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的共同编辑思想

三、中西的共同编辑思想

（一）新闻编辑思想相同的必然性

中西之间在新闻编辑思想上可谓有同有异。一方面，中西之间的新闻编辑思想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相同之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实、自身利益纠葛与双方的文化差异又不可能使中西新闻的时下根本编辑思想，尤其是政治编辑思想相同。

不过，中西编辑思想除了相异性，还必然存在着共同性。首先，大众传媒存在着无论中西均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其次，大众传媒属于社会这一总系统中的子系统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新闻编辑工作必须在恪守大众传媒共同规律、基本方法的前提下百花齐放，各逞其能。再次，新时期中国内地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与此相伴的民间力量的成长为中西新闻编辑思想的共同性提供了现实基础。毫无疑义，社会意识之间同异的根本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国社会本身。共同性同样构成新闻编辑学的重要基础。

（二）中西之间的共同新闻编辑思想

1.新闻编辑工作的终极目的：维护主流社会的根本利益

维护主流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中西新闻编辑工作的共同思想。对于这一点，我国尚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以为将社会效益视为媒体编辑工作的首要任务仅属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内地或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关联，西方社会新闻媒体的公器说、第四权力说一概口惠而实不至。郭纪在《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透视》中说：“新闻媒体在西方常常被称为‘社会公器’。但事实上，西方媒体绝大多数为私人所有，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无所不在，媒体被当做赚钱机器。在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驱使下，追逐商业利润成为媒体第一位的目标，市场‘卖点’压倒一切，发行量、收视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进账才是硬道理，只要‘读者需要’、‘观众喜欢’，该报的可以不报，不该报的可以爆炒。”这种以为西方媒体大体唯利是图的看法失之偏颇。

西方社会现代新闻业的发展本身是西方主流社会根本利益的建构过程。这样的建构过程自17世纪中叶至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其第一阶段起自17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至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结束。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先是通过包括暴力在内的政治革命将封建贵族赶下政治舞台，随后立刻取而代之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继而通过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实现社会的资本主义全方位改造。不过，文化的相对滞后特点，不能不让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后发。就资本主义新闻业看，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廉价报刊在告别既往的封建主义官办报刊、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后又过度倚重大众传媒的经济要素，从而造成其无法充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健康运转服务，无法有效地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局面。这让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家们大为苦恼。不过，这一令统治阶级头疼的社会问题与重大社会任务在19世纪后50年终于被大致解决和基本完成。这一功绩主要来自历经艰难探索的美国的报人普利策、奥克斯。普利策的主要功劳是解决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路径，即以市场经济为基本路径来实现大众传媒为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生活服务。不过，普利策也留有遗憾——普氏标准下的媒体的服务领域过于综合、宽广，忽视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类政治需求。普利策遗留的缺口不久即为奥克斯所填充。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的主要功绩，是依据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际对报业分层，具体讲是一分为二，有高有低，分类发展，并致力于高端媒体的塑造，将《纽约时报》打造为一份以大中资产阶级为目标受众并为之提供专门服务的高级报刊，推动该报终于成为以传播政治、经济等硬信息为主的主流大报。奥克斯路线在客观上将娱乐、琐碎的信息传播驱赶到另外一处，而这一领域则为大众化报刊的瓜熟蒂落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新闻业的基本社会功能问题。建构过程的第二阶段在20世纪的前、中期。在这一阶段，广播电视的问世与发展提出了新问题，这就是资产阶级必须处理好电子传媒与纸质传媒之间的关系。鉴于当时广播电视频谱资源的稀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广播电视业采取了不同于既往报刊业的基本制度，那就是放弃放任主义而实施准入控制。无论留意市场的英、法、德、意、日，还是更多崇尚市场自由的美国，其广播电视业都存在为报业所没有的公营传媒机构。西方社会坚持广播电视业公营元素的关键，就在于稀缺的频谱资源属于公共资源或亚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或亚公共资源只能属于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而不是边缘社会。显而易见，广播电视业公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过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这一政治目标。“国家对媒体的干预……被看成是一种必需的邪恶。”^[39]建构过程的第三阶段处于20世纪末和正在变化的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互联网的出现、发展再一次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难题。不过，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发展史足以说明如下一个事实：如果互联网的发展损害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这样的整体利益又必须由报纸大力承担，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会必然会出台相关法规，通过基本制度安排来适度地打压互联网业和扶持报业。资本主义社会固然有唯利是图的媒体，但这样的媒体既构不成主流，又为社会共识所轻视。比如，英国的《太阳报》被默多克购入后改以性、丑闻和体育为基本的信息卖点。英国主流大报《金融时报》副主编约翰·瑞定（John Ridding）为此认为《太阳报》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贩娱乐，^[40]默多克也被斥为“贪婪成性”，“目的就是要赚钱”的行为“下流”。^[41]曾长期供职于《泰晤士报》的英国现代著名调查性报道记者菲利浦·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认为：“默多克伤害了英国新闻界……《太阳报》……的报道更像是闹剧。”^[42]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新闻业近400年的建构过程证明：对于资本主义新闻业，市场主要是手段，而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一政治目的才是媒体的根本。

