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中“性别问题”的争论

第三章　新闻业中“性别问题”的争论——来自报道前沿的经验教训

琳达·斯坦纳

●男性记者和女性记者的工作方式具有显著差异吗?如果有，这些差异是什么?

●在新闻业中，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如何产生影响?

●认为女人无法创作出和男人一样的报道，这种主张是怎样或为谁的利益服务的?

不仅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而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人们都在热烈地争论自然性别所带来的差异。用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的话来说，通常胜利的雄辩者能设法解释为什么女人不能做到男人做到的事。这种观点无疑适用于新闻业。男性记者、编辑和发行人非常肯定地认为自然性别在新闻业中关系重大。显然，这就意味着女性没法成功地成为一个记者。女性无法处理编辑部里复杂混乱的文化;而且，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女性试图进入编辑室，那么这会摧残女性的健康，而且最终将女性“去性别化”。

唯一清楚的例外是女性可以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报道女性。从修辞学上来说，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女人有着特殊的直觉，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和想要什么。相反，男人们缺乏描绘时尚、孩子的养育、烹饪和室内装修的词汇和敏感性。有些男人争辩说，男人为女人写稿或者写关于女人的稿子，就“不像个男人”。男人崇高的地位和专业名声依赖于专注的主题和关系的受众。这要求男人必须垄断对于公共事务、政治和战争的报道;而女人将限制在女人的话题和受众中。⁽¹⁾

本章认为，对基于“自然性别”的新闻实践的解释分析，并不像乍听起来那么陈旧过时。30多年来，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人士都回避解释本质上与自然性别相关的问题。取而代之地，他们一直提到社会性别或者是“自然性别/社会性别体系”。但是“社会性别”可能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修辞学特征或者解释的有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由于经济利润限制、管理期望，以及民族、种族甚至是政治，包括性别政治的影响，社会性别作为报纸产业中主要问题的导致因素，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所以本章将会简略地以新闻业中女性的历史作为开端。然后，我会对社会性别的运用进行一定的检审，对该术语的当代使用提出一定的批评。⁽²⁾最后我将再导入自然性别，并提出自然性别怎样影响新闻业，尤其是在战争报道中。女性对于体育与战争的报道是最具争议性的。在这两个竞争领域中，生理和身体非常引人争议。⁽³⁾

一个世纪妇女新闻工作的回顾

整个19世纪都听得到亨利·希金斯的牢骚，女人不能也不应与男人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情感和生理领域是相互独立的。社会性别的划分——私人与公共的、感性与理性的、休闲与工作——据说表现着新闻中其他领域的特征。至少在新闻业中，这些领域是有等级而不是互补的。随着商业广告的增长，以“自然性别”来划分专家和一般劳动力的声音也变得更为活跃。大批读者对新闻的需求日益增加，不断增长的广告支持引发了报纸数量的持续增长。随着工资的增长，在报社工作变得更具吸引力。不过，男人依然反对女人进入编辑部工作。

20世纪早期以及中期，这种观点发生了轻微的转变。当女人们开始在大专院校获得新的教育机会——包括新闻院系或是新闻教育项目——编辑和发行人就正确地预料到女人们会开始以更大的热情要求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回应，编辑们和其他男性新闻从业者们提出，雇佣和集中地培训女人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她们很快，至少最后都会辞职去结婚和照顾家庭。众所周知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编辑部实质上是不得已才雇佣女人。女人为各个版面写稿、报道，甚至是编辑，包括体育版。然而每一次，当战争结束，大多数的女人被命令为从战场返回的士兵们腾出位子。它的理由是，女人们喜欢再次将时间全部花在家里。为了防止女人们不愿意这样，有些女人之前就签订了同意这么做的协议。一些女人转去做地位低一些的工作;另外的一些则是全部从工作岗位上撤出去了。

对于自然性别差异的表述有时不是直接明确表达，但更通常的情况是，它们表达得极为明确。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新闻教科书和职业辅导用书中，提到了自然性别带来的差异，警示女人们警惕来自编辑部中男人们的敌意，以及她们只能去为女性或社会版写作(Steiner，1992，1997)。大多数早期的新闻教材、职业或业余辅导书是由男人写的——他们通常是活跃的或是曾经的新闻工作者。然而也有创作此类文集的女性，她们也同样将女人们引向了新闻业中那些低门槛、低地位的区域。

