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法制进程

第九章　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法制进程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写到，“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局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¹⁾所以，任何对广电新闻业务、体制层面的改革探索，最终都要追溯到法制保障层面予以固化，从而在法律上确立新闻传播权利与义务的“界标”。

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已经得到公认的现代世界，在社会各界达成“以法治国”共识日久的当下中国，什么使新闻法如此千呼万唤不出来？议立者、反对者的公开理由和潜藏动机是什么？当下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部《新闻法》？如果需要，那又将是怎样的一部《新闻法》？

目前，国内新闻法学的研究者基本上认为，新闻法并不是仅指以“新闻法”为名称的法律文件，而是对于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法律关系，保障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的相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之总称。基本内容除包括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外，其他还主要涵盖知情权（the Rightto Know）、名誉权（the Right of Reputation）、隐私权（the Right of Privacy）、肖像权、诽谤（Libel）、更正和答辩、新闻报道与司法、追惩制（System of Punishment Afterthe Event）、预防制（System of Prevention）、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保守国家秘密、禁止淫秽（Obscene）、著作权（Copyright）等权利、义务⁽²⁾。

但是，当我们把焦点集中到新闻法制本身的条文考据之后，很快发现这对于考察当下新闻改革而言还远远不够。自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春、李银河的长篇文章《要大力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起，新闻立法的议题就进入了公众视野。两年后，《新民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建议制定《新闻法》或《新闻出版法》。1988年，三个新闻法的草本先后产生，初拟于1989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众所周知、在当时可以理解的原因，新闻法暂时搁浅。但是，在此后的近20年里，新闻法却一直存在于呼吁声中。并且，从近期政府的表态“中国出台《新闻法》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³⁾看，新闻立法依然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突破。那么，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⁴⁾已经得到公认的现代世界，在社会各界达成“以法治国”共识日久的当下中国，什么使新闻法如此千呼万唤不出来？议立者、反对者的公开理由和潜藏动机是什么？当下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部《新闻法》？如果需要，那又将是怎样的一部《新闻法》？

这些疑问，促使我们把视线暂时从新闻法条文本身移开，探讨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本章第一节将先围绕当下中国对于《新闻法》速立、缓立、不立的三方观点，探讨《新闻法》主要规范哪些社会关系，起到怎样的社会作用，以解决新闻立法是否具备必要性和普遍性；第二节在考察新闻立法中对媒体的主要保护性权利基础上，对我国未来新闻立法的进程做出判断；第三节结合新旧新闻规制的差异，分析可能的变迁路径，并对近期有可能突破的法律建设提出操作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