在社会主义中国，新闻业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新闻业的中心政治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手段。此即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王平在《2007年中国纳税500强排行榜揭晓》中介绍：在2007年度中国独立企业属地纳税五百强行业纳税额中，包括大众传媒业在内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仅占0.06%（如图2-6所示），社会经济贡献率实在微不足道。大众传媒业是没有能力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承担重任的。因此，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市场应仅仅被安排为实现社会效益这一第一目标的基本路径，而不是根本任务。

图2-6　2007年度中国独立企业属地纳税五百强行业纳税额比例图

维护主流社会的根本利益，已经构成中西新闻编辑工作的共同思想。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是为一些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

2.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广告新闻

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始自西方，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新闻观。美国的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 Data Group）创始人麦戈文（Patrick J.McGovern）谈及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的道理时说：一家广告商在某家媒体上刊登广告，若编辑与经营相混淆，则媒体就会刊文夸赞广告商所推荐的商品。时间一长，媒体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43]成熟的市场经济催生稳定的看法，既然只有“好新闻带来好生意”，那就应该让专事信息生产的编辑部一门心思从事信息制造，经营部门不可因为干预编辑部门而削弱媒体信息生产的能力，打压信息制造的质量。2004年，时任甘乃特公司报业总裁的盖瑞·沃森（Gary Watson）介绍：公司“采编充分放权，经营管理相应集权。”^[44]美国奈特-里德公司同样如此，不归总公司集中管理而实施分权的领域共有两处：一是采编事务，二是广告的推广。^[45]美联社主编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广告与新闻应该被清楚地分开。^[46]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被喻为“政教分离”。^[47]这说明，该公司媒体的采编事务不受媒体的经营活动干扰。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这一观念在西方新闻界是根深蒂固的。由于媒体所有人即媒体老板干预报纸言论立场而在2002年6月愤而辞去美国《松崖商报》总编辑之职的汤姆·麦当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报纸的老板能够决定报纸的社论立场，但是，我认为他们不见得在道德上有这样的权利。”^[48]为了避免软广告，英国商营电视公司独立电视委员会（ITC）旗下的《大手笔》栏目中若出现产品品牌，后期编辑时则用技术手段对之加以遮挡。^[49]位于美国南部里士满的媒体将军公司的坦帕跨媒体体育部主任马斯说：记者卖广告的“情况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50]尽管20世纪末互联网出现以后，将广告文字部分与带有社论性质的稿件混合在一起的“社论式广告”有所抬头，但受到了业界和专家们的广泛批评^[51]；有“新闻工作者为广告商制作特别版面……但这些新闻工作者往往要求不在这类报道上署名”^[52]。这说明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这一原则在西方社会虽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仍不可动摇。曾任甘乃特公司报业总裁的盖瑞·沃森介绍：采编人员和管理系统完全分开是美国报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一项传统。总裁负责报纸的经营管理，是“生意人”；总编辑是职业“新闻人”。双方连收入分配的形式也不一样：总裁以经营业绩论英雄，收入和年终红利结合起来；总编辑拿固定薪水。总部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自由通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安德森说：在美国报社里，编辑的经济收入是固定的，按岗、按人论价，拿的是所谓的“死工资”，也没有什么“年终奖”、风险奖金什么的。^[53]西方国家的新闻界早已形成经营和采编相分离的传统。

