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焦虑理论_中小学教师状态焦

状态焦虑理论_中小学教师状态焦

1．4　状态焦虑理论

1．4．1　Spielberger的状态—特质焦虑理论

Spielberger（1972）的状态—特质焦虑理论是在Cattell（1961）提出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Spielberger认为，状态焦虑的唤醒要经过一个如图1．1的流程。

图1．1　Spielberger的状态—特质焦虑示意图（Spielberger，1972）

首先，个体对外部刺激的威胁性进行评价，当个体将刺激评价为对自己有威胁或不能有效应对时，状态焦虑就会被激发。表现为预期性的焦虑、紧张和主体的忧虑感觉，同时伴有因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唤醒而产生的生理反应。其强度依赖于个体体验到的威胁的程度，持续时间依赖于威胁存在的时间及个体以前处理相似情境的经验。其次，这种不愉快的焦虑体验受特质焦虑反应倾向的影响。正因特质焦虑这一影响才使不同个体表现出焦虑反应的差异。再次，面对焦虑，个体需采取一定方式把被唤起的焦虑降到最低，但所采取的方式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防御机制。这一过程的发生最终导致了行为的发生。最后，两个反馈机制进一步调解认知评价——感觉和认知使个体感受到不愉快，这种感受上的反馈会引发一连串的行为以应付或避免威胁，并改变认知评价，最终降低状态焦虑。在这个过程中，认知评价起核心作用，同时受特质焦虑的影响；从行为发出的反馈主要是个体对自己的防御机制和行为反应的评价。个体对于自己防御方式的有效性及行为反应的价值和效率的判断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

显然状态—特质焦虑理论的提出使焦虑的理论构想转变成了实际可操作的概念，启发人们不仅可以对其进行定性研究，还可做定量分析，从而结束了焦虑只有定性研究的历史（杨国愉，2007）。它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参照，使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教师状态焦虑的结构。但该理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状态—特质焦虑的流程图可以看出，特质焦虑水平高的个体状态焦虑水平一般也很高。但Hodges（1968）在研究不同特质焦虑水平被试在心理威胁和身体危险方面存在的差异时发现，高特质焦虑的被试在心理威胁情境表现出了更高的状态焦虑水平，在身体危险情境下则没有表现出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之间的相关。可见，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之间的关系并非像Spielberger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其次，该理论只就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之间的发生、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个流程图，并未解释清楚焦虑的具体认知机制。再次，该理论假定状态与特质焦虑都是单维结构，针对的只是一般焦虑现象，没有针对特定焦虑群体。而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状态焦虑还是特质焦虑都应是多维结构，且不同群体中的结构维度也不同。因而，我们对教师状态焦虑结构的建构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

1．4．2　Martens的运动竞赛状态焦虑结构

Martens（1982）在前人对运动技能与焦虑水平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对运动竞赛状态焦虑的结构进行了探讨，提出将运动竞赛状态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3部分，且每一部分对运动竞赛成绩的影响都不同。认知状态焦虑是对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主观上认知到某种危险或威胁情境的担忧，它由对自己能力的消极评价或对比赛结果的消极期望引起，主要以担忧失败、对自己讲一些消极的话，以及不愉快的视觉想象为特征。躯体状态焦虑是竞赛时或竞赛前后即刻存在的，由自主神经系统所引起的激活或唤醒状态的情绪体验，是直接由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所引起的。状态自信心是指在竞赛时或竞赛前后，运动员对自己的运动行为所抱有的能否取得成功的信念。Martens研究发现：认知状态焦虑与操作活动水平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状态自信心与操作活动水平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躯体状态焦虑与操作活动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

经过10年左右的研究，Martens等人于1990年又提出了一个焦虑产生原因的三因素模型，认为对结果不确定性的知觉（PU）、对结果重要性的知觉（PI）和竞赛特质焦虑是影响对威胁的知觉和由此产生的竞赛状态焦虑反应的最重要变量。他们假定前两个变量（PU、PI）是倍增关系，且只有二者同时存在时，威胁才会存在。这一关系可以简化地表示为，T＝f（U×I）。第三个因素，竞赛特质焦虑则独立地影响威胁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关系如图1．2所示。

此模型中，对结果不确定性的知觉的界定来自于1972年Kagan的解释，指一种无法预测未来的状态，特别是如果个体拿不准是否将经历惩罚、躯体伤害、失败或拒绝这些潜在的不愉快事件时，这种不确定感就更加强烈。对结果重要性的知觉是个体知觉到的获得有利结果的价值，这一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结合。内在价值包括控制感、竞争力和自尊的提高等；外在价值则是一些物质回报。

