%。

综合考虑市场规模、消费能力、市场增长潜力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得到各国市场寻求型FDI的潜力指数排名如图6－2所示。中国的标准化得分为48.34，主要凭借在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潜力方面的显著优势，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成为了最具有FDI市场潜力的国家。美国尽管在经济总量、居民消费能力上略占上风，但是市场增长的后劲不足，FDI市场潜力的标准化得分48.33略低于中国，排名第2。中国香港、卢森堡和新加坡在消费能力和市场开放程度方面表现突出，对于市场寻求型FDI而言颇具引资潜力，排名分列第3、4、5位。发展中国家中，东盟国家的FDI市场潜力相对较高，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市场潜力排名分别为第7、8、12、15、17位，东盟国家市场潜力的获得更多的得益于这些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较深的市场开放程度。除中国之外，其他金砖国家的FDI市场潜力并不突出，巴西以12.28的得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倒数第一位，南非和印度分别倒数第3和倒数第6，俄罗斯则排在倒数第12位。

图6－2　2012年市场寻求型FDI潜力指数排名

2.效率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

影响效率寻求型FDI流入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低成本劳动的获得。大规模的低技术劳动力、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以及工资支付的相对随意性，往往会使一国具有较高的引资成本潜力。这里我们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数量以及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来表征低技能劳动力的可得性。其中单位劳动成本必须综合考虑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生产率两个方面，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我们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ULC代表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其是制造业行业平均工资W与行业劳动生产率VA/L的比值，VA和L分别指的是制造业行业的产出增加值和制造业行业的就业人员数量。

尽管单位劳动成本的计算同时考虑到了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联却并未加以关注，事实上，工资是否按照劳动生产率进行支付也会对劳动成本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企业支付工资的随意性越小，这样对以成本为导向的外资企业而言越不利，反之，工资的支付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程度越低，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越可能从中受益。各具体指标数据详见表6－4。

表6－4　低成本劳动的获得(2012年)

续表

资料来源:就业数量的数据来自WDI数据库;计算单位劳动成本的原始数据来自UNdata数据库，由于无法获得2012年的数据，因此这里采用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进行了代替;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程度的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数据库。

从就业数量来看，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拥有最为充沛的制造业劳动力，其中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8391万，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遥遥领先，比美国1278万制造业劳动力多出整整6倍，比俄罗斯和巴西劳动力数量的10倍还要多。东盟国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劳动力资源也较为丰富，制造业就业人数介于380～450万之间，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前10位。智利、新加坡、爱尔兰、中国香港和卢森堡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资源有限，制造业就业人数均在50万人以下，在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上并不具有优势。

从单位劳动成本来看，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巨大，但是单位劳动成本却并不处于低位，0.265的单位劳动成本位于2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11位，智利、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泰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均低于0.2，菲律宾、韩国、印度、巴西、爱尔兰和马来西亚的单位劳动成本也都低于中国。由此可见，随着近几年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正日益减弱。目前，除大部分发达国家之外，仅有俄罗斯(劳动成本0.307)、越南(劳动成本0.321)和南非(劳动成本0.424)的劳动成本高于中国。

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程度来看，南非、西班牙、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和法国的工资支付具有相对较大的随意性，工资并不与劳动生产率直接相关。而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工资支付往往与工人的生产率紧密相连。发展中国家中，马来西亚的工资与生产率匹配程度最高，相关指数为5.2，中国和越南，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程度也较高，指数达到4.7，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了这些国家的劳动法规与政策对于工人工资权益的保障。

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根据标准化得分进行的排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国(地区)总体的低成本劳动的获得能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低成本劳动的获得能力普遍较强，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南非、巴西和印度位居前4位，此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俄罗斯和泰国的排名也相对靠前，分别位居第6、第8、第9和第11位。发达国家中西班牙、智利和澳大利亚对于低成本劳动的获得较为容易，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分列第5、第7和第10位，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排名则相对靠后，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在低成本劳动的获得上优势最为薄弱。

除了能否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大规模的富余劳动力之外，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也是效率寻求型FDI流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能否便利地获得电力等生产能源，能否以较低的运输成本和相对快捷的交流方式来进行外部交易，直接决定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小，便利的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无疑会吸引更多效率寻求型FDI的流入。能源、交通、电信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见表6－5。

表6－5　能源、交通、电信基础设施(2012年)