正如上文所说，女人为女人去报道女人。报纸需要吸引女性读者，因为她们是广告主的重要目标，而男人们本质上抗拒为女人写作或去报道女人。因为女人们的“稿件”是指面向女性读者的，而且她们被鼓励以一种非新闻体的、谈话的风格来写作。今天，她们也许不能被称作新闻工作者。更中肯地说，为了获得工作，许多女人接受了自己对女人生活轨道的出轨。通常女人需要这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零花钱”。真正的情况是，作为准许进入专业新闻界的代价，一些女人以更冲动易感的风格，发展出不同的话语或伦理原则。当然，女人们也报道不同的主题。但是一些女人发展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甚至许多女人对在这种与男性同事隔离开的领域工作感到满意，享受有区分的(客气的)对待和尊重。这个事实更多地说明了人们怎样对待工作环境，或是“天生的”差异。

不管接受或憎恶女性作者/主题/读者之间的同等，所有女人——以及为数不少的男人——都注意到编辑部如何把女人“作为”女人对待。⁽⁴⁾更重要的是，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新闻业中存在着规范的理想，包括那些已经在描述性作品中清晰表达的，不能完全控制实际行为。一些女人设法抵抗对女性的边缘化，常常将自己塑造为不同于女人的“例外”，比如自己像个男人。一些女人发展出与男人不同的工作方式、不同的标准/词汇/道德原则。还有一小部分女人静静地做自己的事，做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男人并不一定像他们的言语所显示的那样在行动上是性别主义者。一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编辑称女记者“不能像男人那样理解诚信或公平竞争”(Walker，1934: 248)。然而，他常常提供给女人，如伊莎贝尔·罗斯(Ishbel Ross)上头版的机会。⁽⁵⁾

作为例外的战争记者

在对何谓女性的认识出现变革的女性运动发展前的一百多年里，有一些女性，尽管数目不是很多，但作为专业记者取得了成功。她们为大众撰写了多样的总是由男人涉及的话题，包括公众事务和政治报道。她们甚至还报道国外新闻和战争新闻，由于战争的危险以及与男人的相关性，这些本是最显而易见排斥女性的报道领域。例如，1846年，《纽约论坛报》的文学评论家、著名知识分子与作家(妇女权利的先驱)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远赴意大利报道了一次革命(最终这次革命没能成功)，以及法国对罗马的进攻。1850年，在她回家的路上，富勒与刚和她结婚的意大利贵族丈夫以及他们的儿子死于沉船事故。富勒的朋友和家人显然出于保护她名誉的目的，毁掉了她大量的私人信件和文章(Von Mehren，1994)。虽然如此，富勒还是被人们誉为驻外记者。

简·麦克马纳斯·斯托姆斯(Jane Mcmanus Storms)尽管没有富勒那么出名，但也是和她同时代的一个浪漫的、充满精力的并备受争议的女性，尤其体现在她对墨西哥与美国军队的战争报道，以及对墨西哥内战的报道上。斯托姆斯替几家报纸写稿，主要为莫斯·耶尔·比奇的《纽约太阳报》供稿。1846年，斯托姆斯陪同比奇对墨西哥进行了一次秘密和平访问，其间她还给比奇做翻译，同时记录下她自己的观察。她的战争通讯发表在《纽约太阳报》和其他几份报纸上，为她赢得了赞誉。起码有一位颇有权力的议员抱怨她“对战争和政治具有男性胃口”(Reilly，1981)。回到纽约后，她成为《真理报》的编辑，这是一份西班牙语的报纸，支持美国吞并古巴。

俄国革命、1897年希腊与土耳其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争记者的女性数量很少，在“二战”中数量则增长了许多。尽管如此，她们仍然被视为“例外”。一些女性认识到她们之所以赢得战争报道的任务是因为她们能够保证从女性视角予以报道。鲁思·考恩(Ruth Cowan)，一位美联社记者，说她不懂什么作战策略，但她想把诺曼底登陆表达为“女人回家”(Wagner，1989)。更确切地说，女人们知道平民、政治领袖、士兵和记者“同事”们将她们“看作”是女性性别的化身，是女性中的一员。罗马尼亚总理曾反复向“二战”的战争记者询问，“美联社的安·斯特林格(Ann Stringer)什么时候回来?她拥有罗马尼亚最美的腿”(引自Wagner，1987: 7)。《波士顿环球报》曾以标题“在雷马根第一个跨过莱茵河的女战地记者”刊登了爱里斯·卡彭特(Iris Carpenter)的文章;一篇关于卡彭特本人的文章取了标题:“霍特表示，她比图片更具吸引力”(Wagner，1989: 28)。