图1．2　Martens等人的竞赛状态焦虑流程图（Martens etal．，1990）

Martens将运动竞赛状态焦虑分为认知状态焦虑、躯体状态焦虑和状态自信心3部分，对我们认识状态焦虑的结构和本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说明状态焦虑本身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一个多维的结构，由认知、生理等部分构成。但Martens等人所研究的运动竞赛状态焦虑是一种在特殊应激情境表现出来的特殊状态焦虑，这与一般人群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状态焦虑有很大不同，因为普通人群中没有谁会经常处于高度应激状态。而且，在他们的竞赛状态焦虑流程图中，影响状态焦虑反应的主要变量只有对结果不确定性的知觉、对结果重要性的知觉和竞赛特质焦虑3个变量。这一状态焦虑产生原因的分析，针对每一特定的比赛可能适合。但对于其他群体，其状态焦虑的产生原因可能还有所不同，比如教师群体。所以，该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不同群体的状态焦虑结构不同，在教师群体中，会有其特有的状态焦虑结构。另外，其对结果不确定性的知觉、对结果重要性的知觉这两个变量对于我们建构教师状态焦虑的控制感焦虑维度有重要参考价值。

1．4．3　Endler的焦虑多维交互作用模型

Endler和他的同事们（1991）通过30多年实验研究，针对个体与情境变量如何交互作用进而产生焦虑反应提出了一个焦虑多维交互作用模型。在此模型中，焦虑表现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部分，而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又分别表现为多维的结构。

状态焦虑，被定义为一种具有紧张和自主神经系统唤起成分的不愉快情绪状态，包括两部分，即“认知—忧虑”和“自发—情绪反应”。“认知—忧虑”是自我在思想上对缺陷和可能的失败的关注；“自发—情绪反应”由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组成，包括心跳加速和口干。状态焦虑主要受特质焦虑和情境影响，在特质焦虑各维度与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下，状态焦虑可能会把实际相关情境的威胁性放大。

特质焦虑是个体在应激情境中表现出焦虑的一种可能性，至少包括4个方面：社会评价、身体危害、不确定性和日常事务。在此，社会评价维度指个体在被他人观察或评价的情境中状态焦虑水平升高的倾向；身体危害维度指个体在躯体可能受伤害的情境中状态焦虑水平升高的倾向；不确定性维度指对个体来说比较新奇但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日常事务维度包括个体的日常例行公事情境和一些无关紧要情境。随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Endler等人（1989）发现自我表露和分离焦虑也是特质焦虑的重要成分，对焦虑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他们将其作为特质焦虑的另一重要维度，命名为“其他不确定事件”。具体如图1．3所示。

图1．3　Endler（1989）的多维状态—特质焦虑图

Endler等人（1983）强调，在研究人的行为时既要重点考虑人和情境的重要性也要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因而，一个高特质焦虑个体只有在与其匹配的情境里才会比一个低特质焦虑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状态焦虑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典型压力情境与特质焦虑的维度不匹配，个体状态焦虑水平就不会变化。比如，将一个高社会评价、低身体危害特质焦虑的个体暴露于他／她感觉被社会评价的情境，比将其暴露于他／她感觉到身体危害的情境里会表现出相对更大的状态焦虑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当威胁的社会评价情境与社会评价特质焦虑相匹配时，个体才受情境与特质焦虑的交互影响；当情境变量与社会评价特质焦虑不相匹配时，这种对个体的交互影响就不会发生。可见，Endler的理论解决了Spielberger理论中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之间关系过于简单的问题。因而，依照多维焦虑模型，在探究个体的焦虑状况时，既要考虑潜在的倾向因素（特质）又要考虑个体知觉到的表面应激情境。

当前，有很多实验室和现场研究对焦虑的多维交互作用模型进行了验证性研究，包括空手道情境、牙科手术情境、舞台上演员表演情境、骑马情境、医院情境和银行情境等，有80%的研究结果支持该模型（Endler，1997）。焦虑的多维交互作用模型理论无论对于加深和拓宽状态—特质焦虑的研究，还是对于从实证角度出发，多层面、多视角理解焦虑及其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都是开拓性的成果。

该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一般焦虑现象中，无论是状态焦虑还是特质焦虑也都是多维的结构。但在该模型中，研究最多的是情境和特质焦虑的匹配情况及其相互作用进而产生状态焦虑的问题，对于状态焦虑本身的结构和作用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对于状态焦虑的具体认知加工过程也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另外，在该模型中，无论是状态焦虑还是特质焦虑中都包含着认知的成分，但到底是状态焦虑受特质焦虑各维度认知因素的影响还是自有其全然不同的认知加工特点这一点并不明确。再次，我们看到在该模型中，特质焦虑的很多维度恰恰是前面很多理论中引发状态焦虑的事件所包含的特征。所以这一模型不像是状态—特质焦虑模型，更像是一个专门的状态焦虑模型，只不过包含了引发状态焦虑的各类事件的特征。最后，这一理论模型中的状态焦虑结构与Martens等人的运动竞赛状态焦虑的结构有很大区别，可见不同群体的状态焦虑结构存在差异。那么在教师这一群体中，其状态焦虑的结构是怎样的呢？状态焦虑教师的认知加工特点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后面的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

