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职业化

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职业化

经过了民国初期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与扭曲，以及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对新闻事业的钳制与迫害，政党报刊逐步走向衰落。虽然中国新闻事业向来重视政论的传统被打破，但是中国新闻业务也出现了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报道工作得到加强，一是报纸副刊的发展。

1.新闻报道的加强

新闻报道的加强是中国新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与当时报刊政论滞后以及形势的要求紧密相连的。新闻事业本身就是新闻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媒介，新闻事业的内容与形式应当以新闻报道为主。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诞生，却一直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控制，成为政治势力讨论社会问题的平台，政党报刊一时成为新闻事业的主流。报刊的政论传统，是在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的25年间形成的。在戊戌变法前后，报刊多以政论为主，很少有消息通讯，即便有也多为外报译文，到二次革命前，一般报刊仍设有社论、社评、论说、时评等栏目，有的日报几乎每版都有评论文章。1913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民报》、《民权报》、《民国新闻》都以反袁态度坚决、政论文章激烈闻名海内外。为声讨袁世凯，《中华民报》同时发表8篇社论，创一天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篇数的最高纪录。“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高压政策，政党报刊以及有政党背景的报刊均遭到摧残与迫害，报人的革命意志衰退和报刊政论内容无聊、思想水平低下，因此政党报刊逐步走向衰落。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内外的形势多变，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开始得到普遍加强。

(1)报纸上的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

每遇到重要的电讯都使用大号黑体字刊出，并在字旁标以黄豆大的黑点或圆圈以求醒目。由于电讯数量的不断增加，编辑在处理时往往还会根据其来源或对象不同，将电讯分成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名目，其中“本报专电”的时效较高，最受欢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发生的事件，第二天至多第三天就会在报纸上看到。如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就刊出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本报专电”。除了电讯，其他消息也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受此影响，许多报纸加强了商情和经济新闻报道。

(2)夹叙夹议的新闻通讯作为一种新的报道体裁开始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的新闻通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当时，纪实性、解释性、评述性的有关时事政治方面的新闻通讯空前繁盛。国内时局、列强动态，特别是各派政治势力幕前幕后的活动斗争等均被报道出来，不少通讯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夹叙夹议，缕述始末，翔实生动。由于通俗易懂，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另外，新闻摄影照片在报纸上越来越多地运用，一些报纸还刊出时事性插画或定期出版图画附张。

(3)报社花重金聘请有才干有经验的记者，加强了采写力量。

随着各报加强新闻报道，记者以获得独家新闻为能，新闻竞争日益加剧。为了搞好新闻报道，上海等地的大报纷纷增聘记者和通讯员，报社设立采访部，并重点聘请有才能的记者长驻北京，采访中央政治新闻。如《申报》、《新闻报》、《时报》还不惜重金聘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为北京特约通讯员。他们全部留过学，有良好的中西学基础和极强的采访写作能力，而且他们广交社会各界名流，往往能采写到独家重大新闻，在他们的影响下，新闻和通讯备受人们的重视，记者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高。当时，我国报纸日益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刊载的外电也开始明显增多。1917年11月10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北京《晨钟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就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为了加强国际新闻报道，个别大报还派出特派记者赴国外采访。1918年胡政之以天津《大公报》驻外记者的身份赴欧采访巴黎和会，他是采访该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

2.副刊逐渐在介绍学术观点、传播新文化方面产生影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一度曾以文艺形式来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从而改变了副刊原本的纯消闲性质。当时报纸普遍设立副刊栏目，有的还设置有固定版面，专门刊载杂文、随笔、小说、诗歌、戏曲。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等专栏专版。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进入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低潮时期，副刊的革命色彩明显减弱，消闲性作品再次变为副刊主流，并迅速变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鸳鸯蝴蝶派起源在上海《民权报》副刊，主要发表一些言情小说，有影响的作者有徐枕亚、王钝根、范烟桥、周瘦鹃等，他们的作品语言华丽，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哀怨动人，虽然有的也讽刺了袁世凯，但缺乏革命精神。从总体上来看，大多属于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闲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报纸副刊情况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一些爱国的革命志士仁人开始对世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命运前途进行深入思考，同时关注新知识、新思潮的青年逐渐增多，于是少数报纸的副刊自觉地开始了介绍学术观点、讨论思想问题、传播新的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工作。1916年6月16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取消了原来专登消闲文字的副刊《民国闲话》和《民国小说》，而改为知识性的副刊《觉悟》，由总经理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协助。《觉悟》上发表的文章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号召青年起来同封建思想、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特别是邵力子的文章还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军阀割据，鼓吹人民起来革命。1918年3月4日，《时事新报》也创办了由改良派人物张东荪主编的《学灯》。《学灯》的宗旨是:“关于学术及社会问题之提倡，评论思潮，研究讲坛，从谭名著，译述新文艺，学术界消息及讨论通讯诸门，藉以革新思想、促进文化。”^[4]实际上它是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虽然《觉悟》、《学灯》等这类以介绍学术观点、传播新文化的副刊为数不多，但它们已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五四时期在传播新文化方面颇有影响的报纸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