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对大众传媒中自我形象的认知

城市农民工对大众传媒中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南京市为例

曹　越　刘慧丹

一、导论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农民流动得以进行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为我国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巨大的能量。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成一定的歧视和偏见，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比较低。我们虽然和农民工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对于这一特殊群体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描述他们、解释他们、预测他们。以往的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的媒介接触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工作十分辛苦，闲暇时间比较少，并且受到经济和居住条件的限制，但他们并没有退化成为不接触媒介的群体，而是成为积极的媒介使用者，报纸成为城市农民工主要接触的大众媒介之一。2003年陶建杰对上海市徐汇区的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进行了调研，他发现农民工进城后报纸是接触率提高的唯一媒体，不看报的从24．2％下降为11．1％^[1]。2004年曹越发现49．4％的被调查农民工经常接触或几乎每天接触报纸，26．4％的有时接触报纸，阅读报纸的频率超过看电视的频率。在访谈中，发现《扬子晚报》、《现代快报》等都市报在南京市农民工中深入人心，甚至有不认识字的农民工也说自己经常读报。原来在他们聚集的地方，会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且比较热心的农民工读报纸给大家听，一份报纸的利用率相当高，往往传阅多人，有些农民工还喜欢在公共场所捡别人丢下的报纸阅读^[2]。笔者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上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大众传媒中城市农民工的形象，以及他们对这一形象的认知。

1．概念界定

“农民工”是一个我们熟知并常用的一个词，它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当我们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这个群体时，会发现它十分模糊，难以把握。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这个概念涵盖了所有身份上属于农民，但职业上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这个群体内部的职业跨度极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私营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被雇佣的劳动者。如果从就业地点来看，农民工又可以分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中受雇佣的农民工，因此采用“城市农民工”这一概念，界定上比较接近陆学艺的定义：“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在农村，有承包田，身份还是农民，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离土又离乡，在城市的厂矿、机关、企业、商业、服务业劳动。”^[3]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城市农民工”的定义为：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户籍在农村，离土又离乡，在城市的厂矿、机关、企业、商业、服务业中受雇佣的劳动者。

2．理论依据

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4]。刻板印象往往通过三条途径形成：人们与某一群体的亲身接触；他人的传达；传播媒介的描述。其中以媒介的作用最大，因为一般人的感官经验有限，对于许多事情的解释，只能透过媒介的描述去了解。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受众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媒介在社会知觉、社会判断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正如童清艳所说：“……（媒体）其内容中的群体形象必然成为受众群体刻板印象形成的重要源泉。”^[5]而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受众的认知行为。传播学者凯兹（Daniel Katz）认为当人们缺乏足够的经验或想象力去了解社会时，人们倾向于运用原有概念去填补缺口，用既存的参考构架（Frame of Reference）去涵盖经验范围以外的世界^[6]。另外，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对人们的信息提取有明显的影响，并且与基本归因错误有很大的关系^[7]。刻板印象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其积极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迅速处理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它的消极作用更加突出，由于刻板印象具有稳定性、典型性、滞后性的特点，会导致对特定社会群体形象的歪曲。美国普度大学格兰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某个刻板印象是准确的，它仍然具有负面效应。它强化了已然存在的状况，不公正地限制了个人可以拥有社会角色的多样性。”^[8]

3．研究假设

假设一：大众传媒中存在着城市农民工负面的刻板印象。

假设二：城市农民工感知到这一刻板印象，并表示不满。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分别对2001年上半年和2003年下半年的《扬子晚报》进行内容分析，该报的平均发行量达到150万份以上，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之一，深受南京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欢迎，以此考察城市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另外笔者在2004年2月对南京市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随机抽取其中35人进行深度访谈，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了解较深层次的原因。最后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1．5for Windows）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抽样方法

（1）内容分析抽样。

笔者在2002年就对《扬子晚报》进行过内容分析，当时以2001年1月1日（周一）为基点，以8天的等距时间抽取报纸。这样第一份为周一的报纸，第二份为下一周的周二报纸，第三份就是再下一周的周三报纸，依此类推，共抽取4周28份报纸（其中1月25日周四报纸休刊一天，以2月1日周四报纸代替），得到60个城市农民工样本。为了避免时间因素带来的误差，在本研究中，笔者又专门对2003年6—12月期间的《扬子晚报》中城市农民工形象进行内容分析，抽取2003年7、11、12月逢3、7日的18份报纸，共得44个样本。