女性通常会不理睬这种性别化，她们甚至不称自己为报社的女报人，而是报人。许多人夸耀男人不将自己看作是女报人，而只是报人。最有名的是《纽约先驱论坛报》柏林分部的主管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1955)。军方官员似乎为没有女洗手间这件事困扰，从而使得夏洛特·艾本勒(Charlotte Ebener)有理由将她的自传命名为《没有为女人准备的设施》(1955)。女人们强烈抵抗军方以没有“设施”为借口将女人排斥在外的企图。美国高级军官下令让玛格丽特·希金斯离开朝鲜，他们声称是因为“在前线没有为妇女准备的设施”。希金斯逃开了这个决定，她向她的朋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求助;后来她因为对朝鲜战争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希金斯这样的女人一般对于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注意是不在意的，她们通常认为性别化是不可避免的。回顾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冒险”报道，艾琳·科尔巴利·库恩(Irene Corbally Kuhn，1938: 73)评论到，因为男性记者的战争经验，新闻编辑室里总有一种“性别钟”:死里逃生后，男人们现在“带着强奸犯一样的色欲来及时行乐，生活意味着女人，而女人则意味着性”。所以库恩拒绝评论她所在的《纽约每日新闻》的编辑对人“中间部分”的关注。那位编辑想让她引诱一位被判刑的逃兵役者回到法国，库恩对此仅评论说这位编辑“比起其他男记者的进取心，他对我的性吸引力更有信心”(Kuhn，1938: 140)。

社会性别的发明

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们开始抱怨将自然性别作为一种自变量的普遍做法。她们反对那种未经证明和靠不住的认为身体会不可避免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张。她们建议将“社会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描述以往那些在性别上生物或解剖学的区分。盖尔·鲁宾(Gayle Rubin) 1975年的那篇文章现在已经成为经典，文中解释了“原始生物学的性别”如何被转化成为一种二元的性别体系，通过语言、一系列制度化，以及包括宗教、教育、媒体得到增强和自然化。而且，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之间概念的差异刚好显示出性别的剖析有可能是不重要的，因此不能再预先判断男人和女人的能力或潜力，不管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如果男人的主导地位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男性特权就该受到抵制。⁽⁶⁾

这种概念化的过程激起了不同学科的大量研究。一开始的焦点是放在女性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上，最后它甚至迫使学者们认识到男性和男性气质的问题。如此一来，一些社会性别批评家看到的问题(不称为女人而是女性，这个听起来更中立和非政治化)带来了持续的力量。由社会性别激起的研究特别注重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在新闻和大众传播中，对社会性别问题的谨慎注意使得我们得以理解，记者们如何期望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调节人们的生活，如何运用性别标准，以及使用社会性别话语。女性主义学，以其对社会性别的注重，掀起了历史性工作，发掘女性在新闻业中的代言人。

研究者们还没有成功地证明，作为记者或编辑时，男性和女性有何“本质上的”不同。至少，从记者的自传和论文集、纪录片和采访，以及一些经验性的数据中找到的证据，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女性记者们往往憎恶社会性别预示着新闻价值、道德规范、采访实践或写作风格的观点。⁽⁷⁾另一方面，有些女性不仅仅将编辑部中的雇用和提升看作是社会性别化的(性别主义的)，传统新闻价值是男性气质的，而且她们还以此为据声称，女性，至少是指被大量聘用时，作为记者她们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由于女性的生活是不同的(更多地与家庭相关)，她们会将不同的人与话题看作是有新闻价值和重要的。

