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2000年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尽管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中国的现实状况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巩固和提高已经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据此，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

鉴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奋斗目标，目前还难以量化，这里只是依据有关单位的测算，主要将物质文明奋斗目标一些最重要方面用指标量化如下：

（1）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就要达到35.8万亿元人民币，折成美元就是4.33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由目前的3.4%提升到7.6%。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中国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等因素预测来看，要从人均854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进入门槛3031美元，大约需要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从200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口增长率年平均0.7%，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600美元；2011～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口增长率下降为0.5%，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50美元，刚刚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水平。

（3）工业化率。2000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6.4%、50.2%和33.4%，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为50%、22.5%和27.5%。就前一个指标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就后一个指标看，又没有完成工业化，故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到2020年，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5%、55%和45%，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达到20%以下、40%和40%以上。这表明中国到这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4）城镇化率。2000年，中国为36.2%。近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个百分点。今后20年，中国将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每年还会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达到56%。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日本在1947～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城镇化水平由28%提高到75%，28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7个百分点。韩国1960～1981年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21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今后2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是完全可能的。

（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过去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9%。今后2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上可以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预计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2000元，2020年达到18000元。

（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2000年该指标为2253元。过去2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前些年，增速放慢，但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收入已经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将较快增长，按年均增长6%计算，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000元，2020年为7300元。

（7）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约为18%。据预测，21世纪头20年，这个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样，到2020年大约可以达到38%。这样形成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有利于中国在经济全面起飞阶段保持社会稳定。

（8）恩格尔系数。1980年，中国城镇和乡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和61.8%；2000年分别为39.8%和49.1%。20年来，这一系数城乡分别下降了17.1和12.7个百分点。但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呈加快下降态势，按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到2010年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和40%。此后，下降速度将趋缓慢，预计2020年分别为25%和35%。

（9）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中国2000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9平方米。近10年年均增加0.5平方米，且呈现加快提高的趋势。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向满足“住”和“行”需求为主的转变时期，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会继续快速提高。按一年增加0.5个百分点计算，2010年大约为25平方米，2020年将超过30平方米。

另外，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城乡人均住房只有0.78间，其中城市0.75间，镇和乡村为0.79间；城乡住房成套率约67%，其中城市71%，镇62%。人均住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家庭仍占9.1%，约3091万户，其中城市和镇约1520万户，涉及城镇人口近5000万。家庭洗澡等卫生设施较差，使用燃气、电等清洁能源燃料的家庭仅占27.5%。据此，建设部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住房标准是：到2020年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房、功能配套、设备齐全”。

（10）交通。依据交通部规划，到2010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要达到210万～230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5万公里，二级以上公路里程达到40万～45万公里，全国95%的行政村都通客运班车。到2020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要达到260万～300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7万公里以上，二级以上公路总里程达到60万～65万公里，全国所有行政村都通客运班车。

（11）教育发展程度。2000年中国文盲率、成人识字率和大学入学率分别为9.08%、85%和11%。据预测，到2020年三者可以分别达到0%、95%以上和30%。

（12）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计算机普及率为9.7%，考虑城乡人口分布、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等因素，全国为4.2%左右。1997～2000年城镇居民计算机普及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呈加速提高的趋势，加上城镇化进程加快，预计到2020年可以实现计算机普及率20%的目标。

（13）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2000年中国该指标约为30%。中国已经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社会保障制度将逐步完善。预计在较短时间内这一覆盖面将达到100%。

（14）人口预期寿命。200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4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预计2020年可以提高到75岁左右。^[3]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性和可行性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据有关部门按2000年价格计算，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5万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将由2000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仅从这个基本点（当然，这个基本点并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部内容）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个极其宏伟的任务，但同时又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实现这一任务就意味着中国要在1979～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的基础上，在2001～2020年仍将保持7.18%的年均增长率。在42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样持续高增长，在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这又是可行的任务。就当前中国的状况来看，明确这种可行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首先需要分析中国现阶段潜在的经济增长率。^[4]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表明：中国这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9%。关于历史经验，笔者已在有关论著中做过分析，^[5]这里仅就现实情况做些说明。①一方面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闲置生产设备和货币资本，不能结合成为现实有效的生产能力。②一方面全国城乡有数以亿计的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又有数以千万计的待开发的就业领域，特别是其中的社区服务业和家政服务业。③一方面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很缺乏，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才流向国外。据估算，当前中国人才资源只占全部劳动力资源的5.7%，高级人才仅为人才总额的5.6%。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万多人（其中公派的约占总额的一半），迄今回国的不到1/3。尽管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未根本改观。④一方面许多工业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很低（约为50%），另一方面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据有关部门测算，地区结构相似率，东部和中部为93.5%，中部和西部为97.1%。^[6]⑤一方面资金匮乏很严重，另一方面浪费损失也很严重。据测算，中国近几年市场交易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至少为10%～20%，直接经济损失年均5000亿元，假冒伪劣行为造成的损失至少为2000亿元，而由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7]至于由寻租活动而造成的损失就更大。⑥一方面，银行存贷款差额达到了巨大规模，2001年为30000多亿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10；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贷款又很困难。⑦一方面内需不足成为近五年来（1998～2002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在促进内需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住宅和汽车等产业又因为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限制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⑧一方面不少城市大量商品房闲置；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缺房户和无房户。⑨一方面，总体上说，消费品生产过剩情况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能有效地形成市场退出机制。据国家经贸委公布的信息，2002年上半年国内466种工业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只有51种，占排队工业品10.9%，与2001年下半年相比减少了5.1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415种，占排队工业品的89.1%，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8]⑩一方面，多年来许多重要工业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有过多的大量进口。比如，2001年中国生产钢材15745.4万吨，进口钢材也达到1721万吨。^[9]輥輯訛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严重地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浪费损失却很严重，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比如，经济发达国家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35%、纸产量的35%是由废旧材料生产的。而中国每年却有约500万吨废钢铁、20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废纸沦为真正的垃圾。每年丢弃的各类电池2亿多只。但每回收利用1吨再生资源，相当于减少4吨垃圾处理量，每回收利用1吨废钢铁，可以节省开采各种矿石20吨，节约1.2吨炼钢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每年综合利用的固定可回收再生资源中，一半以上没有得到回收利用，总价值达500多亿元。^[10]又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沙尘暴已增加到23次，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40亿元以上。中国目前沙漠面积已达到3400万平方公里，并在逐年增加。