续表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WDI数据库。电力指标为电力消费，单位是千瓦时/每人;公路和铁路的指标分别为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单位是公里/每100平方公里土地;航运指标为班轮航运连接指数，2004年的最大值取100;电话指标为电话线路条数，单位是条/每百人;手机和宽带指标分别为每百人中的手机和固定宽带用户个数。电力、公路、铁路的相关指标，由于无法获得2012年的数据，故采用2011年以及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加以代替。

就整体的能源、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条件而言，比利时成为了吸引效率寻求型FDI潜力最大的国家，卢森堡、德国和中国香港紧随其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则在此类指标上处于相对的劣势，成为最缺乏FDI引资潜力的国家。中国在此类指标上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5位，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位较为靠前。具体而言，就反映能源基础设施的电力指标而言，卢森堡是人均电力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达到16834千瓦时/每人，而整体排位比较靠后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人均电力消费水平均维持在低位，尚不足1000千瓦时/每人。就交通运输条件而言，比利时和新加坡等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要远远优越于其他国家，这一点，无论对于公路、铁路还是航运都是成立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虽然有着较高的电力消费水平，但公路、铁路和航运条件却制约着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就电信设施而言，中国香港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不仅在固定电话和手机的每百人拥有数量上遥遥领先，每百人中的宽带用户个数也居于世界的前列，印度和菲律宾虽然有着相对较高的语音通话条件，但相对较差的互联网普及状况仍然拉低了这些国家电信条件的得分。最后，对于中国而言，与整体指标相一致，中国在能源、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上的排名均处在一个相对中等的位置，只有铁路密度相对较低，这既与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有关，也说明中国铁路状况的进一步改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综合以上我们对低劳动成本的获得以及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效率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上的得分。从图6－3中可以看出，比利时虽然在低劳动成本的获得上并不具备竞争力，但其良好的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使得其整体排名大大提升，成为最具效率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国家。中国的情况则与比利时恰好相反，虽然中国在能源、交通和电信等基础设施条件上的竞争力只处于中等位置，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中国紧随比利时之后，成为25个国家和地区中第二个最具效率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国家。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排名整体上要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效率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最为薄弱。

3.资源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

一国燃料、金属、矿石以及能源的储备与开发情况是影响资源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一国的燃料和矿产资源相对充裕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成为全球市场中燃料和矿产资源的出口方，而资源寻求型的外资企业则会因为该国较好的资源储备与利用情况，纷纷流入该国。与此同时，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强度反映了一国经济生产对于能源的依赖，能源消耗强度越高越有利于促使FDI企业将一些能源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向该国转移。因此在这里，我们分别利用一国燃料出口占全球燃料出口的比重、金属与矿石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以及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来对一国的资源状况进行表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国家资源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具体数据见表6－6。

图6－3　2012年效率寻求型FDI潜力指数排名

表6－6　资源寻求型FDI的影响因素(2012年)

续表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WDI数据库，其中2012年能源消耗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这里采用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进行了替代。

从燃料出口的情况来看，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和地区中，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是全球燃料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燃料出口占到全球燃料总出口的接近30%，燃料出口较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智利、卢森堡和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燃料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尚不足0.1%。在金属与矿石出口方面，澳大利亚凭借其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成为全球金属与矿石出口最多的国家，在全球金属与矿石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10%，而爱尔兰、卢森堡、沙特阿拉伯和越南等国家相对较少的金属矿石出口份额则反映了这些国家金属矿产资源的匮乏。最后，在能源消耗方面，沙特阿拉伯、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能源消耗相对较高，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在200千克油当量之上，而中国香港和爱尔兰的能源消耗则相对较低，能源消耗尚不足100千克油当量/每千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中国而言，中国虽然能源消耗强度较高，但从燃料、金属与矿石出口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资源状况在世界资源格局中只处于中等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吸引资源寻求型FDI流入的潜力。

图6－4　2012年资源寻求型FDI潜力指数排名

综合考虑每个国家和地区燃料、金属与矿石的出口状况以及能源消耗状况，我们对25个国家和地区资源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排名情况见图6－4。结果发现，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凭借在燃料出口以及金属与矿石出口上的巨大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具资源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三个国家，也是仅有的资源寻求型FDI潜力得分超过50的三个国家。中国在资源方面的引资潜力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7，虽然不及俄罗斯和南非，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排位也相对靠前。菲律宾、卢森堡和爱尔兰在资源寻求型FDI上的潜力竞争力相对较弱，得分均在10分以下，成为25个国家和地区中资源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最为薄弱的国家。

4.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主要是指以新技术的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为主要目的的FDI流入，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以及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便成为影响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重要因素。