来自越南的证据

1898年，女性对美西战争的报道被认为是强调了战争的影响，比如伤者和难民的困境，而男性则将焦点放在军事技术和战争战略上。对女性新闻和女性对于战争态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作为对这一争论的回应，越南战争中，关于女性对战争的报道是否不同于男性的争论再度出现。在此之前，游击队形式的战争从未被官方正式承认。越南战争是第一个在电视上被报道的此类战争，而且事实上，还是“实时”报道。前线的消失，放松的军事管制，以及记者们无需军方的许可就可以订购商业机票到达越南，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战争报道对女性的开放。在战争过程中，有467名女性从越南发回报道(Rouvails and Schackner，2000)。这并不意味着男人们愿意让她们出现在战场。莉斯·特洛塔(Liz Trotta)是第一位为美国电视进行持续越战报道的女性，她将男同事们的敌意归为他们感受到来自女性的竞争威胁(Trotta，1991: 98)。更糟的是，当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认出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是他以前的邻居后，开始禁止女记者们在野地过夜;但是女人们抗议了他这项法令，美国军方最终废止了这项禁令。

最近9位报道过越战的女性的回忆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历，同时也是对社会性别问题的一系列回应。一些女性说她们的显著性意味着她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重视，她们的问题也首先得到回答。一些则认为，士兵们喜欢和女性交谈，并且给予她们帮助。另一些女性认为军方中的男性拒绝帮助她们并且给予她们不想要的那种注意。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女性认为自己更能与越南人协调，报道战争“与人相关的一面”，而男记者们则强调美国和军方的立场。报纸上集结所有记者的报道，发现女人试图去描写越南的儿童和护士——因为战争不是“嘣嘣枪响”而是毁灭。根据鲁瓦尼斯和夏克勒(Rouvalis＆Schackner，2000)的说法，塔德·巴提莫斯(Tad Bartimus)曾说她喜欢写作那些被男性称为“哭泣的姐妹货”的越南报道。要知道巴提莫斯自己说过她报道过所有美联社记者们报道的领域:经济、难民、伤残的退伍老兵、停滞的和平会谈。同样地，安妮·莫里西·梅里克(Anne Morrissy Merick)，一位前体育记者暗示ABC电视网雇用她是为了避免性别歧视诉讼(Fawcett et al.，2002: 92)。她提到自己主要是进行“特写报道”，因为这是她的任务所在。而男人们喜欢报道战役，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战役能保证让他们的报道在晚间新闻上得以播出。

相反地，几位女记者说，她们讨厌去做这类报道。其中一些拒绝去写“女人的故事”，因为这种刻板成见贬低她们的身份，也因为这类报道更容易被删减。登比·福西特(Denby Fawcett)辞去女性专栏的工作，作为一位自由撰稿人跟男朋友去了越南。在她男朋友换工作后，她得到了原属于他的战争记者的职位。她坚持着“我所发出的报道和我的男同事们所能报道的一样，主要是因为我再也不想成为一个配合别人的女性专栏记者”(Fawcett et al.，2002: 16)。实际上，男性和女性同样写“人情味”故事和解释性报道，分析什么导致了战争及战争的影响，同时他们也一样做出关于各个战役和战争策略的缺乏感情色彩的报道。⁽⁸⁾

近来，女性再次被指出在战争报道上不同于男性，她们注重战争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平民和非武装受害者的关注。例如，有些人说只有女记者们才会认真地揭露对波西尼亚妇女的系统性强奸，将这看作是一种战争武器。不过，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越战，对于女性这种报道立场的解释并没有提到男性和女性工作的自然或社会条件。不管在何种程度上，不论是在1898年或1998年，女性采用了人情味的方法或是关注“间接伤害”，都可能反映出编辑指派女性去做什么和男人们是怎样编辑她们的报道的。这反映出女人要承诺做些什么才能得到工作，以及在性别主义的男性军方人员阻止她们进入时，她们得做什么。重要的是，这些解释性的故事让我们回想，让我们尊敬。有些记者比起其他人来更有天分，或是勇气。但女人在战争报道方面似乎并不具备什么“特质”。

针对社会性别的争论

将自然性别重新导入讨论中的观点是依赖几个命题而存在的，第一是社会性别自身是被严重扭曲的，以致它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价值。比起自然性别来，社会性别更确实和完全地被一分为二。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被合并了，自动地当作是一样的。正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1999)所承认的，女性主义者们无法阻止它的堕落。不是所有的传播研究都像约翰·格雷博士的那样，将“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视为绝对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和本质对立的。这位自诩为社会性别差异“专家”的人出版了十几本书，声称用“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洞察力”来解释为何《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他们是如何成为“对立的性别”的⁽⁹⁾。这是极端扭曲的例子。但是更为普遍的社会性别的含义，或者它的普遍性都失去了批判的边界。现在它代表着性别间因然的和自然的不同。