以上说的主要是显性经济。如果再考虑到隐性经济，潜力就更大了。据有关学者预测，当前中国隐性经济规模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11]

产生上述各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市场取向改革未到位以及某些政策（包括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某些方面）的不完善或甚至失误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有的甚至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如果处理得更适当一些，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因此，这种种矛盾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很大的，把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定为9%并不算高。

现在的问题是：有无条件比较充分地发挥这些潜力，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回答是肯定的。

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效应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但这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能力方面已经走到尽头”的观点的论据呢？不能。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国际经验，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就国际经验来说，如果以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的英国算起（英国在17世纪下半期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下半期实现了产业革命），作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分配方式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这种市场经济制度在释放生产力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什么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才进行了20多年，就达到了这一步呢？

就中国当前实际状况来看，更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力方面还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经济的改革。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现在以至将来，国有经济都必须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相应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当前国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大约占了社会资本的2/3，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1/3。近几年来，国有经济效益有所改善，但并没从根本上改善其经济效益较低的状况。当前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有：①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在各种所有制、各个产业部门和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调整。②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同时扩大经济规模，提高规模经济和产业集中度，并要坚决破除垄断。③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制，既要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又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真正到位，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④国有大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要真正到位，主要是在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方面要真正落实。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注意的问题，即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并从根本上解决作为企业人力资本主要载体的科技工程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股权占有和收入分配问题，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⑤国有小企业的改革要真正做到放开搞活，并切实加以扶持。这可以极大地解放国有企业生产力和提高其竞争力，牢固地维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否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关系；否则就不是。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单靠非经济因素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2）在坚持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看到：改革以来，中国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只包括个体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百分之一。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三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有公有成分）约占1/3；如果不包括“三资”企业，约占1/4。但现实情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加就业（这一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显得特别重要），扩大出口以及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相对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劳资纠纷和偷税漏税等方面情况更为严重。但这些消极方面与它们的积极作用相比，明显是居于第二位的。而且，一般说来，私营企业都有一个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加强技术改造问题。对那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来说，还有一个把家族企业改造成为现代企业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而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发生犹豫和动摇。至于担心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就当前情况来说，那无异于杞人忧天。按照党的“十五大”的精神，“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2]而中国当前情况只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3左右，而且在“三资”企业中还有部分的公有制成分，谈不上优势，更是远远谈不上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当前国有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绝对优势。就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工业来说，2000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资产占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总资产的比重为66.6%，其中在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中占的比重更高。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开采业分别占92.7%、98.7%、78.1%、74.2%和93.8%；石油加工、炼焦业以及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延压加工业分别占90.9%、86.4%和71.8%；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自来水的生产供应业分别占89.1%、82.9%和90.3%。如果再算上资源性资产和无形资产，占的比重更要大得多。比如，当前仅国有的土地资产就达到25万亿元，约为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这还是静态的算法，如果再考虑到由级差地租规律的作用而必然导致的地价上升，其数量就更大了。当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是要保持控制力和竞争力。如果缺乏控制力和竞争力，即使原来比重再大，在市场竞争中也会逐步缩小以及丧失主导地位；反之，如果有控制力和竞争力，即使比重适当小一些，仍可保持控制力。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想问题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思维方法，从既定的某些原理出发，而不是把根本着眼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上，在这方面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858～1859年,马克思在为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经典表述时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3]就中国情况来说，非公有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不断地发挥出来。

（3）整顿和规范市场，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平等有序的、竞争充分展开的，包括产品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当前中国市场交易秩序极为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信用关系破坏殆尽。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也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着眼点要放在规范各种经济类型的市场主体的行为上。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是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如果不从这方面下手，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当然，其他有关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措施也是必要的。

（4）抓住已经“入世”的有利契机，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对外延伸，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中国2002年进出口总量大幅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率达到8%，就是“入世”后第一年扩大开放的良好效应。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因为世贸组织的原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它必然会同中国尚未得到改造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碰撞，从而推动改革的发展。还要看到：在中国深化改革遇到很大阻力的情况下，“入世”在这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三种社会群体：第一种是党中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反映了他们根本利益，他们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中坚力量。第二种是坚决维护并企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力量。这一部分人本来人数不多，伴随改革深化，人越来越少，他们不可能成为左右改革趋势的力量。第三种是企图维持改革现状的社会力量。他们既不同于第一类，也不同于第二类，企图维持改革现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掠夺社会财富。对他们来说，改革时间拖得越长，他们得到的私利就越多。那些以权谋私、利用商品市场交易秩序混乱、信用关系破坏以及股市和海关监管不严而获大利的人，就是这部分社会力量的主体。这部分人中有的还有权力，敛财手段很隐蔽，甚至披上合理的外衣，中国渐进式改革还不可能很快全部到位，他们的活动空间还很大，时间还很长，力量还在膨胀。这部分人对深化改革的威胁最大，很值得注意。这种分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符合西方经济学。恩格斯早就说过，生产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利益关系来分析社会群体。如果这样，就绝不是唯物主义，而只能是唯心主义。这里还需进一步指出：要利用“入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必须敢于走出去，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赋予成员国的权力，并保护好这种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在有限的过渡期内，保护好自己的幼稚产业和弱势产业，并着力提高它们的竞争力。

（5）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机构和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务公开，也会推动经济的增长。

