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工互助的农作传统长期遗存

（四）通工互助的农作传统长期遗存

考察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生产关系，有一种耕作传统特别引人注目，即农作过程中的通工互助。明清时期有关这种传统的基本记述源于宋人王禹翶《田词》，该词记载的正是陕南、鄂西北一带山区的毁林垦殖、刀耕火种状况，其词有序称：“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田，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而掩其土也，掩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词中亦有“大家齐力斫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杀尽鸡豚唤畬，由来递互作生涯”、“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等内容。⁽⁴⁹⁾

明清时期，这种互助传统在一些地方延续下来，反映到地方志中，各有记载。如鄂西北山区，万历《郧阳府志》卷14《风俗》引郡旧志云：“男妇插秧，击鼓而歌。”又分别引竹山县旧志和竹溪县旧志云：“栽种则击鼓讴歌”，“烧而田，栽种击鼓讴歌”。在陕南山区，乾隆《洵阳县志》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证此俗确实在民间延续。该志云：

小畜所言，上洛郡属丰阳之俗耳。丰阳，今为商州之山阳县，其蛮川关与洵东接壤，风俗大抵相同。今乡俗，薅草时一人鸣鼓督工，或以钲配之，歌唱忘疲，又通力合作，谓之换工，正其遗也。⁽⁵⁰⁾

以击鼓来督工，用歌唱来提精神，以通力合作实现互助，正与王禹翶所记宋俗一脉相承。

其他州县的记载如汉中府褒城县，“农时集工治田，欢饮竟日，腰鼓相闻”⁽⁵¹⁾。又如川东北巴州，“春日栽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A于垄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和，瀍瀍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力。有古秧歌之遗，夏芸亦如之”⁽⁵²⁾。相邻的重庆府属黔江县亦有类似记载，“四月，是月插秧，比长五六寸，相约薅草，鸣钲鼓，更唱迭和以趣工，曰打锣鼓”⁽⁵³⁾。其他记载还有嘉庆《山阳县志》等。⁽⁵⁴⁾

川东北大宁县的记载又略有不同：“乡农有贫不能东作者，比邻约期助工，尽一日力，不受值，农家祗备酒饭相款。以二人鸣金鼓，唱山歌娱之，工作益奋，曰打薅草锣鼓。颇有助恤之风，洵美俗也。”⁽⁵⁵⁾也恰恰是这略有不同的说法，却道出了此传统延续的实质所在：试想在贫富分化剧烈的明清时代，大土地所有者能够和一般的自耕小农甚或佃农一起“击鼓讴歌”、“约期助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生产条件较差、且需要在必要时集中较多劳动力助工的农家，才会如此，这种堪称美俗的助恤之风才会得到传承。宁陕厅的说法虽然不尽一致，却也反映了社会实情，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正确理解。道光《宁陕厅志》云：“农事约分二等，富家则雇工耕作，主人惟督事而已。贫不能雇工者，则于邻近十数家，每家抽壮丁一名，约为工班，领班者名曰包头。闲时则筑堤采薪，忙时则缘家耕耨。”⁽⁵⁶⁾尽管其他地方没有这样明说，我们却不难判断大宁县和宁陕厅的记载反映的是一般情况。

商州属镇安县、兴安府属紫阳县、夔州府属云阳县等地，此类习俗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民国《镇安县志》载：“农用忙时，班工不敷用，召集里党人相助，或数十，或数百，如期而至，饷以酒肉，群至陇亩，援桴者二人，唱俚歌以助其兴，不给工值，名曰挞锣鼓。”⁽⁵⁷⁾光绪《紫阳县志》、民国《紫阳县志》都摘录有王禹翶《田词》的有关内容，并且分别加了按语。按云：“所言上洛丰阳之俗耳，今为山阳县，其蛮川关即洵东接壤，风俗今犹相似，而紫邑亦然。”“此俗今犹沿袭，名曰打锣鼓。”⁽⁵⁸⁾不难看出，民国《镇安县志》和《紫阳县志》所述，绝非简单地承袭旧志文字，应有当时的事实依据。民国《云阳县志》所载更为具体，摘录如下：

农者相约，计日先后，相助插秧，邻村合作，夕阳蛙鼓，陇畔经行，人语灯光，隐约滕陌，盖拔秧多以夜也。二磴里、漕院庄诸里则以昼日具鸡豚以饫邻曲，乃至鸣炮喧阗，用相夸竞，谓之开秧门云……饷午极丰，人颁瞏鸡子二，新蒭大脔，团坐田畔享之，主人不惜费也。

……

耘姞之役，亦比邻相助。勤者三耘，次二之。多唱田歌以趣，省便且俾悦而忘倦也。歌者二人，一鼓一钲，植立众前。初操曼声为迎神之曲，间以短歌促节，涉及猥狎，以资欢笑。日晡则为送神谢主之词，男妇杂沓。闻某氏薅草，有歌鼓则群趋之，荷棐成队，常数十人。隔溪越岭，不远而至。淹旬之务，终日而毕。一以集众，一以促功，故相沿不废矣（原注：田歌惟薅苞谷草最多，薅秧则间有之）。⁽⁵⁹⁾

生产领域之外，互助之风在生活领域亦有较多体现。“五方杂处，俗各不同。然遇道路饥寒之人及乡邻丧葬无力之家，多有量力周助者”⁽⁶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