我们再扩展到学术作品中来看这个问题。我对一个“旗舰”学术期刊《新闻传播季刊》2000年到2003年发表的所有相关文章进行检审，并对其他几份媒介研究和新闻期刊中的相关议题进行考察，发现那些将社会性别和/或自然性别作为变量的人，很少发现这是个问题。对于研究性别问题的学者来说，几乎所有人都将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看作是可以互为替换的。一些人把社会性别当作变量，将他们定义为男性和女性⁽¹⁰⁾。这种将社会性别当作自然性别的用法也许是一种口误，反映出对男女都是社会存在这一概念的广泛接受。这也许和政治正确性有关，或是避免使用自然性别这样的术语，因为它带有生理—生物的含义。但这也同样暗示着，这个概念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对传统话语产生动摇。

另一论点，带着对新闻学和新闻历史中的有趣推论，便是对于女性是否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同于(或甚至是与其相对的)男性的单独群体的持续争论。女性是否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与生俱来的本能经验)，或者说社会性别差异是否最多就是一个人造品，是父权制权力的手段。在凯·米尔斯(Kay Mills)的“女记者们有什么不同?”一章中，这个曾是记者的新闻历史学家举出了一个例子。米尔斯(1997)无差别地使用“女性”和“女人”这两个术语，但她注意到了“社会性别”的影响。她说女人以不同于男人的方式写作和广播。尽管她们所受的新闻训练都是一样的，她说女人们“不同的一套经验”使她们具有了特殊的敏感性。

米尔斯那章的标题使用过去时态也许会更具意义。也许女人们坚持做某些不同的事情(问不同的问题，采访女人，包括地位低下的女人，关注女人的经历与关注女性的主题，雇用女人，奖励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促使了新闻定义、编辑部文化和编辑政策发生变化，现在男女记者在一个已经转变了的环境中工作，社会性别已经几乎没什么影响了。也就是说，一旦女人们在编辑部里形成一定数量，特别是当她们突破职业瓶颈达到了管理层的职位，她们就能成功地带来新型的报道——吸引女性受众和对她们有重要意义的报道，以及与女性生活相关的报道。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研究者所看到的故事都不是没有协商过的产品，而是经过高度编辑的。新闻报道是经过多层次的协商才得以发表的。当记者的社会性别无关紧要时，也许正意味着历史中某一时刻的到来。

自然性别的重要性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没有否认女人身体的吸引力和性特征被继续剥削利用，也不否认编辑部里继续存在着双重标准。利兹波特·范·祖能(Liesbet van Zoonen，1998: 44)评论说，女性特质已经成为了“市场驱动的战争新闻中明显的成分”。我把它称作性相。也就是说，批评自然性别，而非社会性别，能更清楚地界定和指出问题的所在。尽管就业率统计会显示不同的状况，电视行业中问题非常明显，而原因也显而易见:吸引受众比获得信息更难。男主持人和记者可以变胖，头发可以变花白甚至是秃顶，年长的女性却得被迫离开出镜岗位，以免使男性观众疏远。

英国女性比美国女性明显更关心这件事。在BBC，播报新闻长久以来都是女性的工作，因为新闻播报员只是一个花瓶角色，只是为了好色的男观众的需要而存在的(Holland，1987)。安娜·塞巴(Anna Sebba，1994)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女记者人数显著增加，这是因为女性具有视觉吸引力，且能减轻暴力新闻带来的不适。驻外记者凯特·埃迪(Kate Adie)批评BBC管理层偏爱那些拥有“可爱脸孔和可爱臀部”的女记者胜过那些拥有新闻经验的女记者(参见Chambers et al.，2004)。而美国记者们同样对市场或利润驱动、个性化要求、关注名流，以及向“治疗”新闻转变感到失望。说得直率些，问题就是性。做出大多数这类迎合的都是女性。是女播音员在调情地笑，问一些个人问题，拥抱强奸犯。女性被操纵着去吸引男性和女性受众。但事实是，女性在新闻中受到嘲笑，以社会性别差异的名义，但实际上展现的并没有多少社会性别，而更多的是自然性别。管理层雇用市场调查机构，发行备忘录和指南手册，在会议上对穿着、笑的程度，以及和其他记者交谈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要求。广播电视新闻，就全球范围来讲，女性的外表在决定是否雇用和指派何种任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战争新闻的情境中。在印刷媒体中情况也是一样，管理层可以要求更多人情味的“触点”，塞入更多个人言论以及个人信息。