2.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

在这个时代，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增长的主要力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已经达到60%～80%。不仅如此，它还成为改变经济周期形态（即延长经济高涨阶段和缩短经济下降和复苏阶段）、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近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并伴有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及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财政收支方面也由3000亿美元赤字变为2000亿美元盈余，以至于被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誉为“新经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在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基础作用结合得较为恰当，既较好地发挥了这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较好地限制了这两方面的消极作用。美国不仅是引进货币资本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引进人力资本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当前美国聚积了世界1/2的研究生，1/3的本科生，1/4的科技人才。但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显然，是一个主要原因。而科技进步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量。据统计，1998～2000年，中国高新技术工业产值由1.31万亿元增长到1.91万亿元，年均增长20.75%；高科技工业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12.4%提高到14.9%。到2000年，高科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4]如果再联系到其他方面，科技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更大了。比如，据测算，多年来，由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在中国水稻的增产中占了1/3～1/2。还要着重指出：科技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迅速增长。

3.中国当前工业化的阶段效应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当前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国际上划分工业化阶段，一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四个指标来衡量。综合这四个指标来看，可以认为中国工业化已处于中期阶段。但由于当前已处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知识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并正在迅猛增长。因而中国工业化虽然处于中期阶段，但已经与知识经济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这个工业化的阶段特征为中国今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三个极其重要的契机。

（1）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说，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在经历了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完成阶段之后，再进入知识经济化时代；而中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开始了与知识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在实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完成阶段的同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基本上实现知识经济化。如果撇开跨越式发展的具体内容不说，跨越式发展历来是经济发展后进国家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捷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这种跨越式发展在生产技术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由高新技术运用而直接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信息产业。②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现在世界上有的高级轿车的高科技含量已经占到其总值的70%。这样，作为传统产业的汽车业也就可以逐步演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上述两方面都会成为加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杠杆。但需要着重指出：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运用的主要载体。

（2）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中国当前工业化阶段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样，消费结构变化很快，由此带动产业结构变化也很快。以此为契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从千元级到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即从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消费到电脑、轿车和住房的消费，需要7～10年的积累期。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正处于这样的积累期。由此必然带动作为支柱产业的住宅和汽车业以及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业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有许多其他产业特别是新的产业的迅速发展。如休闲产业、银发产业、绿色产业、物流产业（特别是现代第三方物流产业）和环保产业等。“九五”期间，仅政府的环保投资就达到3600亿元，“十五”期间增长到7000亿元。在中国工业化现阶段，产业结构之所以变化快，除了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外，还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积累了巨额的物资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比如，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商品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达5亿吨。到2002年6月，居民储蓄存款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420亿美元，多年居世界第二位。

（3）制造业将进一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产业部门。中国工业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拥有比较强大的制造业，它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是：①强大的制造业本身，特别是其中的建筑和汽车等支柱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推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因素，还有许多行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比如，轨道交通目前在经济增长中异军突起，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国外研究机构预计，未来10年内，全球轨道交通3/4的投资将集中在中国。而且，其产业带动性很大。北京城市地铁的大规模扩建、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还有13个城市提出修建城市地铁，这些都是中国成为全球轨道交通建设第一国的主要因素，而这些是以轨道交通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的。②强大的制造业是中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物质技术基础。③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以其本身具有的优势（如在制造能力、技术和价格等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的市场，并至少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比如首先在东亚地区）成为（或即将成为）制造业中心。这样，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就有可能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杠杆。在2001年11月金边会议上，东盟和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十国与中国的“10+1框架协议”，建立中国和东盟十国的贸易自由区，预计未来世界将形成北美、欧盟、东亚三大经济板块。可以预计，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在建立东亚这一经济板块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两个理论观点：一是与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现代的市场经济反对对企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当然，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都主张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国际经验表明：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对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二是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实际上，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仅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过多次经济周期波动，市场取向改革以来也多次发生过这种状况。这样，在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经济热胀（即经济增速过快，通货膨胀）或经济冷缩（即经济增速下滑过大甚至负增长，通货紧缩）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健全的宏观调控就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而中国正是在这方面积累了全过程的、多方面的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①1992～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4.2%缓慢地下降到8.8%，处于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即9%）以内。②1998～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8%和7.1%，仍然处于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即7%）以上。③2000～2002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三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7.3%和8%，均高于1999年。而且2001年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实体增速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南亚地区经济下滑和世界贸易额大幅下挫造成的。2001年世界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分别下降了4%和1%，分别只有6.16万亿美元和1.44万亿美元。^[15]

这里所说的多方面就是在上述的每一个阶段都积累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经验。比如，在第一阶段形成了这样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宏观调控政策各项目标之间的协调；控制总需求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优化结构增加供给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物价调控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在第二、第三阶段又形成了以下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扩大内需战略与调整投资计划相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相配合；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消费需求相配合；扩大内需与加强外贸工作力度相配合；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调整结构相配合。^[16]

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发展与完善。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它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巨额的、宝贵的资本，是中国今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5.大国的正面效应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某些优势，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大国地位虽然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许多优势。①国内市场容量大，而且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容量会迅速扩大。这给经济发展会带来多方面的利好因素。一是为实行内需为主和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许多其他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所不具有的、诱人的优越条件；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回旋余地大，大大增强了抵御国际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的能力。②劳动力多，成本低，可以在某些领域内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③储蓄率高，人口多，储蓄总量大。④物资、人力和货币资本绝对量大，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某些重要的高科技产业。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上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它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其发展远非是改革前所能比拟的。2002年，中国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额已分别跃居世界第六位和第五位，成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越富越富”的良性循环效应。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其突出表现是：在2000～2002年间，先后相继取得了“申奥”、“入世”和“申博”的成功。这些成功反过来又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单位预测，“入世”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与奥运有关的经济可以提高经济增速0.2个百分点，与世博有关的经济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诚然，取得这些成功的因素包括另一方面的内容，比如，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国家的认同和赞赏，国际地位和威望有了空前未有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为这些成功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6.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诚然，当前存在诸多影响稳定的因素。如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甚至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部分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以及收入差别扩大等。中国能否实现稳定，是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并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但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把它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其主要措施是：

