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观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演进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16世纪以来，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勃兴，使技术的效能越来越受到人类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技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度也随之增加。自亚当·斯密以降，许多杰出经济学家都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1.亚当·斯密并不清晰的技术观

在西方经济学界中，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决定了一国的总产出。他同时也认为，“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只能由两种方法来增加。其一，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其二，增加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有用劳动的生产力改进，取决于：①劳动者能力改进；②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在这里，劳动者能力的改进，机械的改进，显然可以被划入技术进步的范畴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除了经济增长三个基本要素(劳动、资本以及土地数量)之外，技术进步应当被视为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要素。

2.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

与亚当·斯密相比，熊彼特更为清晰、明确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的重要能量。事实上，技术创新的概念也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遵循的模式是：①有一与科学新发展相关但已能确定的基本发明流，它们大半处在现有企业和市场结构之外，基本上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虽然可能受到潜在需求的影响。②一群企业家意识到这些发明的未来潜能，准备冒发明和创新的风险。③当一项新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创新被做出之后，它将打破现有市场结构的平衡状态，成功的创新者将获得短期的超额垄断利润，但这种垄断会随着大量模仿者的进入而削弱。⁽¹⁾在熊彼特的论断中，技术作为外生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被突出强调。他还指出，技术创新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企业不能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获得发展。

3.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决定论学者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根源。

率先认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索洛在研究中首先假设经济增长中有3/4的部分是来自劳动力的增长，另外1/4部分来自于资本的增长。按照这个模式，索洛对美国1948—1984年这36年间的经济增长的投入与产出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实际增长比理论结果高出的比例达到66％。由此，索洛认为这部分来源于科技进步。⁽²⁾这即是“索洛残差”。“索洛残差”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索洛指出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部分是来源于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另一部分则来源于由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这表明，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函数，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也即是说，是技术进步，而不是储蓄行为或政府政策最终影响长期增长率。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提出了“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他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索洛模式的观点，同时还得到一个重大发现，即在经济增长的计量中，总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大于资本与劳动的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因而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剩余”，这一剩余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³⁾他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前者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后者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节约、不规则因素等。他同时指出：“由于知识成比例于生产的进展，它能从既定资源数量的提高获取产出量。对于单位投入产出量的持续长期增长来说，知识进展是最大的和最基本的原因。”

从这种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索洛还是丹尼森，他们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显现出某种技术决定论的色彩。

4.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内在变量说

与其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把增长建立在内在技术进步上，他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内生化的技术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⁴⁾在理论上第一次给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引入了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根源在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差别，知识能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和资本一样是通过投资而得到的。

第三，过去投入的资本可使知识得到积累而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其逻辑是投资能促进知识进展，知识又刺激投资，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永久地提高一国的经济增长率。

由此可见，该模型把知识和人力资本，也就是技术内生化，强调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

5.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技术——经济增长论⁽⁵⁾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始终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和既定前提，而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则在经济增长分析中引入制度变量，他认为：制度安排好坏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水平，进而体现经济增长快慢。其观点包括：

第一，技术进步不是经济增长原因，而是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

第二，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减少其与社会收益水平的差距。

第三，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专有权能够得到所有权体系的有效保护，同时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能够实现，则经济增长将会得到促进。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也充分认识到制度调整对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除上述几个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外，西方还有众多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中或多或少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出，在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学家对技术予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力量的认识也从模糊到清晰，从技术决定论的较为极端观点走向了加入对制度的考量。这种理论认识上的发展和变迁也对媒介与技术的分析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坐标体系。