1．4．4　状态焦虑的行为反应模式理论

Beck＆Shipherd（1999）提出两种因不同心理过程而产生的状态焦虑行为反应模式。一种与个体对压力情境的适应（habituation to stress）有关，即很多个体在威胁性事件发生时经历了较高水平的状态焦虑，但当事件不断重复发生或个体被持续暴露于威胁性事件中时，其状态焦虑水平会渐趋减弱；第二种与个体对压力情境过于敏感有关（sensitization to stress），即当被试面对压力情境时，状态焦虑水平迅速升高，而且，不管个体被持续暴露于威胁性事件中的时间有多长，个体的状态焦虑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所以，当个体表现为以上这两种模式时可分别称为焦虑适应者（habituators）和焦虑敏感者（sensitizers）。

他们进一步指出，导致状态焦虑行为反应模式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担忧，而担忧则是自我关注、当前情境、个体行为的潜在后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Borkovec et al．，1983）。担忧主要通过增加工作记忆的要求和负担来阻止信息的加工，从而使不同个体在同样情境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焦虑行为反应模式。因而，焦虑敏感者与焦虑适应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其担忧水平的高低。焦虑敏感者之所以无法像焦虑适应者那样很好地适应压力情境，就是因为焦虑敏感者在压力情境中比焦虑适应者要使用更多的认知资源。比如，研究发现，焦虑敏感者比焦虑适应者拥有更多与恐惧有关的想法或观念，焦虑敏感者还倾向于对知觉到的威胁念念不忘，因而占用了大量的认知资源。总之，这些发现表明，担忧使个体变得敏感并进而阻止其适应压力情境（Addison et al．，2003）。

该理论从认知干扰的角度对状态焦虑的不同反应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不同个体在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境中为何存在不同的状态焦虑行为反应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为我们从更广阔的空间对状态焦虑进行研究提供了参照和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对教师状态焦虑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1．4．5　Bandura的效能期望理论

依据Bandura（1977）提出的效能期望理论，在应对困难的时候，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困难的信心决定了个体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那些怀疑自己能力的人将会放弃克服困难的努力并感到脆弱和恐惧。所以，焦虑的产生决定于两个因素：自我效能评估，即对自我能否成功做事的认知；结果的预期，即对可能出现结果的预期。在Bandura看来，焦虑更多的由个体对自我效能的评价决定，而不是对结果的预期。

自我效能感使个体在面对障碍和厌恶性经验时决定是否采取积极应对行为，以及花费多大努力和坚持多长时间（Bandura，1978）。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和程度通过影响个体的劳动强度和时间来影响绩效水平。所以，当人们觉察到自己无力控制厌恶性事件和想象出来的可能的伤害性结果时，就会表现出病态性的恐惧和回避行为，也就是焦虑。效能期望理论假定，在自我效能感和恐惧激发（焦虑）之间有一种不对称的交互作用关系。自我效能感是积极应对行为和恐惧激发（焦虑）的认知中介（Bandura，Reese，Adams，1982）。可见，一个人对自我效能的评价是决定他是否产生焦虑的关键。个体在活动中主要通过4方面信息来获得或形成自我效能，即实践的成功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导以及在活动过程中的生理唤醒水平。其中，实践的成败经验是个体赖以建立自我效能感的最可靠基础。只有当个体在活动中取得了成功，替代经验、言语劝导和生理唤醒所提供的效能信息才被个体在认知上加以接受，并被纳入个体自我效能系统的框架之中（高申春，2000）。Bandura进而提出，恐惧症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恐惧对象的特征、示范影响和认知加工过程3个方面。

该理论不仅为焦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使用量化方法测量这一影响焦虑水平的关键因素提供了具体测量方向。效能期望理论提出，个体产生焦虑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个体对事件结果的预测和个体的自我效能评估。虽然Bandura认为个体对事件可能结果的预测对于个体是否产生焦虑并非起决定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现实中个体对事件结果的预测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对于个体产生焦虑与否同样重要。因为，个体对事件结果的预测直接关系到个体对结果的期待，如果个体认为事情的结局一定是成功的或安全的，那么个体就会很少有失败和危险的期待，进而焦虑水平就很低；相反，则焦虑水平很高。而且，二者还是交互作用的，即当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很高时，一般对事件结果的预测也较积极；当个体对事件结果的预测较消极时，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会很低。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个体对事件控制感的程度。因此，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感和对事件结果的预测是教师状态焦虑中控制感焦虑的重要组成部分。