（2）问卷调查抽样。

由于城市农民工流动的特性，没有一个确定的样本框，因此很难对这个群体做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另外，限于研究经费，如何抽出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典型的城市农民工样本是个很令人费神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选取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在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抽取的城市农民工样本符合本研究的定义。二是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是南京唯一一家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专业化人力资源市场，在南京市的农民工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来此求职的农民工分布于南京市各区县。三是来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登记办证的农民工职业分布广泛，抽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涵盖城市农民工的方方面面。

在两次预调查的基础上，2004年2月9日、13日、14日和17日，分别为周一、周二、周五、周六（包含两个周单日、两个周双日，三个工作日、一个休息日），对当日在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领取就业登记证的所有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62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48份，回收率96．1％。调查前给所有的问卷编号，通过定距抽样，随机抽取35份编号尾数是6的问卷，对其填答者进行深度访谈。

三、研究发现

1．内容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扬子晚报》对城市农民工形象的描述貌似客观公正，但是由于内容选择上的偏颇，农民工形象主要以负面角色出现，其中又以违法犯罪分子居多。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1年《扬子晚报》中城市农民工的形象比较差，正面角色只占10％，而负面角色占66．7％。从表1中可以看出关于农民工报道的内容以违法犯罪、扰乱社会最多，占51．7％；其次是愚昧无知、荒唐言行，占11．7％。而展现农民工新风新貌、追求上进，以及辛勤劳动、致富发家的内容总共才8．3％。从图2中可以看到2003年下半年《扬子晚报》中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较差，尽管负面角色下降至45．5％，但是这并没有带来正面角色比例的提高，正面角色反而下降了，只占6．8％，只是中性角色的比例得到提高。

图1　农民工报道角色定位（2001年）

表1　农民工报道主要内容（2001年）

图2　农民工报道角色定位（2003年）

2．问卷调查结果

出人意料的是，有60％的被调查者认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农民工好的形象比较多或很多，而只有13．4％的被调查者认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农民工坏的形象比较多或很多（参见图3）。在访谈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问到大众媒体报道中农民工的形象如何时，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首先认为农民工朴实、诚恳、勤快、吃苦耐劳，而且觉得大众媒体经常报道农民工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当进一步要求被调查对象举出农民工在媒体中不好的形象时，他们能够举出的一般是太老实、容易上当受骗、卫生习惯较差、穿着打扮太土气、影响市容等负面形象。当我们问到有没有在媒体中经常看到农民工违法犯罪等负面报道时，他们有的回答没有注意；有的说看过负面报道，但觉得还是关于农民工好人好事的报道多；还有的认为违法犯罪的毕竟很少，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民工。

图3　农民工形象好坏

四、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从上述发现中可以看到，大众传媒没有以均衡的方式描绘城市农民工的形象，也没有充分肯定他们的社会作用和社会贡献，存在着对城市农民工负面的刻板印象。这是由于长久以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居民对农民形成了歧视和偏见，加之农民工的大量流动给交通和城市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也随之带来了一些违法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导致当地居民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在一项关于职业声望的调查中，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是较低的，甚至比在农村种田的农民还要低^[9]。尤其近年来，城市就业竞争激烈，不少市民失业、下岗，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力加大。农民工不仅是城市中的异己者，也成为市民的潜在竞争对手；不仅是被歧视的对象，也变成了被敌视的对象。于是，在城市范围中，逐渐形成一种贬低与鄙视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认为城市农民工是愚昧无知的低能者或是凶暴残忍的危险分子。有学者认为很多时候对农民工的看法与负面相联是基于本地人的偏见，或者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隔膜，如外来工的负面消息就更容易引起本地人的关注^[10]。而大众媒体中各级“把关人”是城市居民，其主要的目标受众是城市居民，因此大众媒体往往成为这种刻板印象的参与建构者。德弗勒等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规范，大众媒介才能与受众交流，并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同。同时，大众媒介也是模式化的重要来源，它在接受者当中造成印象^[11]。为了迎合城市居民的口味，大众媒体往往以猎奇者的眼光发掘农民工的犯罪新闻、奇闻轶事，为市民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样就为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提供了佐证，进一步强化它，成为刻板印象形成的重要源泉。