我国对新闻媒体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之间的合理关系有一个认识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计划经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大众传媒宣传功能一家独大，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之间是否需要分离则无必要进入我国新闻业的视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兴起、深化，伴随我国大众传媒业的改革，尤其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媒介经营不仅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活跃，越来越重要。在传媒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营与编辑之间的关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受众之于传媒生存、发展的越来越重要，大众传媒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是否需要分离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传媒业的高度注意。1997年，《南方都市报》编委会的共识之一就是“报纸的目标是……采编与经营分离，与国际惯例接轨”，并坚决反对让记者、编辑拉广告。^[54]新闻信息与非新闻信息的生产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前者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合一的常见危害是广告借助新闻报道来加以伪装，既使新闻报道质量不合格，又蒙骗受众，无视商业诚信。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合乎市场经济规律，因此这样的主张不仅在21世纪前后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且源自国外的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的主张在21世纪初终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所采纳。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中指出：新闻采编人员要严格执行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分开的规定。不得以记者、编辑、审稿人、制片人、主持人、播音员等身份拉广告，不得以新闻报道换取广告，不得以变相新闻形式刊播广告内容，不得为经营谋利操纵新闻报道。新闻采编人员不得以订阅报刊为条件进行新闻报道，不得直接要求被采访报道单位或个人订阅报刊，更不得以批评曝光为由强迫被采访报道单位或个人订阅报刊、投放广告或提供赞助。2009年11月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第5款规定：“严格执行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分开的规定，不以新闻报道形式做任何广告性质的宣传，编辑记者不得从事创收等经营性活动。”采编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专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由于历史惯性或自身利益等原因，我国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尚不能正确认识编辑工作与经营工作相分离这一原则，带有广告性质的“软文”至今依旧有一定的市场。有研究者认为：“将记者看成营利者，积极后果是记者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再轻视受众，受众的选择——体现在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上——能够影响媒体，消极后果是新闻低俗化和假新闻泛滥。”^[55]这样的看法虽然颇为荒谬，但有一定的迷惑性，值得警惕。毫无疑义，采编和经营不分，很容易推动媒体对与本媒体广告、发行大客户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信息有意缩小、遮掩或扩大，从而导致新闻传媒面向社会传播的信息不合格或生发瑕疵，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传媒的公信力、影响力。比如《南方都市报》有关经济类版面在一段时期之内曾“形成采编广告合一的体制”，结果“少数精明的珠三角家电企业主们，看准《天下财富》在采编方面暂无原则性规定的空子，想方设法拖编辑记者下水，以送红包的方式达到发布自己想做的广告的目的”^[56]。对于那些面向市场并通过市场路径生存、成长的大众媒体，媒体首先是内容制造商。若媒体经由编辑环节生产的内容不合格，对于媒体的经营则无异于皮之不存，其毛自然无以附着：上游的产品不良，对消费者是有危害的；产业链中下游的印制、发行与广告依托如此产品将行之不远。诚信经营，方有助于财源细水长流，滚滚不断。打着新闻报道一类旗号而采编与经营不分的“软广告”，对于大众传媒的根本利益有害无益，容忍其存在实无异于饮鸩止渴。