1．4．6　不确定性理论

不确定性理论的特点就是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引发焦虑的刺激物特征上，他们认为个体之所以产生焦虑，是因为外界刺激使个体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个体自身感觉没有能力去预测、控制这些刺激以及由这些刺激所引发的结果。代表人物有Mandler（1984），Lazarus（1991）和Barlow（2000）等。

不确定性理论为我们理解引发焦虑刺激物的特征提供了线索，不仅有助于区分焦虑和恐惧，还使我们了解到，焦虑个体的自我评价、对刺激和刺激结果的预测和控制等对其焦虑的产生起重要作用。本质上，不确定性理论中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刺激物之不确定性，相当于Bandura效能期望理论中所指的对事情控制感高低问题。当我们自感对事物的控制感很高时，事物的不确定性就降低了，相应地，焦虑水平也就降低了；反之，焦虑水平会升高。当然，不确定性理论所提出的决定个体控制感高低的因素更全面、更宽泛。比如，该理论所强调的自我评价不仅包括自我效能感的评估，还包括自我价值、自我图示、自我认同等方面的评价，也就是包括对整个自我的评估。依据效能期望理论和不确定性理论，我们认为，控制感焦虑是状态焦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我评估和对结果的预测则是控制感焦虑产生的两个重要原因。当然，不确定性理论未能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刺激信息或事件的认知加工过程是怎样的？对此，?hman提供了一种解答方案。

1．4．7　?hman的信息加工理论

?hman（1993）认为，信息加工的原始材料导致了个体产生生物学上的防御，从而促使了焦虑的产生。他提出焦虑的信息加工理论（见图1．4），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要点：

图1．4　焦虑的信息加工模型（?hman，1993）

第一，刺激信息先进入特征探测器（Feature detector），特征探测器再将信息传递给重要性评价器（Significance evaluator）。特征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生物学意义上刺激中的威胁成分，同时，信息也可从这一水平进入到意识知觉系统。一些刺激的特征可能被直接传递给唤醒系统，因此个体就产生了警戒。

第二，重要性评价器可以自动评价各种刺激的相关性，利用系统内置的期待来寻找特定信息。在这一水平上，个体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但不一定要有意识的参与。

第三，唤起系统能调节重要性评价器，并可将输入信息传递给意识知觉系统，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应激反应产生的基础。

第四，期待系统的基础是已被组织为记忆的情绪，是一个具有节点的标准认知网络系统。这一系统使重要性评价器倾向于对那些与比较活跃的记忆内容相配的信息进行反应，进而又会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意识知觉系统。所有这些过程均维持着肌体在环境中寻找威胁的倾向。因此期待系统使肌体对输入信息具有某种倾向性，并为肌体解释进入意识知觉系统的信息构建了某种背景。

第五，思维、意识、认知—解释系统或其他一些成分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意识知觉系统是其中的一部分。意识知觉系统对于从唤醒系统、重要性评价器和期待系统传入的信息进行整合，并挑选出合适的行为来应对肌体意识到的威胁。如果避免或逃避是可能的，就会产生恐惧。如果不能逃避或避免，就会产生焦虑。?hman认为焦虑和恐惧源自在进化过程中塑造而成的、用以保护生物体免受即将面临的危险损伤的警戒系统。

他提出两种与恐惧不同的焦虑类型，一种因恐惧而引起，即恐惧是一种与有意识逃避有关的情绪反应，如果这种反应受到阻碍，就会产生焦虑；另一种来自于重要性探测器和唤醒系统向意识知觉系统输入的使个体产生警戒的无意识信息，是一种无指向性焦虑，个体无法知道焦虑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认为恐怖症和惊恐障碍具有生物学基础，而广泛性焦虑则有认知基础。

依照该理论，在人的认知系统中存在一个重要性评价器，针对刺激物相对个体来说的重要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评价。这使我们认识到，对事物缺乏控制感会使个体产生焦虑这一说法还不周延，而是只有当个体对那些自感很重要的刺激或事件缺乏控制感时，焦虑情绪才会产生。鉴于此，有必要在中小学教师状态焦虑结构的控制感焦虑中加入重要性评价这一维度。