首先关注一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条件(见表6－7)，在此我们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加以衡量。可以看出，韩国、美国以及西班牙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的国家，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在80%以上，而印度、南非和卢森堡的高等教育整体状况则相对较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不及20%。其次，在研发投入方面，与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相类似，韩国、美国和德国是研发投入相对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2.5%以上，韩国更是接近4%。而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研发投入则相对较少，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尚不足0.1%。再次，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方面，相对于其他指标而言，各个国家在这一指标上的得分差距相对不大。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状况最好的国家是美国、加拿大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评分都在5.2以上，巴西和南非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则相对较少，整体的评分在3.5左右。最后，就一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而言，新加坡、卢森堡和英国是较为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得分在6.0分左右，而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对创新引领者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差，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得分都在3.0以下。

表6－7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影响因素(2012年)

续表

资料来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据来自WDI数据库;研发支出强度的数据来自UNESCO数据库;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获得性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数据库。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研发支出强度的数据由于无法获得2012年的数据，因此这里采用能够获得的最新数据进行了代替。

对于中国而言，在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方面，中国在人力资本状况、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方面，大概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方面。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方面的得分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均排在了第17位，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也与此类似，虽然近几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7%，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8位。四项指标中相对较高的是研发支出强度，占国内生产总值1.84%的研发支出排在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第8位。

图6－5　2012年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潜力指数排名

在对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单项考察的基础上，我们继续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对各国整体的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进行考察(见图6－5)。可以看出，凭借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研发投入以及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获得性上的巨大优势，美国成为资产寻求型FDI最具潜力竞争力的国家，整体得分接近85，排在美国之后的依次是新加坡、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国家吸引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状况都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创造资产寻求型FDI的潜力方面均表现得较为落后，中国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倒数第9，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印度、俄罗斯、南非、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排名最靠后的越南、菲律宾和巴西，标准化得分均在20以下，反映了这些国家在吸引创造资产寻求型FDI上相对薄弱的人力资本条件以及相对较差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5.政策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

影响一国FDI流入的因素不仅包括一国的市场、劳动力、基础设施、矿产资源、人力资本等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国针对FDI流入的引资政策以及整体的制度环境也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政治稳定、政府效率较高、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大以及给予FDI更多鼓励政策的国家，FDI的产出效应会更为明显，FDI特别是政策寻求型的FDI也会有更大的动力流入到这些国家。

我们分别从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引资政策和对投资者的保护四个方面就政策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进行分析(见表6－8)。在政治稳定性方面，卢森堡、新加坡、加拿大和爱尔兰在外国投资者心目中的政治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国家的得分均在1.0以上，而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的政治环境得分则相对较低，说明至少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对政策寻求型FDI的流入缺乏必要的吸引力。在政府效率方面，新加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府效率相对较高，效率得分排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前3位，而越南、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政府效率较低，得分均为负值。就引资政策而言，爱尔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相关经济政策对于FDI的鼓励程度最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引资政策得分都在6.0以上，而巴西、西班牙和俄罗斯对FDI流入的政策支持力度则相对较小，排在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后3位。最后，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我们所考察的25个国家和地区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既有对投资者的权益进行高度保护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对投资者保护力度相对较差的越南、卢森堡和菲律宾等国家。就具体的投资者保护得分而言，得分最高的新加坡高达9.3，而得分最低的越南则只有3.0。

表6－8　政策寻求型FDI的影响因素(2012年)

资料来源:政治稳定性与政府效率的数据来自全球监管指数数据库，由于无法获得2012年的数据，因此这里采用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替代;引资政策的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数据库;投资者保护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但从外国投资者的视角出发，在所考察的2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和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得分只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位置，说明中国在提升政府效率，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提高空间。引资政策方面的得分相对较好，但随着中国政府对外来资本“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中国外资政策的引资潜力也仅处于所考察的2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游水平。

图6－6　2012年政策寻求型FDI潜力指数排名

在对政策寻求型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单项分析的基础上，继续通过标准化评分来对不同国家政策寻求型FDI的整体潜力竞争力进行考察(见图6－6)。可以看出，新加坡是政策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最高的国家，整体得分高达95.66，而这显然是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新加坡良好的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以及对投资者较大的保护力度相关联的。除了新加坡，政策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中国香港、爱尔兰、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政策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的得分也都在70以上。与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应，发展中国家政策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相对较弱，中国在2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6，而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菲律宾和俄罗斯，相对较差的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效率、较低的投资者保护力度以及相对缺乏吸引力的引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排在了2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最后五位。