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大多数城市农民工并没有感知到自己在媒体中负面的刻板印象。陶建杰对上海市徐汇区的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研究也发现，47．8％的被调查者喜欢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只有8．5％的被调查者不喜欢农民工的报道^[12]。这是因为在媒体对客观现实选择性报道的同时，受众的主观认知活动也会在自身已有的生活阅历、世界观、价值观基础上对媒介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从而使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和自己原有的心理结构相一致、相协调。事实上，城市农民工是我国农民中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李强认为城市农民工在个人素质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他们一般都处在活力最强的年龄段，尤其是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未流出人口。在农民工群体内部，还隐藏着一个特殊的精英群体，李强称为“底层精英”^[13]。早在1988年，张学洪在江苏城乡中抽取800多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就特别指出值得注意农民工这个亦工亦农的新兴特殊阶层，他们的观念现代化程度比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职工都高。其主体意识还高于干部和专业人员，其创新意识与专业人员相等，还略高于干部^[14]。因此，城市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的形象低劣。尤其和滞留在农村中的农民相比，城市农民工对自己还有相当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有一位农民工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农民工还是好的形象多，因为农民工的素质比较好，比城里人的素质还要好一些。……心理素质、道德素质都比城里人好。城里人摆出傲慢、老大哥的样子，其实没有必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电视、报纸上，城里人也有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现象……”刘玲在研究中国大城市中农村外来人口的自我感受时，也发现尽管他们的处境在各个方面都比城里人差，但是他们的自信心、精神状况的自我满意程度不比城里人差^[15]。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农民工相对于进城前的状况，无论是经济收入、知识技能还是发展机会都改善了很多。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在城市中立足，本身就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可以说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的，这不由得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因此，城市农民工自身的认知结构中并不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

在访谈中还发现，大众媒体关注了一些和城市农民工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赢得了他们普遍的好感。事实上，由于城市农民工脱离了户籍所在地，很多原有的社会权利在流动过程中得不到实现。例如，他们在城市中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活动；他们没有正式的组织和代表作为其利益代言人向行政、司法等部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朱力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社会中“沉默的阶层”。他们在城市中处于失语者的地位，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底端的奠基石。其沉默性表现在：城市社会倾听不到来自农民工阶层的声音，因而对他们的困难、疾苦关心不够；另外他们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话语权，没有掌握对自己生存利益相关社会事务的话语权，没有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16]。由于大众传媒报道并批评了诸如拖欠工资、非法职业中介等损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从而成为他们难得的表达渠道之一。尽管大众媒体是间接的、非正规、非制度化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但是城市农民工认为大众媒体是站在他们的利益一边的，因此忽视了大众媒体中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笔者对2003下半年《扬子晚报》的内容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44篇农民工报道中有6篇关于他们贫病伤残、含冤受苦的悲惨遭遇，有7篇是表扬社会各界关心农民工、帮助农民工的报道，共占29．5％（参见表2）。在44篇报道中，有12篇报道的立足点是为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工伤事故、职业中介等实际问题，占27．3％。虽然这一比例还不是很高，而且报道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媒体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和频道太少，报道力度明显偏小，报道领域过于狭窄，采访不够深入，报道停留在较浅的层次^[17]。但是对于“沉默的”农民工而言，至少获得一个有限的渠道，可以反映一些自己的艰难处境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总之，尽管城市中大众传媒的内容存在着对农民工负面的刻板成见，但是对于农民工本身而言，认知结构中并不存在这一刻板印象，即使关于农民工的负面报道的确很多，也浑然不觉。相反，他们更多地注意大众媒体中自己好的形象以及有利于自己的报道。