1．4．8　状态焦虑的相关因素研究

近些年来，有关焦虑与其他因素的相关研究是焦虑实证研究的主体。目前为止，人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尝试探讨。根据研究需要，主要从自我效能感、目标定向、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躯体健康状况以及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一个有关阅读焦虑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发现，如果控制阅读的自我效能感，阅读焦虑和阅读熟练程度之间没有关系，但阅读焦虑与阅读自我效能之间呈负相关（Mills，Pajares，Herron，2006）。在师范大学生群体中，师范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王海霞，周新霞，徐建平，2005）。在考试焦虑、考试自我效能感和考试成绩三者的关系中，考试焦虑通过考试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对考试成绩产生影响。考试自我效能感对考试成绩有重要影响，是考试焦虑影响考试成绩的中介变量（田宝，郭德俊，2004）。另外，焦虑被试的自我效能感通常较低，或者说自我效能感高的被试不容易产生各种焦虑。即焦虑被试在生活中容易产生无助感，因而他们会在认知上相信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相反，自我效能感高的被试善于处理各种生活事件，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尝试去克服，不容易产生焦虑（王才康，刘勇，2000）。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Bandura（1997）的观点，即一方面自我效能感在焦虑唤起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焦虑程度也是自我效能感的首要来源。

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焦虑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关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与焦虑之间的相关研究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应对方式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如果采取消极应对方式，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加重个体的失控感，从而导致焦虑情绪产生。因此，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表明，探索对中学生影响大的生活事件及其应对方式特点，可提供有力线索识别和预测焦虑情绪发生的可能性（李敬阳，张明，2005）。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之间有密切相关，且相关系数达到显著；生活事件与焦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对方式是生活事件与焦虑的中介变量（冯永辉，周爱保，2002）。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邮电院校贫困大学生状态焦虑与生活事件存在显著的连带关系。多元回归发现，影响焦虑状况的主要生活事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习考试失败或不理想，与同学好友发生纠纷，受人歧视、冷遇，预期的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学习和生活环境干扰太大（张兰君，1998）。一项关于非典事件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降低非典焦虑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其中主观社会支持对降低非典焦虑水平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消极应对对非典焦虑水平更具预测性，也许是因非典为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所起的作用更直接。积极应对可能受知识结构和主观努力指数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影响了它对应激的缓冲作用（俞晓静，张巍，沈晓红，2005）。Andrews认为，不论生活事件是否存在、是否发生，社会支持对焦虑的发生都有直接的影响。

焦虑与躯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大量关于焦虑症患者与躯体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某种躯体疾病患者的焦虑水平要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不良身体机能状况之间的关系已被多次证实（Calhoun et al．，2002；Rosenberg et al．，2000；Schnurr et al．，2000）。大样本研究发现，当下的焦虑障碍与当下的身体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具体焦虑障碍与大部分躯体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慢性疼痛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维持的关系；惊恐发作和广场恐惧症与心血管、骨骼、关节部位的疾病之间的关系密切；广泛性焦虑障碍与胃肠类疾病的关系密切，特别是胃肠溃疡类疾病；社会恐惧症与代谢／躯体免疫类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狼疮和其他的躯体免疫类疾病）的关系密切；单纯恐怖症与呼吸道疾病之间的关系密切（Sareen et al．，2005）。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状态焦虑与躯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将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项关于状态—特质焦虑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状态焦虑方面，中国学生与白人学生在状态焦虑的测量水平方面没有显著差异（Lin et al．，2001）。

目标定向一般分为任务定向与自我定向两种，任务定向指克服挑战、提升自我；自我定向指胜过别人，表现自我（Nicholls，1990）。有研究表明，任务定向不单有利于学习，更与个体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它还可通过影响身体自我观而提升个体的自尊感。于志涛的研究发现，状态—特质焦虑与目标定向以及身体自我各因子之间呈负相关。但自我定向与状态—特质焦虑负相关的程度比任务定向与状态—特质焦虑的负相关程度要低得多（于志涛，2004）。国内一项针对状态焦虑与不同目标设置的研究表明，状态焦虑是结合目标组（长期和短期结合）和短期目标组技术动作成绩的主要或部分调节变量。即合理的长、短期目标设置可使学生增加学习的自信心，降低躯体的焦虑状态，同时，以此来引导学生主动、灵活地进行今后的学习和训练（王变英，许平肖，2006）。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人们已从各个角度就状态焦虑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进行了实证探讨。但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所有研究对象的选取都集中在学生和焦虑症患者这两个群体，因而会出现样本的代表性和结果的推广性问题。那么，针对中小学教师这一正常群体，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自我评价、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对其状态焦虑水平的影响作用是怎样的？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1．4．9　状态焦虑的认知加工研究