6.FDI潜力竞争力的综合排名

图6－7　2012年FDI潜力指数综合排名

在对市场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效率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资源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潜力竞争力以及政策寻求型FDI的潜力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对2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FDI潜力竞争力的综合排名情况进行分析(见图6－7)。可以看出，在综合考虑了市场、效率、资源、创造资产以及东道国政策环境等因素后，就FDI的总体潜力竞争力而言，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FDI潜力竞争力的国家，综合得分超过了58，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FDI潜力竞争力得分也都在50分以上。排名相对靠后的仍然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和南美的发展中国家，这五个国家的FDI潜力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均在30以下，排在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后五位。除了这些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成为中等FDI潜力竞争力的国家代表，这些国家的FDI潜力竞争力虽然不及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但综合得分均介于39～41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相对良好的FDI潜力竞争力。

6.2.3　FDI贡献力方面的竞争力分析

FDI贡献指数综合考虑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增加值、就业、出口、税收、工资报酬、研发支出以及资本支出的贡献程度。表6－9所示为各国(地区)FDI贡献的四分位排名，从四分位排名可以看出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增加值的贡献与对资本支出的贡献较为接近，比利时、智利、中国香港、爱尔兰、马来西亚、南非、泰国和英国的排名均比较靠前，而中国、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从FDI中所得到的增加值以及资本支出的收益较小。此外，各国在就业、出口和工资报酬上得益于外资企业的贡献程度也较为相似，其中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菲律宾、俄罗斯的排名均相对靠后，这说明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度较高，劳动成本较低，但是外资企业在带动和提升这些国家就业、出口和工资报酬上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南非、泰国在工资报酬上的排名要优于在就业和出口上的排名，与之不同，中国在出口和就业上的排名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分位，而工资报酬的排名却位于第四分位，这其实说明与东南亚国家和南非相比，在中国的外资子公司并没有支付显著高于当地水平的工资。再者，从研发支出来看，外资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占东道国的比重，在发展中经济体要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除了德国和中国香港之外，在澳大利亚、智利、韩国、新加坡和美国的外资子公司对这些国家的研发贡献程度均处于较低分位，而外资企业对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研发支持力度则较为显著。

表6－9　各国(地区)FDI贡献的四分位排名^[2]

续表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来自《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

根据各国上述七个方面的FDI贡献程度，最终得到的各国FDI贡献指数的综合排名如图6－8所示。图中数字表示的是UNCTAD关于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体排名名次。比利时和中国香港的FDI由于在七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贡献程度，因此综合排名也都十分靠前，在样本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一、第二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主要凭借外资子公司在增加值、税收、工资报酬、资本支出等方面的显著贡献优势，在样本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三、四位。发展中国家除马来西亚之外，泰国、南非和巴西的FDI贡献指数也相对较高，分别位列第六、八、九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FDI的贡献指数上并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尽管在就业、出口和研发支出方面得益于外资企业的贡献较大，但由于在增加值、税收、工资报酬和资本支出上的贡献排名相对靠后，在样本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FDI贡献指数位列第17位，排在中国之后的国家还有菲律宾、印度、卢森堡、俄罗斯、美国、韩国和沙特阿拉伯。

图6－8　FDI贡献指数综合排名

6.2.4　FDI环境的综合竞争力分析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分别对2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FDI吸引力竞争力、FDI潜力竞争力和FDI贡献竞争力进行了考察。接下来，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一国(地区)FDI投资环境的综合竞争力加以讨论。从结果上来看，中国香港是所考察的国家和地区中，FDI投资环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这一点是与中国香港在FDI吸引力、FDI潜力以及FDI贡献力上都有非常良好的表现密切相关。除中国香港之外，新加坡、爱尔兰和英国的FDI投资环境也相对较好，成为世界上最具引资竞争力的国家。美国的FDI投资环境整体得分尽管排在第五位，但在FDI吸引力和FDI潜力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只是在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得分相对较低的FDI贡献力拉低了美国FDI投资环境的整体得分。中国的FDI投资环境得分为11.67，排在25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0位，与各子项FDI竞争力的排名保持一致，构成了中等偏上FDI投资环境的主要成员。而FDI投资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仍然主要集中在亚洲，印度、沙特阿拉伯、越南和菲律宾成为25个国家和地区中FDI投资环境竞争力最弱的四个国家(见图6－9)。

图6－9　2012年FDI投资环境竞争力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