此外，女性记者，特别是报道战争的女记者们，常说她们遭遇到来自性别主义者的差别对待或歧视。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她们。她们非常确定她们与男同事一样，在工作的时候不是性别的化身，而下班后恢复自然的性别。说记者与其他人不同，人们产生置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记者也似乎勤勉地否认他们的自身经历，包括他们作为性别化身的经历。无论这种企图造成了怎样的歪曲，也许记者可以相对地忽略社会性别规范和期望。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是，印刷媒介的从业者，尤其是广播新闻从业者受到了来自市场日益增长的压力。他们必须为获得受众的注意而竞争。他们必须帮助合伙人满足广告主的需求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也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对自然性别的利用。女人们长久以来都是依据她们的外表被雇用、解雇和评价的，尽管审美标准在变化，而且很难评断哪种女人算是极其性感的。20世纪70年代NBC的“黄金女孩”杰西卡·萨维特(Jessica Savit)自己承认由于她的美貌而得到超出她工作能力的升职。而20世纪80年代，克里斯蒂·克拉夫特(Christine Craft)因为“太丑”而被解雇，尽管她接受了电视台所要求的珠宝、化妆和穿衣训练。2002年，CNN为了力捧它的首席主持人宝拉·扎恩(Paula Zahn)播放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遭到了全面的批评。广告中问道:“你到哪儿能找到这样一位具有煽动力的、超级聪明的，还有点性感的晨间新闻主播呢?”

提高女性的职业数量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祖能(Zoonen，1991)注意到，在荷兰，现在从事电视报道的女性要多于男性，这种增长带来了一种电视新闻的隐私化。她这么说是指对人情味故事的关注，一种对待新闻读者的个人话语模式，以及将政治事件当作个人问题的报道方式。祖能哀叹女性所面对的“双面陷阱”:女人可以选择在公共领域中完全平等的融合，但会失去一些被高度看重的私人领域价值观念;或者她们也可以选择即使在公共领域，也保持她们的私人领域价值观念，而仍然被视为不同的(Zoonen，1991: 228)。但是，祖能的分析颇为复杂，相同与不同的困境是一种历史的特殊产物。至少在媒介产业中，它仍是一种生产，而非选择。

结　论

冒直言之险，这些问题，以及本质上与社会性别相关的问题，并不是女性主义的错。隐私化并不是由于以女性主义原则重新规范新闻造成的结果，而是为企业掌权者服务而带来的。理所当然地，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理论上反对无人情味的规范与作为男权主义者标准的客观性。她们尤其支持提拔女性记者。她们不鼓吹女性在人际传播和亲密行为中具有假定的技巧，也不鼓吹雇用性感迷人的女人。因此，女性在广播工作中的种种优势都重新清楚地表达了传统的女性主义，这不是由于社会性别的假设(或是被误导的女性主义原则)造成的，而是由于市场议程。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概念，社会性别给女记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荣誉。它同样也鼓励雇用女性作为高层管理者或其他性别不是那么分明的编辑部职位。但是，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即使被“正确地”概念化了，在一定情境中(追求轰动效应的问题)，可能会将批判的注意力从编辑部中更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如记者们的态度(包括一种对受众严肃需求的玩世不恭)、产品过程和市场营销。女性主义的分析是有用的，将女性主义理解为一种释放的、变革性的运动，它想要拆除基于经济驱动的相互建构的束缚，以及批判与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性取向和种族划分相关的种种压制性的假设。而这里，我们要做的是对主要问题进行女性主义分析，包括对女性的性别化分析。

参考文献

Banks，E．(1902) The Autobiography of a NeWs paper Girl．NeW York: Dodd，Mead．

Chambers，D．，Steiner，L．and Fle Ming，C．(2004)Women and Journalis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Ebener，C．(1955) No Facilities for Women．NeW York: Alfred Knopf．

Elwood-Akers，V．(1988) Women War Correspondents in the Vietnam

War 1961-1975．Metuchen，NJ: Scarecrow Press．

Fawcett，D．，Mariano，A．B．，Webb，K．et al．(2002) War Torn: Stories of War from the Women Reporterswho Covered Vietnam．NeW York: Random House．