相形之下，对于那些直接承担党和政府喉舌功能或涉及有关公共利益而并未直面市场的公益性媒体，则以远离甚至杜绝广告为上。按照我国2010年前后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规定，直接承担党和政府喉舌功能或涉及有关公共利益的大众传媒，其经济来源由中央或地方财政统一解决。这样一来，为了避免局部经济利益对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或有关公共利益的伤害，这些直接承担党和政府喉舌功能或涉及有关公共利益的大众传媒以远离商业广告为上；如果条件允许，则应坚决杜绝商业广告的刊发和从中赢利的行为。由于不允许我国的报刊、广播、电视这些大众传媒私有化，故2011年重庆开设不播放广告的公共电视频道，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央视一套和各地方电视台首套节目全部禁播广告，实际上均本自享有特殊政策保护的大众传媒业须回馈社会的政治逻辑和伦理道义。其实，主张我国央视一套和各地方电视台首套节目全部禁播广告的全国人大代表方明，在建议中所提到的不播广告的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公营媒体。实际上，在所获取的来自公共资源的支持上，国有公营的日本广播协会远弱于国有国营的我国电视台。既然国有公营的日本广播协会能够做到的，我国国有国营的央视一套和各地方电视台首套节目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做到呢？必须明确，开办不涉及广告刊播的大众传媒不应仅限于电视。只要条件允许，直接承担党和政府喉舌功能或涉及有关公共利益的报纸、期刊、广播，均应开办一定的禁刊广告的版面、波段。

3.编辑环节与记者采写环节相分离

编辑环节与记者采写环节相分离，在我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

先说不认同，即没有编辑环节与记者采写环节相分离的职业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新闻媒体，尤其是日报缺乏采编分离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内，尤其是前30年，不少报社，尤其是规模小的报社有明显的采编合一倾向，即编辑部的新闻工作者出门做记者，进门当编辑，且多自采自编。相形之下，西方新闻界以为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实施采编分离，记者外出采写，编辑在家编辑，各自分工不同。不过，西方国家有的非主流媒体，如美国的大众化日报，即俗称小报的《今日美国报》仍未实施采编分离。

后谈认同。21世纪前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深化，编辑环节与记者采写环节相分离在我国新闻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青年报》于1999年实行严格的采编分离制^[57]，主要原因在于既往的采编合一制正暴露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说：“编采合一是建立在部主任责任制和编委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的。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条件下，编辑质量下降，基础工作虚化，加上有偿新闻的侵袭，编采合一的弊端逐步暴露。”^[58]其中，编采合一容易滋生的有偿新闻危害最大。我国内地有偿新闻开始浮出水面，大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之初（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有偿新闻出现的初期，我国新闻界对有偿新闻的危害还缺乏清醒认识。不过，随着有偿新闻的恶性膨胀和危害的愈演愈烈，其弊端也越来越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所认识，并最终达成共识。毫无疑义，红包新闻是有“毒”的：一是损害媒体利益；二是损害包括形象和公信力在内的党和政府的利益。从有偿新闻中得到好处的，只是媒体内那些吃里爬外的害群之马与红包新闻所包装的“何人”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有偿新闻的本质，是稿件为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私利服务，是某些新闻工作者利用所谓的政策，其实是公权力的优势为媒体乃至私人利益服务。当然，因为无可避免地要触动既得利益，我国内地实行采编分离也不可能风平浪静：采编彻底分开，要组建两大平台，一是采访，二是编辑，但难免出现利益格局下的体制碰撞。“编采合一可以不受监督制约，自采自编。你现在要搞采编分开，这不是要在人口里拔牙吗？”^[59]相形之下，媒体采编分离的最大好处，是通过采编相互制约，有助于严把信息内容关，最大限度地避免夹杂个人私利的不合格稿件被刊播。可喜的是，我国主流媒体高层的态度倒是斩钉截铁：“新闻版的编辑与采访必须分开。”^[60]