（1）依据较为可靠的计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率是能够达到7%以上的。在这种条件下，拿出3个百分点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是可以做到的。这就可以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适当提高，从而使他们稳定下来。

（2）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在前两种产业的某些生产环节上也要在不影响经济效益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操作方式。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城镇、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就业空间还十分巨大的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这些措施就可能逐步缓解就业压力，并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而不影响稳定大局的限度内。同时，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和出卖那些国有经济应该退出领域的国有资产等办法，切实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

（3）现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空间已经不大。发展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比过去大大下降了，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力由乡镇企业向农业倒流的现象。因此，当前改变农民人均收入增幅缓慢（其中部分农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需要在加快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坚决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和“黄箱”政策，加大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还要着力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小城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和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这样，就可以逐步缓解以至于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特别是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使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这个大头稳定下来。

（4）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企业中切实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实行有效的制约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包括改革审批制度），在政府投资中实行法人责任制度、招标制度和监理制度，实行政府采购的公开招标制度，在干部录用和使用中实行公开的考试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健全立法制度和实行公正的司法制度（包括依法行政），等等，都是从制度上切断贪污腐败根源的办法。大力提高各类人员包括政治和业务在内的素质，也是根治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从建立、完善制度上和提高人员素质上切断腐败根源，并不是说当前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当前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和惩治不力的情况下，加强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惩治，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这里还要提到：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还出现了新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的规则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定的。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7]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原则是同与贪污腐败相联系的不平等的竞争根本抵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入世”会从许多方面形成对贪污腐败的冲击。而且其冲击力的强度，是独有的，是其他方面所不能代替的。二是网络技术迅速、普遍地发展，为揭露和抑制贪污腐败提供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得贪污腐败分子很难藏身。总之，贪污腐败这个危及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最严重问题是可以逐渐得到遏制的。

7.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这无疑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必须肯定，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就由原来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这一点进一步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同时要着重指出：在世界多极化这个主流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一股一级化的逆流，即美国顽固推行的霸权主义。^[18]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这股逆流，并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清醒看到：苏联解体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的制度根源。而且，世界多极化只是一种主流发展趋势。它像任何主流一样，必然存在作为其阻滞因素的逆流，而且不排除这一逆流在某些时限内和某些问题上占上风。20世纪90年代先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就是一极化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这两次战争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且战争的一方是以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面貌出现的。但在实际上，主要是由当前正在发展并且是最强大的一极美国发动的。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并不只是限于军事上，还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并不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同时还针对转型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其他的经济发达国家。

这种一极化主要是由“两个不平衡”引起的。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削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力量（主要是美国）有了很大的增强。二是经济发达国家内部各国力量发展不平衡。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盟经济低增长，特别是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经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凭实力，在政治、军事方面也是凭实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平衡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经济和科技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一时还难以改变。诚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是一个打击，但直接经济损失仅为3000亿美元。对一个拥有十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富国来说，这不至于影响大局。最近先后发生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和施乐公司（这些公司在美国大公司中都位居前列）在财务会计上的丑闻，会对美国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也不会动摇它的根基。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失败以后，其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从整体上说，它都是得手的，因而其气焰更为嚣张。其三，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出现某种“绥靖主义”思潮，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缺乏有力的斗争，在客观上也助长了其气焰。这里需要指出：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开始有所转变，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我们仍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出相应准备；否则，就可能吃大亏。

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因而中国仍然能够争取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8.200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了充分、全面的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提供了根本保证

正像胡锦涛同志所总结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全面分析了新世纪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明确提出了党在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和推进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深刻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一个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报告，一个反映全党意志、体现人民心愿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十六大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总结过去与规划未来的统一，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的统一，必将有力地指导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满怀信心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19]

此外，还要提到大家不大注意而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又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即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负面效应（如重视第一、第二产业，忽视第三产业；重视生产，忽视流通；以及重视积累，忽视消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客观上又为拓展产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对认识中国有可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很有益的。当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现在也还是不小的障碍。

总之，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潜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即在2001～2020年实现年均增长7.18%的速度。对此，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心。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有些是严重的）和风险（其中有的是巨大的）。但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当然，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困难和风险，认真加以解决。否则，将不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不仅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一系列战略。就经济方面说，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八项战略：一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四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六是实施科教兴国，七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八是促进就业，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战略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大体上说来，可以把第一项战略看做是总体性、主导性的战略，第二、三、四、五项战略是第一项战略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具体化，第六、七项战略是实现第一项战略的两个根本性动力，第八项战略是实现第一项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鉴于第四、五、六、七项战略在本书其他章节已有论述，我们在下面仅分析第一、二、三、八项战略。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工业化道路提法的历史发展及新型工业化道路概念的特征

就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用过的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1）斯大林（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主席）依据列宁的思想，在确定重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从解决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的视角来论述工业化道路的。他提出：“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英国、德国、美国的重工业“或者靠巨额借款，或者靠掠夺其他国家，或者靠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建成的”。但“这些道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走不通的”。“厉行节约，积累为供给中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这就是我们要建立重工业所必须走的道路”。^[20]

（2）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从处理工业化中的重、轻、农关系的视角来论述工业化道路的。他说过：“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1]

（3）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依据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现阶段的特点，从发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相互作用，以及提高科技、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源使用等方面的效益的视角，来论述工业化道路。他写道：“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2]

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的提法虽各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主要是：①三种提法都是就工业化的一定历史阶段而言的，并没有包括工业化的全过程。如果认为它们各自包括了工业化全过程，那就不妥。②三种提法都是从工业物质生产这个范围论述的，不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整个国民经济，因而突出地反映了工业化道路的特征。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把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整个国民经济都纳入工业化道路，也是值得斟酌的。^[23]

但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概念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要求发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作用，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提法对较早在18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是不可能有的，对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苏联以及50年代上半期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也是不可能有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下特点。