人类有机体经验的具体化使得研究人员认为，人类与外界各种交互作用方式中的经验存在偏向。动物科学研究也发现，生物的进化经历可能使动物表现出与奖励和惩罚有关的特殊偏向。比如，老鼠存在与味觉有关的反胃偏向，鹌鹑存在与成对视觉有关的反胃偏向。所以说，人类有机体在生物学上已准备好了注意和学习各种刺激，包括：面部表情，视觉和听觉语境中特殊物体的数量、颜色、视觉空间线索、声波定位、不熟悉的人／陌生人、人类的笑和危险的动物等。而且，人类能从不同语境、语言文化到任何外表上的东西中分享经验的能力也表明，人类的理解能力并非绝对不受限制（Dean，2005）。可见，个体存在认知加工偏向和认知加工效率受各方面影响的现象无论是从物种生存角度还是从人类个体适应角度看都应该是存在的。因而，近些年来，焦虑认知加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偏向和认知负荷方面，包括注意偏向、判断／解释偏向和记忆偏向、认知加工效率等方面。

1．4．9．1　状态焦虑的注意偏向研究

研究发现，焦虑个体特别是临床焦虑障碍患者（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对负性刺激信息存在注意偏向（attentional bias）（Dalgleish et al．，2003）。主要表现为，焦虑个体易受负性刺激信息干扰，对负性刺激会产生快速的高度警觉反应。而且，有人认为其认知加工偏向具有内容特定性和情景依赖性，即通常只对那些引发自身焦虑的刺激内容有注意偏向（Beck＆Clark，1997；van Honk et al．，2001；Hermans et al．，2001；Logan＆Goetsch，1993）。针对焦虑症儿童注意偏向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与成人一样也会选择性地注意情绪性危险信息，因威胁图示的长期活动增加了他们对与危险有关的刺激加工。最近的一些研究证实，注意偏向在有网络恐惧、焦虑障碍和考试焦虑的儿童中也广泛存在（Martin et al．，1992；Vasey et al．，1995；Vasey et al．，1996；Daleiden et al．，1997）。Mogg等人（1994）则发现，在非应激情境下，低特质焦虑与高特质焦虑个体对阈上水平威胁信息的反应几乎没有差别，但在应激情境或焦虑状态下，高特质焦虑个体对威胁刺激的警觉性提高。也有相反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高社交焦虑个体倾向于回避有评价性信息的面孔（McNeil et al．，1995），Chen等人（2002）则认为社交焦虑个体则倾向于回避面孔。也就是说，高特质焦虑个体有时会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过度警觉，有时又会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回避。另外，状态焦虑／应激很可能妨碍一般的有意注意，而不是简单地强化对特殊危险的注意。但还不清楚的是，应激／状态焦虑如何窄化有意注意而强化对危险的注意（Dean，2005）。

总体来说，当前关于状态焦虑注意偏向方面的研究结论和理论假说因出发点不同，关注的视角和类型不同，所获得的研究结论和理论假说的类型也不同。在有关注意偏向本身的特点和引发注意偏向的信息特点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结论和假说。鉴于状态焦虑本身特点和研究的需要，我们仅就引发个体表现出注意偏向的信息特点方面的假说进行如下综述。

在引发焦虑个体表现出注意偏向的信息是否具有特异性方面主要存在3类假说：威胁特异性假说、广泛威胁性假说、当前关注假说。威胁特异性假说指的是，只有某些特殊的、与引发个体焦虑的对象性质一致的威胁信息才会引起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广泛威胁性假说指的是，只要存在威胁信息就会引起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而不管这些威胁信息与焦虑患者的焦虑对象是否一致。当前关注假说指的是，只要是个体关心的信息，无论其是否具有威胁性，都能引发个体的注意偏向。

目前为止，3种假说都得到了一定的实验支持。国内学者钱铭怡等（2006）针对社交焦虑个体对不同威胁信息的注意偏向进行研究，以进一步验证3种假说，结果支持了威胁特异性假说。但从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其他假说。首先，他们的研究结果与西方的很多研究结果一致，即不同类型焦虑病人在完成Stroop任务中，延时最长的是那些与他们症状相关最密切的词。因而，他们认为威胁特异性假说是合理的。其次，在他们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不同类型词的主效应显著，说明高低焦虑个体对各种威胁性词的反应都会慢于作为控制条件的中性词和非词。所以，他们还认为对于威胁性词的敏感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共性，而且从进化角度讲也具有适应生存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正常人来说这种敏感和注意不会影响其正常的社会功能，而对于焦虑症个体来说这种关注有时被不合理的扩大了，以至于显著地干扰了个人的生活、工作，甚至可能带来极度的精神痛苦。

