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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教育的关系_教育哲学

时间:2022-06-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哲学与教育的关系_教育哲学三、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对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杜威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古代的哲学必然关注教育问题,教育也成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议题,教育思想成为哲学家思想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把教育作为检验和实践其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

哲学与教育的关系_教育哲学

三、哲学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杜威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哲学是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12]哲学家德贺夫(De Hovre)也认为,“哲学乃是指引教育学的明星;可是教育学也同样是人生观的向导和试金石。哲学家应指引教育家,可是教育家也同样能校正哲学家”。[13]两位哲学家对哲学与教育的论述异曲同工。

(一)哲学和教育的历史渊源

首先,从教育看哲学的产生。杜威提出“欧洲哲学是在教育问题的直接压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14]最早的哲学是关于宇宙的本体论哲学,与其说是今天理解的哲学,不如准确地说是科学史的一章。因为最早的哲学是知识的汇总,各门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汇聚其中。后来是被称为诡辩家的教师,不断和青年讨论德行、政治艺术、城市和家政管理,从此,哲学开始转向人生的探讨,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哲学。这些诡辩家是第一批专业的教育家,他们和青年人讨论:什么是美德?美德能教吗?什么是学习?学习与知识有什么关系?什么是知识?知识是怎样获得的?是通过感官,还是实践锻炼,还是通过理性训练?讨论知识与德行之间有什么关系?理性与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教育中所探讨的这些问题,就是哲学问题,此时的教育就是哲学教育。正是因为诡辩家的教育,催生了以探讨人生意义为己任的哲学。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就是哲学家。

其次,从哲学看教育理论的产生。教育理论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例如我国古代的《学记》,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ius Quiutilianus)的《论演说家的教育》等都是如此。二是哲学家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如我国古代孔子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都是其哲学思想的应用。他们的教育思想也都包含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其教育思想与哲学是同一的。如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德国教育家那托尔普在评价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时,也指出“在柏拉图,哲学与教育学是完全一致的”。[15]为什么古代的哲学家都如此重视教育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通过教育来表达他们的哲学信念,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教育推行其哲学主张,实现哲学所构想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教育是其哲学观念的实践。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既是政治学说的构想,也是教育的构想。它既构想了理想国家的政治体制,又建构了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教育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哲学家又都是教育学家,因为如同杜威所说的“如果一种哲学理论对教育上的努力毫无影响,这种理论必然是矫揉造作的”,[16]真正的哲学理论必然包含教育上的努力;也正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的“真正的教育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实施”。[17](www.guayunfan.com)

所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早期的哲学家都是教育家,他们的哲学著述中都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近代的卢梭、洛克康德,以及当代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等,他们都有关于教育的论述或专门的教育著作。

哲学家与他的教育思想

孔子:道德人格的培养与仁义的追求——六艺的教学、有教无类的平等观因材施教。

孟子:性善论——仁义礼智四端的发扬、民本王道、虚心养气等。

荀子:性恶论——礼治教育、尊师重道、境教等。

苏格拉底:诘问法——知行合一、知德一致、了解自己。

柏拉图:理念现实二元世界观——理想国的教育。

卢梭: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教育观。

菲希特: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教育精神。

裴斯塔洛齐:自然主义——平民教育。

斯宾塞:进化论——预备说的教育论。

杜威: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教育。

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文化教育学。

考察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谱系,哲学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最早把教育学推上大学讲坛的是哲学家康德,他于1774—1776年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了4个学期的教育学,其讲稿《论教育》于1803年由学生林克整理出版。把教育作为一个近代问题提出来的是哲学家洛克,他于1693年出版了《教育漫话》。把教育变成一个思想体系并奠定人本位教育基础的是哲学家卢梭,他于1762年出版了《爱弥儿》。实现教育学独立,把教育学变成科学的是哲学家赫尔巴特,他在1806年出版了《普通教育学》。赫尔巴特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础上,一是实践哲学(即伦理学)的基础,二是心理学的基础。依据前者提出教育的价值和目的,依据后者提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其实,即便是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也同样涉及哲学的价值判断,比如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教学追求知识,还是追求能力?这同样离不开知识论。所以,自从赫尔巴特以后,哲学成为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最深层、最核心的是哲学问题。