第二，要求实现科技含量高。这首先包括以信息化为主要代表的现代高科技含量高。但如果把科技含量高仅仅理解为这一点是不全面的。就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一点固然是最重要的，居于主导地位。但就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说，还是要求实现先进适用技术含量高。

第三，要求实现经济效益好。苏联和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都实行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相对经济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优先发展轻工业，其经济效益是比较差的。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可以想象：如果苏联不实行这个方针，不在二战爆发以前，把钢的产量发展到4000多万吨，就不可能在二战期间粉碎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机器，从而捍卫住苏维埃政权。但中国1958年以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忽视甚至否定经济效益，在这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在逐步改善。今后这种趋势还会发展下去。但需明确：在中国正在建立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经济效益好，不仅包括宏观方面的工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益好，而且包括微观方面的工业企业要素营运效益好，并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

第四，要求实现资源消耗低。无论是对较早开始工业化的英国来说，或者对苏联以及改革以前乃至改革以后的中国来说，由于各种相同的原因或不同的原因，都发生过资源消耗高的问题。而在中国现阶段，有可能而且必须逐步做到资源消耗低。

第五，要求实现环境污染少。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般都先走过一段环境污染严重的路子，然后随着各种条件的形成，污染逐步减少。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前后的工业化，走的也是污染严重的路子。但中国现阶段，有可能而且必须走环境污染少的路子。

第六，要求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已有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苏联的工业化，或中国改革以前的工业化，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及其他原因，都实行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和某种限度内是必要的，并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但在1958年以后，中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到一个极端，不仅长期推行，而且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和轻工业所能承受的限度，以致多次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这样，苏联特别是中国优先发展具有资金密集型特点的重工业，使他们拥有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在今后工业化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以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这仅仅是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一个方面，当然是最主要方面。但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人才资源在全部人力资源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但由于人力资源总量大，人才的绝对量并不小。特别是在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以后，再加上成人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人才数量大大增长。因此，充分发挥这部分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一个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重要方面。

2.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依据

（1）依据对国内外工业化经验的总结。其突出表现有：①国内外工业化经验表明：跨越式发展，是工业后进国家赶上工业先进国家的重要捷径。跨越式发展包括多重含义，最重要的是生产技术和增长速度上的超常规的发展。就世界经济史看，英国曾经是工业先进国家，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后进国家，但它们利用后来发生的技术革命，发挥后发优势，都赶上和超过了英国。二战后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也是依靠跨越式的发展，大大缩小了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一五”时期（1953～1957年）依靠后苏联在经济技术上的援助，利用后发优势，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把许多工业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显著缩小了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又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又一次缩小了这种差距。党的十六大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中所包含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是依据历史经验和新的时代条件提出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它的实现必将进一步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②鉴于前苏联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曾经程度不同地发生的片面强调速度、忽视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强调了经济效益好的要求。③依据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发生过的资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重的教训，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还强调了资源消耗少和环境污染小的要求。

（2）立足于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分析。就为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提供的有利条件来说，主要有：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效应；知识科技进步效应；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同知识经济化的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正面效应；中国在1992～2002年期间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这些问题在前面已经做过详细分析。从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情况不仅是促进中国在长时期内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因素，而且是推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有利条件。

但这仅仅是中国现阶段国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人均水平并不高；在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上经济效益水平并不高；许多基本生产资源严重不足；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劳动力供求关系将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就业形势严重等。这些情况又表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具有异常的紧迫性，而且是十分艰难的。

（3）着眼于当代国际环境的分析。从20世纪下半期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呈现出以下四大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有了空前的大发展；二是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开始到来，这一点，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三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开始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四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走向多极化，并已成为一种主流，但同时存在一极化的逆流（即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显然，这种国际形势既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可见，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基于对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因而有充分的科学根据。

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在长时期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行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些问题将在下面分析。

（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般说来，工业化就是以手工工具作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以机械生产作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过程。因而，从本质上说来，它是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由此带动工业和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因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在工业化不同阶段和各种具体条件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内容是有差别的。因此，必须依据当前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特点及国内外有关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两方面）的科学分析来确定其具体内容。在这方面党的十六大做出了如下战略部署，即“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24]

（1）优先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具有先导性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尤为重要。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耗，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强大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而且信息化为加速推进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契机。当然，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工业化为信息化提供物质基础，对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应用需求。因此，离开了信息化的工业化，不是当代工业化，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在当代并不可取；离开了工业化的信息化，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片面发展信息化的道路也行不通。只有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与工业化逐步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为此，要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软件产业，提高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企业生产经营，都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加快信息化步伐；积极促进金融和财税领域信息化，发展电子商务；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等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要坚持面向国内市场需求，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当然，在大力推进信息化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动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近年来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200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接近1800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达17.5%。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距还很大，主要表现为规模小，产品质量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不多等。今后必须突出重点，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努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尽快使它们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2）积极发展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在内的传统产业，在中国当前已有相当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大，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因此，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加科技含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是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诚然，近几年，中国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工作力度加大，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重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产业摊子过大，产业集中度不高，工艺技术装备落后，资源利用率低，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与高附加值产品短缺并存等问题仍很严重，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这方面，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多年来一直是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能源、原材料基本上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水利设施、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善。但今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对基础产业的需求还十分巨大，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乡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还必须继续加强。对于这一点应当有足够的估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水利、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使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增强发展后劲。

在这方面，继续发展和提升制造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产业中的制造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统计，目前制造业直接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占整个工业的4/5，为国家财政提供1/3以上的财政收入，占出口总额的90%，就业人员达8000多万。还要看到，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显然，国民经济各行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提供的技术装备的性能和水平。而且，不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改造各个产业，不提升它们生产技术水平，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诚然，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中国技术装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有了明显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较低，质量及可靠性较差，在许多领域还缺乏提供先进和成套技术装备的能力。据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挤占。^[25]因此，振兴中国装备制造业，要以数控机床、重要基础设备为重点，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推进机电一体化，提高装备工业智能化水平；要依托重点技术改造和重大工程项目，为各行各业提供先进的、成套的技术装备；要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