Higgins，M．(1955) NeWs is a Singular Thing．Garden City: Doubleday．

Holland，P．(1987) When aWoman Reads the NeWs，in H．Baehr and G．Dyer(eds) Boxed in:Women and Television．London: Pandora，pp．133-150．

Kuhn，I．(1938) Assigned to Adventure．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Mills，K．(1997) What Difference do Women Journalists Make? In P．Norris(ed．) Women，Media and Politics．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lly，T．(1981) Jane McManus Storms: Letters from the Mexican War，1846-1848，s 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LXXXV: 22-44．

Rouvalis，C．and Schackner，B．(2000) Fe Male Correspondents recall their historic role reporting from Vietnam．www．Post-Gazette．com/ magazine/20000330namwomen2．asp(accessed 30 March 2003)．

Rubin，G．(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in R．R．Reiter(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cott，J．W．(1999)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bba，A．(1994) Battling for NeWs: The Rise of the Woman Reporter．London:Hodder＆Stoughton．

Steiner，L．(1992) Conceptions of Gender in NeWs reporting Textbooks，1890-1990．JournalisM Monographs，no．135．

Steiner，L．(1997) Gender AtWork: Early Accounts by Women Journalists，JournalisM History，23(1): 2-15．

Trotta，L．(1991) Fighting for Air: In the Trenches with Television NeWs．NeW York:Simon＆Schuster．

Von Mehren，J．(1994) Minerva and the Muse: A Life of Margaret Fuller．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Wagner，L．(1989) Women War Correspondents of World War II．NeW York:Greenwood．

Walker，S．(1934) City Editor．NeW York: Frederick A．Stokes．

Zoonen，L．van(1998) One of the Girls? The Changing Genre of JournalisM，in C．Carter，G．Branston and S．Allan(eds) NeWs，Gender and Power．London: Routledge．

Zoonen，L．van(1991) A Tyranny of Intimacy? Women，Fe Mininity and Television NeWs，in P．Dahlgren and C．Sparks(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London: Routledge．

【注释】

(1)本章基于美国历史与当代情景而写。不过，这个观点也适用于英国，尽管时间段有所不同(例如，英国女人在编辑室成功获得工作的人数不及美国，数量增长也比美国晚许多)。不过理论概念是相同的。

(2)我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批判意味谈及社会性别。而且，我一开始就承认习惯是难以改变的。谈到女性主义学者论述社会/文化结构比生物学和解剖学更有影响力时，我指的是社会性别而不是自然性别。我想将男人与女人看作是社会种类。我时常将“男性的”作为一个形容词，但我避免说“女性的记者”，这种说法似乎过度强调女人的身体和性特征，我更喜欢使用“女记者”。

(3)讽刺的是，尽管女性坚持说她们也能和男性一样报道体育，但是体育，特别是它的更衣室仍然是男性的堡垒。

(4)伊丽莎白·班克斯(Elizabeth Banks)在她的《一个报纸女孩的自传》的开头中描述到一个发行人是如何回应她最初的工作申请的:“做什么也别做一个女报纸从业者。”(Banks，1902: 6)在其后我所阅读过的大概100本由女记者所著的自传中，没有一本不提到这类事情。

(5)在20世纪70年代，规定与描述之间的分歧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着。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职业著作和新闻报道教科书很快从主张自然性别很重要转向称社会性别不应有差异对待。但现实是，编辑部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反映这种转变(Steiner，1992)。

(6)值得注意的是，区分相似概念，如“种族”和“族群”，或者甚至是在指示性取向时“同性恋”和“同志”的区分，是政治与生活方式的文化选择的集合。

(7)不管其学术功过如何，她们的观点始终带有一种普遍的记者的哲学，即认为记者是客观的专业人士，因此可以超越自身。

(8)与刻板成见相反的是，男性和女性在战争的“正确性”问题上存在着相似的分化(参见Elwood-Akers，1988)。

(9)约翰·格雷的《火星和金星的饮食与锻炼方法》在序言中将脑体中的荷尔蒙差异作为其主张的基础，“社会性别洞察力与我们的健康、幸福和体重控制息息相关”。

(10)正如新闻报道是被编辑过的(用词的选择甚至文章结构都会被编辑改变)，书籍和期刊的编辑们也会改变作品的用词，或要求作者做出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