总之,古代的哲学家与教育家具有极大的重合性。古代的哲学必然关注教育问题,教育也成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议题,教育思想成为哲学家思想的重要部分。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学科的建制和分化,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已不存在了,哲学内部也被分割为许多领域,哲学家只关注自己的领域,如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等。教育问题不再为所有哲学家所关注,而只是教育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过,与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不同,哲学家研究教育问题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多,教育哲学一般多不在哲学系开设,而是在教育系、教育学院开设。教育哲学淡出了哲学家的视野,而成为教育家的营生。

哲学家关注教育问题,教育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演绎,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实现其哲学思想的途径或者是检验其哲学思想的武器或试验田。但教育家关注哲学问题,性质就有所不同,教育家关注哲学问题,是因为教育理论的需要,教育理论离不开哲学,而且归根结底是哲学问题。

(二)决定教育的最后依据是哲学

杜威说,哲学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这是因为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把教育作为检验和实践其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很少是专门的哲学家,也很少有系统的哲学思想,更谈不上去实践、实验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否意味着,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就不需要哲学了呢?是否意味着杜威的这一著名判断就不适合了呢?答案是“非”。

教育需要哲学,从根本上说,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哲学从性质上说,具有总体性、普遍性和终极性。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它关注整体性存在,探讨终极问题,对一切学科和活动都具有指导作用,其中也包括教育。其二,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更紧密,因为哲学是对人生和生活的反思,是影响人生行为的智慧。这就决定了哲学对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康德所说,“无哲学的教育是盲的,无教育的哲学是空的”。

从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往往是哲学理论的引导在先,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随着时代哲学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如希腊的文雅教育是当时重视理智、崇尚理想的哲学思想的反映。罗马的实用教育,是当时注重能言善辩、崇尚实际的哲学思潮的表现。中世纪的宗教教育受经院哲学的控制。文艺复兴的人文教育受当时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16~17世纪教育理论重视感觉经验、直观教学及科学知识,是受当时唯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18世纪人本位的教育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发展独立的人格,是受个人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19世纪社会本位的教育主张社会价值高于一切,教育要培养社会我,是受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上半叶的教育受现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培养学生的知识、理性、能力,注重科学知识的教育;下半叶受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培养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教育成为哲学的附庸,而是因为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教育也是时代的教育,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教育为什么要随着哲学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因为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问题。例如,教学中教师如何对待学生,这与如何看待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有关,学生是主体,还是客体?这已经涉及教育哲学问题。再深层地推进思考,学生被视为主体还是客体,又与所秉持的人性观和人的发展观有关。如果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本身具有内在的潜能,发展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过程,那么就会把学生当主体;反之,如果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是白板,所有的一切都是后天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发展的过程是外部施加影响的外铄过程,那么,教育中就会把学生当客体。教育中的问题,诸如教育性质的认定、教育目的的确立涉及价值论,课程内容及其组织、学习的性质等涉及认识论和知识论;道德教育及其实施涉及道德论等。总之,在寻求教育答案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反复地追问,最终肯定是一个哲学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哲学假设和判断。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曾说:“大多数一般性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本身的问题。”[18]谢密斯也说:“所有的教育问题最终都是哲学问题。”[19]不同的哲学假设会导致不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教育观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哲学观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决定教育的最后依据是教育。

决定教育最后的依据是教育,这意味着杜威阐述教育与哲学关系的那句至理名言“哲学是教育的一般原理”同样成立。教育问题最终追溯的结果就是哲学问题。所以,我们的教育行为如果不是一个盲目的行为,不是一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而是一个自觉的行为,就必须知道一种行为背后的哲学依据。对一种教育行为的自觉,是对其行为的价值的正当性判断,是基于对其背后哲学依据的选择和认可。我们是基于最深层的哲学依据建构我们的教育理论,决定我们的教育行为。反过来,我们同样通过教育行为的实践,检验其哲学依据的合理性。

所以,对于教育者来说,哲学是构建教育理论,选择教育行为的一般原理;教育也是实践其背后的哲学思想,检验哲学依据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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