（3）加快发展作为现代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扩大劳动就业和内需，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人民生活，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改革以来，中国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但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应达到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当前，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①总量不足，比重过低。2001年，中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33.6%和27.7%，^[26]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今后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②内部结构落后，传统服务业比重过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和不足。③服务领域狭小，服务水平不高。多数服务领域不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服务品种少，手段落后。因此，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幅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特别要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物流、旅游、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保健和体育事业。同时，要继续发展交通运输、仓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修理、美容美发等传统服务业，特别是要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积极发展家政服务、托老托幼、生活护理、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社区服务业。

为了实现上述的产业格局，仅从产业结构这个视角考察，当前中国必须从国情出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正确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1）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传统产业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与现代化的结合。因此，一方面要优先发展具有先导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发展作为支柱的传统产业。同时，还要切实做好二者的结合。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改造一定要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提高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要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在促进传统产业的提升和发展中，开辟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

（2）正确处理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一般说来，重工业的资金技术密集程度较高；农业、轻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商业、生活服务业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加快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但由于中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结构呈现多层次性，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很大需求、很大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前景。人力资源丰富，既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也是中国的一个突出优势。中国拥有素质较高、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较低，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独特优势，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从这一国情出发，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把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恰当地结合起来。既要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各产业都要根据比较成本原则，在保证产品技术质量水平的前提下，如果用劳动代替技术和资本，成本更低，就不要盲目追求技术和资金密集，而是可以多使用劳动力。当然，在生产关键部位和工序中要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在一般工序中则可以采取人工操作。

（3）正确处理发展虚拟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发展的产物，包括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产品等。实体经济是指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贸物流、建筑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因而，虚拟经济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又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发展不当，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就会形成泡沫经济，甚至会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导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至今经济陷入困境。1997年亚洲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泡沫破裂所致。这些经验表明：虚拟经济发展应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虚拟经济必须稳步适度发展，不可过度膨胀。因此，中国在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发展虚拟经济与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重视发展虚拟经济，但必须扎实发展实体经济。既要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又要防止和化解其消极影响，趋利避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持续快速发展。

（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在中国现阶段，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说，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极其重要。因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一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2001年，全国62%的人口和5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农村，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7]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这是从总体的方面说的。二是在2001～2020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需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2%，这也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在这方面，还要着重指出，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扩大内需的最大难题，从这方面来说，发展农村经济也是十分重要的。三是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全国人民都达到全面小康来说，发展农村经济也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当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拉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入还很不稳定。这样，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十分重要。

就中国当前情况来说，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需要采取以下四项战略性措施。

（1）积极推进城镇化。要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推进城镇化。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的教训说明：城镇化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才出现买方市场，而中国人均不到800美元时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收入低，巨大的农村市场没有活跃起来。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60%以上，而金融资产不到30%，社会购买力不到40%。农民收入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到2000年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36%，但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约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要低约20个百分点。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人均两亩耕地，户均七八亩耕地，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因此，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措施。而且，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可能一样，不能走世界上某些国家只发展大城市的路子。中国城镇化只能而且必须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方针，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要注重发展小城镇，但同时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需要指出：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对于推进中国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一项重要战略。为此，一是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必要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二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在城镇数量布局、规模把握、功能定位上，需要规划，不能遍地开花，盲目铺摊子，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要把小城镇建设的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并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三是发展小城镇的基础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为此，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并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四是要形成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机制。为此，要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开发。要在保护耕地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还要改革小城镇管理体制，形成符合小城镇经济社会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里还要着重提到：要充分认识农民工的重要性。现在跨地区打工的农民约有1.2亿人。可见，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城镇化必经过程；是扩大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增强工农业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文明辐射农村的一个现实途径。因此，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看待农民工。为此，要按照“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的方针，做好农民工的各方面工作。主要是：给农民工“减负”，减少各种收费，降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成本；搞好“服务”，包括建立劳务市场，提供就业信息，加强就业指导与培训，提供法律援助、劳动安全、子女教育等方面，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好的环境；给农民工“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还可以回乡种田，无后顾之忧。这既有利于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2）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为这是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的基本途径，是现阶段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由满足温饱需求向满足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转变，注重农产品优质和多样；由主要追求产量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由自求平衡转向适应国内外市场，更加注重提高竞争能力。通过调整，逐步建立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来源。而且，适应入世的新形势，也必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全面升级。为此，要通过区域布局调整，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改革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推进结构调整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主要表现是：①农产品品种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优质专用农产品快速发展。目前优质专用小麦已经占中国小麦面积的31%，“双低”油菜占62%，优质水稻占60%。②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高效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当前，经济作物占总播种面积超过30%，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30%，渔业比重达到12%。③农业生产布局发生了积极变化，主要农产品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中部地区发挥粮食生产优势，逐步成为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和退耕还林还草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一批优势农产品的种植带和养殖区开始形成。④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积极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组织劳务输出，形成了多元化的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

但是，农业结构调整还只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成效还是初步的。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需要进行长期努力。主要措施有：①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加快农作物和畜禽良种更新换代，提高农产品的分级、包装、储藏、保鲜和加工水平，控制农业生产的外源污染和农业自身污染。②调整种养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和渔业，特别是要发展优质安全的畜禽产品和奶类生产，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支柱产业。③调整农业布局结构，促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选择在国际市场有竞争能力或国内市场前景广阔、生产基础好的农产品，在优势区域相对集中布局，加快发展。④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向小城镇转移。

为了迅速有效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动结构调整的重大措施，重点培育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还必须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特别是要高度重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保证农业结构调整持续健康发展。确保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中国是人口大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包括粮食的需求还会逐步增加。而农业基础设施还较薄弱，还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因此，必须注意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使农产品供给能力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3）全面深化农村各项经济改革。这是现阶段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动力。主要包括：

第一，在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既是农业生产的特殊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这对于坚持农村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这是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由于承包地承担着双重功能，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因而土地流转，不能急于求成，并要特别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因势利导。