4.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新闻评论）相分离

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相分离与报纸的年代类型相关。意见表达之于新闻传媒，往往落实在新闻评论上。所谓报纸的年代类型，指的是在报纸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因历史发展规律而先后出现的具有共同特点的报纸群体。言论报与事实报就属于中西新闻史中先后出现的两种报纸类型。所谓言论报，指的是报纸以刊发时政意见信息为主，新闻评论当家。所谓事实报，指的是报纸以刊发新闻事实为主，新闻报道最多。事实报的中心是新闻信息，新闻信息是报纸的主角；意见信息在报纸中处于第二位，是配角。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新闻评论）相分离，是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发展到事实报之后的必然结果。

以报纸为典范的新闻媒体由言论报向事实报的转移，主要源自成熟的市场经济。从新闻发展史看，作为较为成熟的大众传媒，言论报出现在先，事实报出现在后。在西方社会，由言论报转为事实报的完成大体在工业革命成功之后。以美国为例，该国上述转变的彻底完成大致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那么，西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由言论报到事实报的转变呢？概而言之，是市场经济使然。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健康的政治条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成功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再需要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做封建主义国王的喉舌，做保皇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攻讦的舆论工具，而需要大众传媒为资本主义社会全方位服务。这就是说，当市场经济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定型成熟之后，以往那种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的是非曲直之争基本消失。一个较为稳定而成熟的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现代社会，虽仍离不开言论，但对以言论信息为基本诉求的传媒缺乏大规模需求。相反，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是离不开丰富、多样而全方位的资讯润滑的，官方需要，民间也需要。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由言论报向事实报的转变就无可避免了。

西方主流新闻媒体讲求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新闻评论）相分离。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布雷德利说：“美国的报纸，记者和社论委员区分严格，工作组完全分开，版页也完全不同……我做这家报纸的编辑局长12年了，和社论委员们的聚会一次都没有……我从未参加过社论委员的会议……记者不应该参与评论，他们的责任是坚持把何为事实、何为新闻告诉给读者，而不应该在评论上多嘴。”^[61]在西方，相对于广播、电视，报纸最需要新闻评论；相对于新闻评论常常消失其间的大众化报纸，《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这些和主流社会联系密切的高级报纸最离不开新闻评论。

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新闻评论）相分离现已为我国新闻界接受。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故一方面需要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尤其是主流传媒由言论报向事实报转变；另一方面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多发又离不开是非争辩，美丑识别，言论还不能缺少与过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中国社会形成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纸媒与电子媒体并存的局面，形成主流大报以传播事实信息为主、以意见信息为辅的发展趋向。以意见信息为辅，始于主流大报政治取向的内在要求。21世纪，伴随市场经济在华夏大地的高速成长，推动了中国新闻界接受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相分离的工作观念，时下已有不少报纸仿效西方媒体的做法单设意见版面。《中国青年报》于1999年设立的“意见版”在我国内地属于首次。^[62]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2007年2月在所公布的报社《行为准则》中明示：“评论和报道要公开，评论要兼容并蓄，要包容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市场经济，是中西最终达成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相分离的共同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相分离，仅是关于新闻媒体而不是对所有大众传媒的编辑工作要求。相对于报纸而言，广播、电视与期刊往往要刊发比例更高的非新闻信息。在广播剧、电视剧、相亲节目、科研论文这些非新闻信息的刊载、播放上，并不存在新闻报道与意见表达相分离的要求。

5.出气阀观念

在出气阀观念的确立上，西方社会在先。出气阀观念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指的是通过媒体对有关信息，尤其是负面新闻信息、批评信息的刊发，发泄民众对官方以及有关管理层的不满情绪，从而舒缓、弱化民众不满情绪对社会平稳运行的危害与对政权运作的冲击。西方社会出气阀观念的自觉大体在“二战”之前。伴随工业革命的深化，资方与劳方的矛盾愈演愈烈。从18世纪40年代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社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斗争由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由消极到积极，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和平到武力，伴随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日益无以调和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为了应对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顺利运行，西方主流社会“二战”后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这就是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与政治上的福利国家建设。大众传媒也因此成为一种社会改良的重要工具。通过大众传媒对强势社会势力有关不当行为信息的披露，可以唤起一定的社会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豪强，维护弱势社会群体的正当权益，同时有助于将社会的不满控制在意见表达、情绪发泄的范围之内而不付诸行动。出气阀观念“允许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在不严重影响现状的情况下‘发泄一番’”^[63]，意在于体制之内化解社会矛盾，给弱势社会群体以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与实际，从而将社会矛盾信息化而不是付诸行为。其关键是维护现有政权。