因此，本研究接受假设一，拒绝假设二。

表2　农民工报道主要内容（2003年）

2．问题与对策

上述结论凸显出一对矛盾：一面是城市农民工对自我形象的肯定；另一面是城市大众传媒对这一形象的否定，强化了城市居民自身的优越感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偏见。由于这种偏见与歧视的客观存在，使得农民工形成“过客”心态，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只有“陌生人”的感觉：城市再美丽、再干净，那也是别人的城市，与我们没有关系。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并不热爱所生活的社区，不关心和参与城市的长远发展，容易诱发对城市公共财物的破坏心理。同时，由于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受到的歧视和偏见直接伤害了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因而他们印象极为深刻，感受极为强烈。歧视达到一定程度，被歧视者就可能无法容忍，会以各种形式表示反抗，产生越轨行为。社会学家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不满情绪，心理上有受歧视感，并认为他们与市民的冲突起因常在于市民对他们的歧视，责任在市民一方。还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平等意识的产生与相对被剥夺感的刺激间的矛盾，引发部分城市农民工产生抵抗情绪，当这种一般的不满发展为对社会、对市民的仇恨，就会诱发出各种各样的犯罪和越轨行为^[18]。城市农民工的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带来消极影响，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又会产生“晕轮效应”，进一步加深市民原有的歧视与偏见。如此循环往复，他们与市民的关系也将处于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和对抗之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较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大众传媒通过传播城市农民工负面的刻板印象，强化城市居民自身的优越感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偏见，它们也可以通过全面、客观、深入的报道给予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使人们看到农民工对城市所作的贡献，消除歧视和偏见。一方面，大众传媒必须要改变以往农民工报道简化和模式化的倾向。首先是要改变居高临下的心态，真正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从切实解决问题的态度出发，而不是将农民工报道作为“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的新闻来报道。大众传媒应具有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加强主动服务与帮助意识，主动关注城市农民工问题，而不是在上级要求驱使下被动作为。对有典型意义的报道要做深做足，通过连续、深入的报道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城市农民工形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还应该承担起消除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心理隔膜的任务，站在公正的角度对他们加以评说，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要使用同一评价标准，不能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大众传媒还要纠正流行的谬误。例如：很多人认为城市的失业率高是农民工抢了城市人的岗位造成的。但实际上他们进城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冲突很少，他们进入城市打工非但没有造成城市的就业困难，反而给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大众传媒在这方面应该多报道农民工的正面作用，不要附和想当然的判断。大众传媒要特别强调，城市居民“一等公民”的意识是一种类似于种族歧视的心理，要引导市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让市民明白：农民工的作用是城市居民不可替代的，在人格与人权上，城市居民与他们是平等的。最后，传媒要尊重农民工的文化与心理需求，避免使用歧视性语言，减弱农民工的孤独感与被遗弃感，从而改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关系，促进市民对他们的认同，加强农民工的适应能力，把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之中，使他们成为一个既受保护又受约束的社会群体，化解城市发展中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

3．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由于本研究仅仅是对城市农民工的一个横断面调查，无法在受众总体结构中和城市居民以及农民进行比较。如果与此同时，对南京市市民、农民以及南京市各大媒体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心中的城市农民工形象进行调查，并横向比较，将进一步揭示城市农民工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形象。另外，由于横断面的调查只能反映研究对象在某一时间点上的状况，无法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对于城市农民工形象的研究还需要进行追踪调查，在时间纬度上深化研究，以揭示农民工刻板印象建构的来龙去脉。另外，《扬子晚报》中的城市农民工形象是否能代表所有大众传媒中的农民工形象，还有待后来研究者进一步验证，对城市农民工刻板印象的内容分析应该扩展到其他媒介中。

【注释】

[1]陶建杰：《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载《新闻大学》2003年冬季卷，第45页。

[2]曹越：《城市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研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第15—16页。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4]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5]童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介影响受众的面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6]牛莒光：《大众传播媒体与形象塑造之探究》，载《新闻镜周刊》（台湾）1989年总第602期。

[7]乐国安：《当代美国认识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50—352页。

[8]参见Glenn G．Sparks．（2004）．Media Effects Research．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p．171。

[9]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10]周大鸣：《永恒的钟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11]梅尔文·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236—250页。

[12]陶建杰：《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载《新闻大学》2003年冬季卷，第46页。

[13]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5—128页。

[14]张学洪：《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载《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总第57辑，第17—29页。

[15]刘玲：《城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农村外来人口的状况和自我感受》，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16]朱力：《中国民工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17]周茂川、郁炳隆：《农民工报道：媒体还要做什么》，载《传媒观察》2003年第7期，第26页。

[18]马德峰、雷洪：《关于城市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