综合以往的研究结论、焦虑个体的特征以及从进化和适应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认为3种假说都有各自道理。威胁特异性假说更适合于解释焦虑症患者所注意的威胁性信息的特征，正因为不同焦虑症患者过度警觉和注意所偏向的信息不同，才导致了不同焦虑症患者与相应的信息分别形成了恶性循环，进而使严重的焦虑障碍被维持下来。广泛威胁性假说和当前关注假说则适合于解释所有人类共同的信息注意特征。人类个体具有对所有威胁性信息保持注意的倾向有利于在进化的过程中，避免威胁、获得生存机会，这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生存技巧。同样，当前关注假说则有利于人类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也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另一生存和适应技巧。无论是广泛威胁性假说还是当前关注假说，我们不仅在实验研究中可以获得实验证据的支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很容易观察到相关现象。比如所有个体都会对地震、火灾、海啸等自然灾难和伤害性信息或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同时，任何个体在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时，也会对所关注的信息保持高度警觉，比如在众多人名名单中寻找一个名字时，与该名字有关的任何信息都会引起个体的注意就是典型表现。这有利于个体将有限的注意资源集中在要完成的任务上，在认知心理学中早就有了实验证据的支持。所以，3种假说都是合理的。不同的是，实验情境中焦虑症患者在对这3种不同类型信息进行加工时，因受焦虑障碍的影响，所获得的实验结果可能更偏向于威胁特异性假说。而现实情境中的高状态焦虑者对信息的注意结果可能会偏向于广泛威胁性假说和当前关注假说。

1．4．9．2　状态焦虑的判断、解释偏向研究

研究发现（Calvo，Eysenck＆Castillo，1997），焦虑被试会在各种判断任务中表现出偏向，表现为他们对所处环境做夸大的威胁性评估。比如，当要求焦虑被试对某类特殊事件的可能前景进行评估时，临床焦虑患者与非焦虑控制组被试相比，对事件的冒险性会作出更具有威胁等级的评定，这一偏向的广度直接与焦虑的易感性有关。在对情绪进行分类的实验中，社交焦虑被试会表现出显著的逐渐增加消极评估而不是做中性评估的趋势。高特质焦虑个体与低特质焦虑个体相比，会对模棱两可的句子赋予更消极的意义。可见，在某种情境下，焦虑个体对一个消极事件体验的评估可能会反映出其对环境的知觉偏向。还有关于焦虑自动解释偏向的启动效应研究发现，与焦虑有关的消极解释偏向只有在启动情境与目标词之间的间隔在750毫秒或1 250毫秒以上时才会出现，当间隔为500毫秒或少于500毫秒时，就没有这种消极解释偏向出现。也就是说，焦虑个体将模棱两可的事物解释为威胁的倾向可能代表了他们认知模式中的一种策略。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问题就是解释本身可能不会发生偏向，是焦虑对其施加了影响，但焦虑对解释的影响可能完全是自动发生的，个体根本意识不到。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这种偏向只是焦虑易感性的特征还是仅在状态焦虑水平提高时才表现出来。而且在治疗结束后这种效应是否还会表现出来，意见仍然不一（Macleod，1999）。另外，在正常人群中，在高状态焦虑唤起情况下，这种判断／解释偏向是否还会存在呢？鉴于此，我们决定观察教师这一正常群体在不同状态焦虑唤起水平下，在完成任务的时间大大超过1 250毫秒的情况下，是否会表现出判断／解释偏向上的差异？

1．4．9．3　状态焦虑的记忆偏向研究

焦虑与记忆的关系非常密切。临床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强迫症患者的视觉记忆存在缺陷（Cohen etal．，1996；Dirson etal．，1995；Purcelletal．，1998；Singh et al．，2003）；社交恐怖症患者、惊恐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视觉记忆和文字记忆存在缺陷（Asmundson et al．，1994；Cohen et al．，1996；Lucas et al．，1991；Bremner et al．，1993，1995；Uddo et al．，1993），这些影响可能反映了在额叶间一个促进焦虑和记忆的关键区域出现了功能障碍（Charney，2003；Shu et al．，2003）。还有研究发现，只有社交恐怖症的孩子在视觉记忆而不是文字记忆方面表现出了某种缺陷（Vasa et al．，2006）。