我国内地主流社会基本接受出气阀观念，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对待新闻资讯，尤其是其性质负面者，我国长期予以严加管控。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泰伯》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的统治者虽然清楚应“为民者宣之导言”，即官方应让人民讲话，但终担心放言失控而一般还是坚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中的因素也包括曾经对苏联新闻模式的全盘横向东移。俄罗斯文化受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与欧洲的英法德不同，内存浓郁的来自东方的专制主义。依托俄罗斯文化建构的苏联新闻模式，最关键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而高度集中就是专制。我国传统文化与苏联模式合谋的结果，就是催促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新闻权力向上的越来越集中，“文革”十年为其顶峰。二是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缓慢而坚定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人空间不断放大，社会矛盾也有了新变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改革的有待深化，让权力的病态运作有一定的生存、发作空间，干部腐败局面相当严峻。除此之外，地区内外，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矛盾都有新发展。三是新出现的媒体，即互联网。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相伴相随的是不稳定因素旧的未净，新的又来。互联网的出现最终让既往的传媒控制对策破局：传统的新闻信息封堵对策按下葫芦浮起瓢，反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弄得鸡飞狗跳，国内外舆论哗然，影响很坏。2008年6月发生在黔南自治州的瓮安群体暴力事件，2008年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事件、石首市的“6·17”事件，可谓其间的典型。一系列由新闻信息应对不力导致的群体事件终于使党中央下定决心，主动应对，秉持疏导而不是堵塞，坦诚而不是遮掩的原则。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了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受到500多名群众的攻击。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造成两名胶农死亡。不过，党和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上有别于以往：受云南省委、省政府委托，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连夜赶往孟连群众聚集现场，不带警车，随行没有军警，与胶农直接对话，认真倾听意见，对群众的每一个愿望、诉求给予明确答复。正是信息公开，领导干部和群众直接对话并充分尊重后者，才推动事件于4天之内顺利解决。孟连事件标志着我国主流社会新闻观出现了重大转变，包括党中央在内的主流社会因此而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提供信息平台疏导社会怨气，有助于群体事件的酝酿化解于无，有益于群体事件爆发后早日消除。在我国内地，互联网具有西方社会所不具有的特殊政治功能：一是反映部分民意；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信息的封锁。相比之下，在西方社会，这样的政治功能因为传统媒体可以做到而无需互联网代劳。总之，新闻媒体的出气阀功能有助于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主流媒体应高度重视出气阀功能。广州《南方周末》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当代的社会改良进程中，《南方周末》的一些负面信息的报道与带有一定否定性的新闻评论，既具特殊的社会建构意义，又有赚取受众眼球的强大力量，即兼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受众眼球的获取，来自媒体高质量的信息内容服务。忽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机关报就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方封不了真正的主流大报。主流媒体往往是大报，以刊发硬新闻为主；非主流媒体往往是小报，即狭义的小报，以刊发软新闻为主。其中，小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小报，以刊发煽情报道或以名人为对象的通俗报纸，常常采取四开的版面。广义的小报，则仅指报纸的版面尺寸或形制，即四开的报纸，其下可二分为狭义的小报和小型大报，即四开的高级报纸或主流报纸。媒体的出气阀功能，本应由主流媒体多承担，但中国社会现状又使属于非机关报的小报有不算小的发挥空间，导致我国的小报有了一定的小型大报的色彩，以至于大报未必大，小报又未必小。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介绍：2008年6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发表讲话时将我国当下的报纸分为三种：官媒、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他认为：“都市类媒体要真心承担公民社会‘主心骨’的责任和力量。”这也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在。我国内地的机关报与大众化报纸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形成一定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