把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切实可行而又富有成效的创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司＋农户（包括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农户，行业协会＋农户等形式），实现千家万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龙头企业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农户，通过订单组织生产。公司主要发展加工、销售，提供种苗、技术、饲料等服务，带动农民搞区域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由此形成小农户、大基地的生产经营格局，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生新的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实践证明，实行产业化经营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促进农业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第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革20多年来，中国农产品流通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大部分农产品已经放开市场、放开价格。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是进一步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关键环节。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指导思想是：要市场化，要保护农民利益，要保证粮食安全，要减轻财政负担。根本出路还是放开搞活。在粮食主销区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粮食主产区也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实现粮食流通市场化。同时，要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实行重点保护，调整粮食补贴的范围和方式，把过去补在流通环节的费用，补在生产环节，补给粮食生产者。为此，必须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不能再吃国家“大锅饭”；必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建立有效的吞吐调节机制，灵活运用进出口和国家储备等手段，稳定市场和价格；必须打破地方封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搞好粮食产销区的衔接。

第三，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当前农民、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难和农村资金外流比较突出。这既有资金供应的原因，也有信用制度不完善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改革要着眼于两个目标：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据此，今后要在三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①构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能够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即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合作金融共同发挥作用的农村金融体系。②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是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自我约束机制。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作用。同时，国家要给农村信用社以必要的政策支持。③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通过贴息、减税等形式，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

第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农村继实行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要按照减轻农民负担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对现行农业和农村领域的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是“正税清费”，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统一规定的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实行一事一议。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只负担农业税及其附加。农民照章纳税，政府依法收税。

2000年，这项改革率先在安徽试点，取得了积极效果。这项改革从分配上理顺和规范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带动了农村机构改革，对农村上层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总结安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试点已经扩大到20个省市。各地情况表明：这项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要坚持三项原则：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方式，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村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

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还要进行各项配套改革。主要有：①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②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③要健全公共财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合理确定县乡政府事权和财权，凡是不应该由农民出钱的事都要减下来。

（4）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这一点，在当前既有特殊重要性，也有众多有利条件。

一般说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当前，中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农业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较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再加上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农业发展先天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而且，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份额逐步下降。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为了避免出现工农业发展失调，也必须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还有，中国正处在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时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农业处在效益比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不能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加强农业，必须由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农业补贴，为了增强农业竞争力，更需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还要看到：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2002年第二、第三产业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农业降到了15%以下，经济总量将超过100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800亿元。过去靠农业支持国家的工业化，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了。随着国家财力增加、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政府更有条件增加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的方向是依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用好‘绿箱’政策，用足‘黄箱’政策”。主要有：①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包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②加大农业公共服务投入，包括建立和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植物病虫害防止和动物检疫防疫体系。③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包括生产环节和运输环节的补贴等。④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为此，要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和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要依据条件逐步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⑤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切实做到义务教育由财政负担。这对减轻农民负担，培养农村人才，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重大意义。

（四）扩大就业，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形成产业后备军，即庞大的失业队伍。传统理论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即使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城市，特别是在农村，也存在众多的失业群，不过只是表现潜在的形态。但在中国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模式转轨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失业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引起的。

（1）中国现在人口总量特大，劳动力总量特多。根据有关资料，2000年中国15~64岁人口为8.5亿，2010年将达到9.7亿，2020年将达到9.97亿。预计“十五”期间全国新生劳动力供给将达到4650万，城镇现有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1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以上。

（2）由于结构调整，第一产业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上亿农村劳动力将进入城镇；一些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部分资源枯竭的矿山需要关闭，将引起大批工人转岗失业。

（3）企业管理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原来就存在的大量冗员需要分流。加入世贸组织，一些行业受到冲击，将加剧结构性失业现象。

（4）由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很快，必然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

（5）由于技术更新和新型产业迅速兴起，部分低素质劳动者不适应市场需要而失业或难以就业。

（6）在保持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总量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有所减缓，对劳动力的吸纳量相应减少。

（7）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以及劳动用工业的制度、职业培训和创业政策，乃至职工就业观念等方面，也都有不少问题，从而加剧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从来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现阶段，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从而关系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而，扩大就业成为一项长期的、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中国现阶段，扩大就业的主要措施是：

（1）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扩大就业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一般说来，在就业弹性系数不变的条件下，就业总量的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是成正比的。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2年5年发行6600亿元建设国债，带动3万亿元的社会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据有关统计，仅国债投资每年带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由此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要努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2）稳步地、有效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这是中国当前扩大就业的一项最具潜力的措施，主要是：既要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又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既要加强农业基础，又要改造提高乡镇企业，稳步推进城镇化。

（3）积极地、有效地推进各项经济改革。这也是当前中国扩大就业极具潜力的措施。主要有：①大力发展各种所有制（主要是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中国当前各类中小企业超过800万家，占注册企业总数的99%，提供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因此，要切实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创业审批，扩大融资渠道，减轻税费负担。社会有关方面也应积极为企业提供投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对外合作、法律咨询等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此同时，从领导到职工都要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组织起来再就业。这实际上也是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主要是非公有制）扩大就业的一种形式。②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包括扩大出口、引进外资和劳务输出等，以直接和间接拉动就业的增长。③切实有效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以根本改变国有经济效益低下状况，提高占有社会资本大部分的国有经济增值能力和积累能力，由此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扩大就业率。而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实际上，中国当前的许多困难（包括就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同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和改革长期不到位有关的。

（4）大力加强职业培训。要大力开展劳动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劳动者就业、再就业并稳定就业。为此：①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将工作重点由基本生活保障转为就业保障，对有创业愿望和具备条件的人员进行创办企业培训。②加强企业职工培训，发挥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作用，对职工开展新技术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③面向初高中毕业生普遍开展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创业能力。④广泛利用现代通信技术，面向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远程再就业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和职业资格培训。⑤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把职业培训、就业指导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5）着力扶持劳动就业弱势群体。目前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矿区，以及年龄较大的下岗职工和病残职工。政府要采取政策措施，扶持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在中国现阶段，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是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但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质量，不仅是生产的根本目的，而且因为消费需求在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大需求中占了大部分，又是起决定作用的最终需求，因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就中国当前具体情况来看，改革以来，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是，这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

