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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大公报》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大公报》王 鹏1931年在中国沈阳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最早的报道。“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胡政之、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开会,讨论今后编辑计划。“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对日谴责言论升温,对卖国嘴脸斥责更加严厉。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大公报》

王 鹏

1931年在中国沈阳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国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上,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学日本的,报社社址又在日本租界内,故始终对日本在华动向极为关注。

1931年年中,日本各报对所谓“满蒙政策”甚为拥护,鼓吹向朝鲜增兵,天津《大公报》于7月1日发表题为《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的社评。社评认为,这些表明日本政府的“举止有异于前”,提请政府和国人注意。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大公报》于5日发表社评《万宝山事件之严重化》,指出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为了迎合一部分激进政客之心理而“行动脱线”了。事态发展到日阀策动朝鲜暴动,大肆杀戮华侨,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朝鲜之暴动惨案》,就此事向日方提出抗议。9日,“中村事件”发生,《大公报》于10日发表社评《中村事件》,质问日方:“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不待华方正式调查答案,已盛传用兵之声”,“是岂非恃强凌弱,逸失国际常轨者乎?”这些表明,《大公报》对日阀的侵略阴谋是早有警惕的,并且尽到新闻纸责任,及时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不可掉以轻心。

对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衅、制造战争借口,妄图武装占领东北,蒋介石一再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电训张学良:“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抗日之时,除另电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8月16日,蒋介石又电训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9月12日,蒋介石密约张学良到石家庄,当面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1931年9月18日夜,天津《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得到沈阳有事的消息。19日,在要闻版刊登一条“最后消息”说:“今晨4时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通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云。”这是该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路局得到的独家新闻。18日白天,汪松年从北宁路局(设天津)局长高纪毅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因此,汪一直守在路局,在深夜一时(即19日凌晨),路局接沈阳电话,日军果然开火了。他马上打电话给《大公报》,要闻版早已截稿拼版了,于是连忙抽掉一小段,补进“最后消息”。这条独家的“最后消息”说:“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11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云。”日军进攻后,立即切断关内的一切交通线,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最早的报道。

19日深夜,《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看见记者汪松年写的“最后消息”,感到事情重大,东北可能要出大事。他马上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胡政之,要他设法采访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19日早7时,胡政之来到协和医院,张学良欣然接受采访。20日,《大公报》在三版发表“北平特讯”——《本报记者谒张谈话》,报道了这次采访的情况。张学良对胡政之说:“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胡政之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张学良谈话的用意,在辟日方污蔑我军挑衅之谣言。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胡政之、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开会,讨论今后编辑计划。张季鸾在会上宣布他和吴鼎昌、胡政之商定的编辑大方针,叫做“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就是指定王芸生编辑1871—1931年间中日外交史料,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源源本本整理出来,向《大公报》读者介绍。所谓“教战”,在《大公报》开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关于《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有的人曾有误解。张季鸾说过:“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有人把这一主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混为一谈。其实,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24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国联发言后辽吉被占事件》的社评,对蒋介石的“暂不抵抗,诉诸国联”的方针提出异议。社评说:“夫养兵百余万,而外患之来,专以不抵抗为标榜,世界自有历史以来,应断无如此无耻之国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时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对日谴责言论升温,对卖国嘴脸斥责更加严厉。

(原载2001年12月23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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