非临床焦虑样本的研究发现，焦虑的特征和类型不同，人们的记忆偏向也不同。比如，有的研究发现导致记忆偏向的主要是特质焦虑而非状态焦虑（Beuzen＆Belzung，1995）；高特质焦虑个体对威胁和恐惧性信息的回忆偏向比低特质焦虑个体突出（Reidy＆Richards，1997；Kverno＆Karan，2000）；高状态焦虑个体的心理运动敏感性程度高，高特质焦虑个体的知觉敏感性程度高（Mialet et al．，1996）；很多临床观察发现，高特质焦虑个体倾向于回忆恐惧性词语，而低特质焦虑个体倾向于回忆非恐惧性词语。另有研究发现，高焦虑个体与低焦虑个体在外显记忆偏向方面无差异，但高焦虑个体会表现出显著的内隐记忆偏向（Lang＆Craske，1997）。所完成的任务性质不同，焦虑对个体记忆偏向的影响不同。如Daleiden（1998）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完成概念性任务时，焦虑导致人们产生对消极到中性材料的记忆偏向，而当完成知觉性任务时则没有这种倾向；焦虑状态下，在完成系列任务时人们出现对积极到中性信息的选择偏向。国内也有研究发现，焦虑水平与积极词语的记忆呈显著负相关，即焦虑水平越高，对积极词语的记忆效果越差。不同焦虑状态下，被试对积极词语、中性词语的记忆数量都显著大于消极词语。但无论是高焦虑水平还是低焦虑水平的个体在选择和保留消极词语、排斥积极词语方面都有一致的倾向（郑希付，2005）。

虽然关于焦虑个体记忆偏向的研究发现，导致记忆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特质焦虑而非状态焦虑。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研究结果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即记忆任务这一实验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高状态焦虑唤醒情境，这一情境可能要比注意和解释判断任务更能唤起被试的状态焦虑。但研究者们似乎忽视了实验情境本身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因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假定记忆偏向主要受状态焦虑水平的影响。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在正常人群中，高状态焦虑唤起者也应该会表现出记忆偏向的特点。

1．4．9．4　状态焦虑的认知加工效率研究

当前，在应激／焦虑对认知加工效率的影响方面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Mikulincer（1990a，1990b，1990c）等人的效率／中断观（efficiency／disruption argument）。他们认为，焦虑的担忧减少了工作记忆的有效容量，因而减少了直接指向任务成绩的储存和加工能力，进而减少了认知加工的功效。这样，当个体处于焦虑状态时，认知加工任务就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和努力。尽管从该理论中可以看出，增加的努力可以弥补认知功效上的缺陷，但随着焦虑水平的增加，个体在需要很多努力或注意的认知任务上的高效表现就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效率／中断理论与Eysenck＆Calvo（1992）提出的关于应激／状态焦虑会消弱或扰乱认知加工过程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在应激或焦虑状态下个体的任务加工就会因为认知系统不是运行于最佳水平而导致决策的匮乏和机能的降低。另一种是Keinan（1991）等人的补偿／控制观（compensatory／control argument）。尽管补偿／控制观与效率／中断观一样主张应激／焦虑会减少认知加工的能力，但此观点在应激／焦虑状态下的分类活动具有弥补认知加工功效降低的功能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在应激／焦虑状态下，对事物加以分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应激／焦虑而引起的认知功效降低。换句话说，在应激／焦虑情境下，扩大或缩小分类的组别对个体的认知加工是有益的。实际上，无论是Keinan等人还是Mikulincer等人都认为扩大或缩小分类范围可以减少模棱两可情境和简化对环境的知觉。这样的简化可以为有机体通过消除环境的模棱两可情形，进而控制环境提供快速的行动或正确的决策（Dean，2005）。研究表明，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体在行动之前需要大量确定的事实，这与在应激／焦虑状态下的分类过程可能会增加控制感、减少模棱两可性的观点吻合。Keinan提出通过为个体提供依赖于内容和特定任务表现的分类模版来弥补因状态焦虑而出现的认知缺陷很有效。

虽然Keinan和Mikulincer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但还是有少数研究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比如Dean（2005）的研究同时使用了Mikulincer和Keinan的实验材料，结果既不与效率／中断观吻合也不与补偿／控制观吻合，而是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与认知负荷之间的关系。Dean认为不吻合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他的实验中状态焦虑的唤起水平不够高，因为在Keinan的实验中使用的焦虑唤起方法是让新兵在夜间进行跳伞练习，这可能是一个高焦虑唤起的活动。而在Dean的实验中，使用的焦虑唤起方法是在教室里进行测验。另外，样本的特殊性可能也是结果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因为Dean的被试是在多文化的南加利福尼亚地区选取的，而Mikulincer和Keinan的被试是在以色列大学和军事院校选取的。Dean还认为测量误差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他的实验中只使用了Spielberger的状态焦虑量表，而没有另外的测量焦虑的量表；另一方面被试与实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测量精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底是Mikulincer和Keinan的观点正确，还是Dean的实验结果更可靠，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因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将设计一个高状态焦虑唤起的情境，以检验这些观点的可靠性，进而为降低我国中小学教师的状态焦虑水平提供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