为了实施这项战略，当前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有以下五项：

（1）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适当降低积累率（或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需要着重指出，中国当前提高消费率不仅存在巨大的空间，而且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前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适度积累率应为25%左右；改革以后，人们认为适度积累率应为30%左右；但实际上许多年份都超过了30%，2002年投资率高达42%，预计2003年将达到45%，显然过高。与此相对应，消费率过低。这不仅同中国历史水平相比是这样，就是与国际水平比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80%，而中国1990~2001年期间平均消费率不足60%。^[28]长期消费率偏低，降低了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会造成已有的生产能力闲置，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

（2）改善消费结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推动产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应该看到，中国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以后，产品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消费热点开始向住房、轿车、高档家电等方面发展。但目前城乡消费环境和政策都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为此，要继续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全面落实住房货币化分配政策，全面开放住房市场，降低住房成本和售价，开发建设更多更好的廉价商品房，满足广大居民的住房需求。还要顺应汽车特别是轿车消费高潮已经加速到来的形势，鼓励汽车进入城乡居民家庭，消除各种政策障碍，加强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同时还要加快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方便居民出行。要积极扩大个人消费信贷，完善信用体系，促进居民在住房、汽车和其他高档消费品的消费。②以全面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体能健康素质为目标，扩大居民在教育、旅游、信息、家政服务、文化娱乐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消费。在这方面，要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优化配置这方面的资源。

（3）提高生活质量。当然，提高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条件和内容。但在中国各种污染还未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大力发展绿色产品、改善生态环境和降低环境污染。这也是当前改善生活质量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4）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般说来，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内容。但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发展包括失业、医疗、养老和社会救济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5）进一步开展扶贫、助老和救残事业，是改善这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也特别值得重视。因为，目前中国农村仍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有上千万贫困居民；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9000多万，占人口总数7.1%，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因此，继续加强扶贫工作并积极发展为老龄人、残疾人服务的各项事业，仍然是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

【注释】

[1]本文写于2003年。其中第二部分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

[3]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52、93、118、320、612页；《经济日报》2002年11月22日第10版、12月23日第10版，2003年1月5日第2版、2月19日第2版。其中价值量指标是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

[4]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5]详见拙著：《发展的效益型与改革的市场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23页。

[6]《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02），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7]《经济日报》2002年6月24日第5版。

[8]《经济日报》2002年4月24日第12版。

[9]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2年第4期，第16、40页。

[10]《经济日报》2002年6月13日第1版。

[11]隐性经济是指那些处在政府管理监督之外或者背着政府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它们不在国家的正式统计之内，是不合法的。中国的隐性经济由“灰色经济”和“黑色经济”两部分组成，其中“灰色经济”占了大头。“灰色经济”主要指没有纳税的收入，一部分是在国家监控之外的非法经营，另一部分是在职职工的非工资性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偷、漏税情况十分普遍。粗略估算，50%的国有企业、80%的乡镇企业、60%的合资企业、95%的个体户都存在偷、漏税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高收入者的纳税问题，这些人的收入中50.2%来自工资性收入，其余一半几乎无法控制。“黑色经济”是指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财产、走私贩毒、卖淫嫖娼、黑社会、制假卖假、洗钱等（《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28日）。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14]《经济日报》2001年8月23日第1版。

[15]《经济日报》2002年5月3日第1版。

[16]详见拙文：《“九五”时期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载《博士论坛》2001年第3期，第70～8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18]现在海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只讲多极化，不讲一极化。这种观点从主要方面说是对的，但不全面。二是把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称做单边主义。这种观点有模糊矛盾的缺陷。但应肯定，“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提法是科学的。

[19]胡锦涛：《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9页。

[20]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48～44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4页。在论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关提法以后，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近来有人发表文章认为，“我国选择传统工业化道路，无疑受到早期发展经济学理念的影响。”（《经济日报》2003年2月19日第11版）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离谱的观点。第一，如前所述，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是直接来自于列宁的有关思想。列宁关于苏联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他于1893年写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提出的在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二是基于十月革命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分析。第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又是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思想以及他领导下的苏联工业化的实践。诚然，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工业化道路问题）都暴露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曾提出以苏为鉴。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倾向，并依据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工业化道路方面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当然，在实际上，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毛泽东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推到了极端，变本加厉地向前推进了。第三，发展经济学虽然产生较早，但它的发展是在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以后。这样看来，中国选择传统工业化道路，怎么可能同早期发展经济学有联系呢。诚然，该文作者也认为，“也许当时我国的领导人并不十分了解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著作”。但在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领导人并不十分了解发展经济学，又怎么可能影响中国选择传统工业化道路呢？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一点。而是在于中国在1952年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论在体制模式或发展模式（包括工业化道路）上，虽然有结合中国情况进行创造的一面，但主要是沿袭了苏联的做法。所以，不论中国领导人是否十分了解发展经济学，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都不可能受到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2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23]同②。在这方面，最近有一篇文章把工业化道路设置得太宽。他们提出了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六大特点：（1）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2）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3）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4）在发展方式上，追求高速度和粗放式发展。（5）在工农和城乡关系上，工业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积累资金。（6）在国际关系上，因特殊的历史背景，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经济日报》2003年2月19日第11版）。仅就这些论述本身来说符合实情，也是学术探索中的一种常态。但是，问题在于它超出了工业物质生产的范围，涉及所有制和经济体制，还涉及整个国民经济，这在实际上就淹没了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

[2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25]《经济日报》2002年2月30日第9、11版。

[26]《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2、118页。

[27]《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93、119页。

[28]《经济日报》2003年4月2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